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追问习近平:能否撼动特权利益集团？

      西方媒体对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提出的改革方向有着各种解读，而焦点集中在改革能否摇撼既得利益集团。普遍的论点认为，触动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集团有着相当的难度，尤其是中国强大的国企。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由于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民众对此次全会提出的改革方案期待很高，以至于将其视为继改革开放之后另一次最为重大的转折点。外界对改革的方向和内容有着各种解读，中共官媒最新的评论有所暗示，即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包括转变政府职能、建设市场体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另一方面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这将涉及国家、企业、居民之间以及中央地方之间利益格局的调整。

　　三中全会也受到西方媒体的深度关注，有媒体根据“383方案”认为改革将涉及行政管理体制、垄断行业、土地制度、金融体系、财税体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创新体制以及对外开放八个领域，但也有反对意见认为改革的内容根本不可能这么宽泛。但不管如何，西方媒体问题的焦点集中在改革能否摇撼既得利益集团。

　　英国《金融时报》11月4日撰文分析称，中国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但十年之后中国经济似乎更依赖于投资，习近平在本次会议上必须要力挽狂澜。有观点认为，除非出现危机威胁到捍卫现状者，北京无力推行棘手的经济改革方案，但也有人认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383方案”是中央意志的体现，是最具气魄的自上而下的经济改革措施。

　　但文章认为，三中全会的内容不可能像“383方案”那种激进，后者完全“像IMF的一份愿望清单”。当权派中也有保守派和反对的声音，改革阻力相对较小的领域当属金融。对中国国企而言，放松利率远没有将其强行拆分那么可怕。此外，逐步开放资本项目、放松资金的跨境流动也能让该政策更易于推行。

　　因此，此次全会将循前两年的旧例，一方面在金融自由化等看得见的方面着力，另一方面对土地私有化等更敏感的问题上作一些含煳的表态。不管怎样，文章认为一些大胆的改革提议得以公开示人并讨论，说明持改革论的经济政策思维已经在北京生根。

　　《华尔街日报》11月11日撰文指出，本次全会的核心问题在于习李是否能触动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集团。文章认为，中国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具有共性：中央部委争夺影响力和资金；地方政府维护企业以保证就业和经济增长；国企阻抗使其面临更大市场竞争的政策。文章称，大型国企是其中尤其强大的利益集团，其影响力继承自计划经济时代，千方百计规避中央的各种限制和规定。而此前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被双规正是中共敲山震虎，试图推行政令的前奏。

　　文章称，领导层已经示意政治改革不在考虑范围内，中共党校《学习时报》原编辑邓聿文认为，除非打破体制中的既得利益集团，根本无法推行政治改革；而如果不提升整个体制的透明度，利益集团就可以继续暗箱操作谋取私利。

　　美国《商业内参》11月10日发表的文章认为，与35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相比，改革的阻力更大。文章援引中国政治分析人士裴敏欣的观点认为，1978年之时，改革的反对者主要是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反对派本身不是经济上的既得利益者，邓小平当时只需要在党内找到支持改革的同盟。而如今，政治精英直接依靠国有经济获益，深化市场化改革、强化竞争机制只会损害到他们的利益和特权。文章称，只有利用来自党国体制外部的压力，才能迫使既得利益者接受自由化的改革。

　　《华盛顿邮报》网站11月8日刊登题为《中国面临的挑战》（The challenge from China ）的文章认为，三中全会标志着当代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波改革，中国面临着严峻挑战，需要实施大刀阔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才能避开许多一度增长迅速的发展中国家落入的“中等收入陷阱”。改革将是全面的，涵盖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结果如何尚不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中不包括民主化举措。改革很可能涉及提高中国行政部门能力、效率和诚信度的行政调整。

　　美国《福布斯》网站11月6日分析认为，无论习近平的政策能否像邓小平的政策那样具有决定性，习近平都别无选择，只有实施这些政策。正如邓小平当年面临的情况一样，目前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模式都已接近极限。此次三中全会的重要性在于，中国正处在一个拐点上，而这个拐点是中国领导人所不能忽视的。

　　彭博《商业周刊》网站10月31日援引伦敦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研究所的分析称，考虑到外界的期待甚高，此次全会的结果很可能让人失望，尤其在国企方面不会出现任何重大的动作，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过于强大。

　　《纽约时报》在11月11日的文章中也表达了与《彭博周刊》类似的观点。文章引用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研究所以及瑞银集团报告认为，政府对包括新土地改革、国企改革、地方政府债务和财税体系动等方面不会有太大的改革，人们不用应该对这届三种全会抱有太高期望。因为这些问题极其复杂，而国企的既得利益已根深蒂固、盘根错节，要撼动极为困难。曾任赵紫阳主持制定《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的吴伟表示，“当前政治气氛下，既得利益集团反对市场化的改革是必然的，三中全会最后通过的改革方案，必会在既得利益集团狙击下搞得虎头蛇尾，即使能出台一些值得期待的改革措施，在执行中也大多会半途而废”。

　　《经济学人》11月撰文称，当初人们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能拿出怎样的改革措施，以拯救摇摇欲坠的中国经济也不抱希望，但结果却是邓小平大刀阔斧的改革解放了中国生产力。不过，如今的中国不再拥有廉价劳动力红利，效率低下的国企和倒错配置的资本资源将危及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因此中国领导层迫切需要改革。但中国不可能提出大刀阔斧的、针对国企的私有化日程表，触碰利益集团的阻力非常巨大。而例如改变目前国企效率低下却能优先获得廉价融资机会的政策；减少对国企的特殊优待；推动利率、汇率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解放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等都是当务之急需要解决的问题。虽然包括国企老板、共产党内部的既得利益集团都是阻挠改革的势力，但“习近平必须克服这些阻力，这样才能名垂青史”。

　　此前，不少分析人士都认为，国有企业将成为改革的一大目标，但美国前在台协会会长包道格（Douglas Paal）认为，公开的改革不太可能，原因有二：其一，中国的国企仍具有盈利能力；其二

　　，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不少党内保守派坚持只有占有“生产资料”才算是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很多国企带有寡头性质，而且不少“太子党”从国企中获利甚丰，但国企背后的利益集团实在太强，这次会议上不太可能与其进行正面交锋。

　　因此，一种可能的结果是金融改革派通过间接手段侵蚀国企的统治地位，创造更具竞争性的市场环境。如果中共能就利率自由化达成共识，则可能迫使国企提高效率和竞争力；如果政策鼓励私营企业的发展，将央企分解为地方企业，这将为中国摆脱“中产陷阱”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