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王联手热闹了 搞得中国“官不聊生”

　　习近平上台至今一系列针对官员的敲山震虎大动作，让各路官员疾呼“官不聊生”。三中全会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也有专门部分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以往作威作福的中共官员，也开始从“一张报纸、一杯茶”公务员向服务员转变。虽然积弊难以在短期内彻底根除，但官不聊生的显山露水确实带来了积极的讯号。

　　三中全会《决定》在第十个大部分中论及的“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被看做是习近平给官员的当头棒喝。其中提到，“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健全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机制，运用和规范互联网监督。”显然此系列新规带有明显的王岐山特色，也让官员们闻之色变。

　　在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方面，《决定》中也进行了事无巨细的概述。反对四风，改革政绩考核机制，规范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探索实行官邸制，并对领导干部亲属经商、担任公职和社会组织职务都逐一划定了红线。在生活保障制度方面，“六个不准”暗合的不留余地意味明显——不准多处占地用房和办公用房，不准超标准配备办公用房和生活用房，不准违规配备公车，不准违规配备秘书，不准超规格警卫，不准超标进行公务接待。

　　长期以来，中共官场沉疴就被赋予了很强的“中国特色”之说。无官不贪成了公开的秘密。官员考察前呼后拥、警车开道；公务接待铺张浪费，极尽奢华气派。因为权力没有在阳光下运行，所以各种藏污纳垢、蝇营狗苟肆意横生。虽然《决定》将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员们拉了下来，让人民公仆回归本位，但还是给那些习惯了翘着二郎腿、端着铁饭碗搜刮民脂民膏的官员们以当头棒喝。因为在很多官员看来，“为人民服务”只是一句听上去很美的口号，是一束精美的塑料花，以权谋私、同流合污才符合官场潜规则，才能在官场混得如鱼得水。

　　中共官员的懒政思维和闷声发财捞油水，既有自身的问题，也与官场权责混乱有很大关系。边界的模煳性，直接导致权力被无度滥用，寻租的空间也一再被放大。原来政府到底有哪些权力，往往没有规定，这就造成了，一方面政府权力无远弗届，难以得到限制；二是政府部门对各种指责相互推诿，影响办事成效。《决定》中提到的权力清单制度以及依法公开运力运行流程，为解决这一官场顽疾提供了支撑。执行权力清单制度，政府行使权力被限制在清单范围之内，这样政府工作部门间的权责也就更加明确。当然，要落到实处，还需要加强对政府的监督。

　　官不聊生  国家进步的标志

　　中国自古有民不聊生的说法，说的是老百姓无法生活下去，形容人民生活困难。而今该说法有了衍生版，也即“官不聊生”。前者是社会退步、政权危亡的征兆，后者则被公认为一个国家进步的标志。也就是说，官员的日子太好过了，混日子、人浮于事、精神懈怠、脱离群众成风，结果往往是“民不聊生”；一旦“官不聊生”，这些积弊就不再有存活的空间和土壤，人民公仆的称号才恰如其分。

　　很多不了解中国政情的观察家经常会追问：一个不受监督不受约束，且一党独大的中共，如何能保持长久的执政地位？

　　因为在西方国家看来，要想官不聊生，必然需要接受社会和舆论的监督。唯其如此，权力才能被真正关进笼子里，官员才能抱着如履薄冰的心态来面对民意和手中的权力。这在西方很多国家，以及中国的台湾香港等地，已经达成基本共识。如香港前特首曾荫权曾主动致电电台，承认任内有4次乘坐富商的游艇、飞机出游，但行程只有太太陪同，并且每次都从自己荷包、按市场价格支付交通费。立法会议员要求其交代事件。曾荫权表示，涉及到他的问题，若廉署调查他乐意配合。而在台湾，面对民众的质询甚至是怒骂时，官员更是诚惶诚恐，也因为此，在台湾当官被看做是一项苦差事，非理想主义者很难入内。

　　但在中国大陆，当官则被当成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绝佳机会。一旦当了官，捞油水、疏通关系就有了敲门砖和润滑剂。有钱者不如有权者，钱寸步难行的地方，权依然可以大行其道。而且公款消费、旅游，大肆挥霍早已成为官场常态。所以当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低调上任时，才会在官场和民间掀起一阵巨浪。对官场的冲击是揭开了常态背后的脓疮和畸形，对民间的震撼则是对比之下的失望和愤怒。

　　台湾学者龙应台就官不聊生有过一段论述。“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是官不聊生的。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所以可能辜负的人越多。有权的人要慎重、要谦卑，要随时随地检查自己。” 以此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官场，显然是病态的、不正常的。

　　王岐山“放火”剔除官场腐肉

　　三中全会《决定》显露出的诸项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成的，从民不聊生到官不聊生，也是倒逼的结果。尤其是随着网络的普及和发展，很多官场藏污纳垢的“死角”被曝光于广场中央。比如轰轰烈烈的网络反腐，就是依托于互联网这一平台，拉下了衣俊卿、雷政富、范悦等满嘴仁义道德满腹盗娼的官员。更有甚者，很多官员不经意的一个动作和一次讲话，都可能成为落马的最后一根稻草，比如“表哥”杨达才不合时宜的笑，余姚水灾期间被背官员遭免职，曾因套话被央视主播数次打断的四川雅安市委书记徐孟加被免职，还有宁国市官员探望老人悬浮照、湖南江永7名领导子女亲属违规进入事业单位被清退等等。

　　习近平上台至今，官场地震明显比以往更加剧烈。从八项规定到整风运动，从中央巡视组再到亲自坐镇河北民主生活会督查批评与自我批评，习近平的一系列“大动作”让官员们红了脸、出了汗。据官场人士透露，以往外出考察动辄住星级宾馆，现在也开始向普通标准间过渡；以往常规格的办公场所，也开始搞隔断缩空间。再加上王岐山雷厉风行的辅助动作，比如拿自己开刀清退会员卡、开通网上举报通道，以及对官员亲属的限制性规定等，都让“官不聊生”的氛围浓烈且日甚。

　　在向官场“放火”剔除腐肉方面，王岐山的动作和作用同样不可小觑。作为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的牵头人，其工作重点就是围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展开。王岐山个性鲜明的行事风格，也让这把“火”延烧的范围更广。三中全会《决定》中的毫不留情的表述，也带有很强的王岐山色彩。尤其是“六个不准”，咄咄逼人之势让那些在官场爬摸滚打多年的“老将”，都有点招架不住。

　　与此同时，公安部日前公布了“三项纪律”，即公安民警决不允许面对群众危难不勇为，决不允许酗酒滋事，决不允许进夜总会娱乐。也是受近期发生的一系列警察醉酒枪杀孕妇等恶性事件倒逼而作出的。鉴于此，为了扩宽群众举报投诉的渠道，公安部正在建设互联网举报平台。可以说，这也是推动“官不聊生”官场生态的一大举措。

　　虽然批评人士普遍认为，让官不聊生回归常态本无可厚非，毕竟这是官员作为人民公仆的分内之事。但是能彻底除去这块“毒瘤”，显然需要足够的气魄和勇气。从三中全会的《决定》来看，习近平带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这一点在对官场积弊的根除方式上也有渗透。当习近平的理想政治与文武百官习惯了的现实政治发生冲突，谁能更胜一筹也就决定着最终是民不聊生还是官不聊生。

　　对小人物或弱势群体的态度，被公认为检验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同样地，检验一个国家官场生态的优劣，最好的标尺就是看这个国家的公职人员是作威作福还是官不聊生。如果公务员不再是香饽饽，不再有那么多人削尖了脑袋往里钻，那么官场就彻底回归常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