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五大权利集于一身 中共正向个人专断演变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国会发表过演说后离开国会大厦。（2013年10月3日）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

　　本次三中全会公报，正好与习近平特别强调的“三个不写”相反，多为“一般性举措，重复性举措，纯属发展性举措”。但是，综观全局，从公报那虚实相间的套话官话之中，还是可以清晰把握这次三中全会的政治意涵：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与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设立，中共的集体领导这一寡头体制正向个人专断演化。

　　实招：通过“警察革命”重组权力

　　党媒等预先告知的三中全会十大看点，其中有三大看点乃是实招，如“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创新化解社会矛盾体制”、“.深化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后两点语焉不详，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组建可看作是“创新化解社会矛盾体制”的实践。将原有的公安、武警、司法、国家安全部、解放军总参二部三部、总政对外联络部、外交部、外宣办等部门组合成国家安全委员会，并使该委员会成为继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之后成为中国第5大国家机构，总管军队、公安、外交、情报领域事务。据各种消息猜度，习近平将任该委员会最高首长。

　　为了给人以仁慈的印象，多年来颇受诟病的劳教制度被废除。问题是，有前苏联的KGB这一“国家恐怖主义”机构的前车之鉴，中国人只要脑子不煳涂，都明白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是苏联KGB组织在中国的再现。有了这张天罗地网罩着，收起“劳教制度”这只装人的口袋，并不意味着国人进监狱的机率变小，“警察治国”的恐怖统治之下，各种名目的抓捕失踪随时都可能发生。

　　按中共的政治逻辑，党即国家，国即是党，所谓“国家安全”就是“红色政权的安全”。成立国家安全会的目的，外交部发言人秦刚11月13日在答记者问时说得很清楚：“毫无疑问，中国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恐怖分子紧张了，分裂分子紧张了，极端分子紧张了。总之，那些企图威胁和破坏中国国家安全的势力紧张了。”

　　熟悉中共政治话语的人都明白，所谓“恐怖分子”，特指新疆维吾尔族的政治反对者；“分裂分子”则特指西藏的政治反对者；所谓“极端分子”涵盖面最广，凡属批评中共政府及高官及讥评时政者，都可被视为“极端分子”。今年8月出台的互联网“七条底线”中就包括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国家利益底线、社会公共秩序底线和信息真实性底线等，这几条底线涵盖范围极宽，加上解释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大大提高了中国人言说的政治风险。

　　我曾写文章批评习近平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效法前苏共总书记安德罗波夫的“警察革命”，将从腐败的官僚手中夺回的权力交到擅长阴谋诡计的秘密警察手里，等于为很不自由的中国人再套上一道沉重的政治枷锁。

　　虚招：支应经济社会问题

　　为什么说支应经济社会的招术是虚招？一是因为避开重症，二是所开药方大都是虚言。胡温时期留下的问题最严重莫过于经济高度泡沫化、政府全面腐败、生态环境濒临崩溃，以及镇压机制暴力化。三中全会除了毫不含煳地强化镇压机制之外，其余全以虚招应之。

　　中国的经济泡沫，主体当然是房地产泡沫再加银行坏帐与通胀。减退经济泡沫的关键是挤去房地产泡沫，消化银行坏帐（官方最新数据是坏帐10万亿，约占银行业所有贷款的14%）。但三中全会公报对此不置一辞，在公报中散见一些与土地有关的话语，如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等，虽然含煳不清，但却表达了继续开发房地产的意图。

　　对于非常严重的政府（官员）腐败，报告只是老调重弹，称“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至于人民通过什么有效的制度通道监督权力，报告只字未提。

　　对于生态环境全面恶化的问题，报告虽然多处泛泛提到“建设生态文明”，称将“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却只字未提整治国土，例如如何修复重金属污染之农田。如此空泛的提法，无法遏止中国的环境污染。当局曾设置18亿亩耕地红线，早就被各地政府想方设法突破。相较于耕地红线，生态红线的伸缩空间更大，更容易被钻空子。生态补偿机制的推行已历多年，从2001年到2012年， 11年间累计达2500亿元左右，但却不见成效。最重要的是，以往的生态补偿主要着眼于少数环境受害者的赔偿，根本不是着眼于环境的保护与修复。

　　上文提到的三项全是当务之急：房地产泡沫潜藏经济危机，腐败关系严重破坏政治信任并影响行政效率，环境污染早已成为群体性事件导火线。这些必须戮力应付的急务尚且如此虚头巴脑，不得要领，遑论其它。（其余所谓“经济改革”措施，需要另写专文）

　　成果：集体领导向一人专断过渡

　　除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外，另一大成果是将成立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目前虽然尚未公布组长与成员名单，但据说层级极高、事权极重，将“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无论如何，这个小组总让人想起1966年5月毛泽东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号称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但实际只听命于毛。它是毛泽东认为自己大权旁落，为解决与中央一线领导的矛盾而采取非常手段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毛泽东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的意图。

　　习近平要成立的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虽然不是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但至少也表明习希望通过这一领导小组，直接干预原属于国务院的事务。按此设计，今后国务院既不负责经济改革的设计，也不负责统筹协调、督促落实，将沦为负责具体行政事务的执行机构。

　　按照中共奉行的马列主义及党内规则，各级党委、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内，书记只是这个集体领导班子的“班长”，是带领这个班子实行集体领导的协调人，而不是高踞于领导班子之上的“皇帝”。毛泽东鼓励个人崇拜，恣意破坏制度，形成了“一言堂”，天下大权操之于一人之手。华国锋曾试图形成这样的权力格局，却被党内元老们赶下台，邓小平鉴于毛专权之害，设立了集体领导制度。邓在垂帘听政之时，虽然先后废了两任总书记，却还得尊重党内元老尤其是陈云的意见，无法“一人说了算”。江泽民时期是“集体领导”，到胡锦涛时代，所谓“集体领导”也演变成“九龙治水”，九常委各行其是。如今通过三中全会，习近平完成了大权独揽的制度准备，政治局其它常委变成了事实上的“军机大臣”，形同臣属。

　　可以预见，从此之后，习近平将集党、政、军、警、特等大权于一身，中共的“集体领导”这一寡头体制正在向个人专断演变。今后论者论及中国政治，假如再称“习李体制”，应该是没有弄明白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真正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