备受关注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按照议程设定即将召开，中国政府和智囊团成功营造了舆论氛围，为三中全会可能涉及的各项改革建立了广泛的理论支持和民意期待，也为交流具体改革措施的逻辑和好处提供了基本框架。虽然也有“唱衰”的声音，最后还是会软着陆于寄望此次三中全会成为第四次改革开放最大突破口的轨道上来。
各界对三中全会的改革期待也不是无源之水。仅习近平就不止一次地对外释放着全面深化改革的讯号：7月末在湖北调研时，将当前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和挑战的解决敲定在全面深化改革上，彼时提出的“习六点”也被媒体火速推广为三中全会的总基调；10月7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向世界发出改革的心声，“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同月23日，习近平在钓鱼台国宾馆再三开宗明义，“我们将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并作出总体部署。”
提到改革开放，人们会自然而然想到邓小平和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因为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改革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被提了出来，邓小平南巡时也警示“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在一次公开演讲中，一边忧心于中国现有整体正在离“优良政体”越来越远，一边倡议中国急需进行第四次改革开放，从而实现政治接应政治，并将实现政治转型、坚守优良政体作为主攻方向。
在许章润看来，一百多年来，中国曾经有过三波“改革开放”，各有35年，蔚为中国近代史的主线。1860年到1895年，清政府启动了第一波改革开放；1902年到1937年，清的变法修律、北洋新政和国民政府的黄金经济十年，共35年，大开大合，是第二次改革开放；从1978年到现在，再一个35年，是第三次改革开放。本轮改革开放于“发展经济社会，建构民族国家”上多有成就，而重缔意义秩序，则需慢慢推进，文火慢工。唯独在建设优良政体一事上，出现了阻碍，说明此为根本，真是到了“攻坚”时段了，急不得，也等不得。
每隔35年一轮改革是学者刻意通过玩弄数字游戏诉诸历史发展之必然，还是纯属巧合，只能是公说公理、婆说婆理。按照此改革开放周期来算，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距离1978年也恰好35年。加上官方一再外溢的改革决心和主流舆论场营造出的改革最强音，难免给公众造成“第四次改革开放”即将开启大幕的错觉。再加上君权神授、轮回说、周期论在中国一直是大有市场的，故而也就强化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改革愿景。
实际情况可能并不如人们预想的乐观。随着思想市场的不断开放，这种仅靠数字规律得出的推论也一再沦陷，一再被证伪。所以三中全会前顺应地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民意期待：乐观派认为三中全会会出台一些让人眼前一亮的改革新举措；悲观派则认为不会有什么新意，充其量只是语言表述的精致和成熟。一个形象的类比是，这次三中全会端上来的菜可能看上去更加诱人，色香味俱全，但内里的材质和加工还是与以往一样，属于新瓶装旧酒。
而在一些自由民主派学者看来，不涉及政治领域改革的三中全会，充其量只能算是走过场。加之胡温时代很多政治承诺没有兑现，所以即便习近平喊出了深化改革的口号，采取谨慎乐观态度者还是居多。比如中共前任总理温家宝，多次在重大国际场合强调要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也曾断言“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然而现实情况是，直至其以“三鞠躬”谢幕，政改也没有实际迈开步子，也没有给出具体的改革路径。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则干脆断言“政治承诺是靠不住的”。此文正是酝酿于宪政大讨论期间，故而也呈现了对高层政改承诺的不指望态度。
刨除这些或建言或唱衰的声音，十八届三中全会作为习近平上台后的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即便不能如外界期待的那般成为“第四次改革开放”的开端，也可以退而求其次成为最大突破口。期间，可能遭遇既得利益的阻扰，也会有理念上的偏差，但只要方向是对的，执政者也有意兑现承诺，好的开始就已经成功了一半。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任剑涛将中国的现代新生归结为八个字：始于革命，成于改革。“始于革命”，说的是用革命争取了领导权，用毛的话来说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自然而然地，彼时中共的政治合法性来源也寄托于此。“成于改革”，意味着中共能否继续拥有执政合法性的筹码。既然改革与否决定着成与不成，此次全方位改革气氛浓烈、民意高涨的三中全会将不失为一个好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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