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件事看习近平的人品

　　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到底倾左还是倾右？自2007年他被确认为接班人以来就被猜测不断。中国研究院2013年10月28日于纽约举行第四次研讨 会，前《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前《经济学周报》副总编高瑜、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姚监复等十多位学者与会，一同探讨习近平的思想路线与根源。

　　白色恐怖超过以往

　　姚监复：非常感谢举办这样一次研讨会。有这么多关心中国民主化的人，使我们感觉到中国民主化会有希望。

　　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有人告诉我说，那是个经济改革文件，没有政治改革的具体内容，但提到“政治体制改革”，几乎完全是空话，所以对三中全会不要抱大希望，与历史上有大的改革措施政策出台的三中全会完全不同。

　　对习近平，2012年我在张博树他们筹备举行的胡赵精神研讨会和布达佩斯的一个研讨会上说过，习近平绝对不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他面临中国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必须做几件实事，进行必要和可能的改革，但绝对不会为“六四”平反。回去后，领导给我念了一份中纪委关于姚监复在国外谈话的通报，把这一句放进去了，我说这些话有什么错？难道你们认爲“习近平是戈尔巴乔夫”，“习近平能给六四平反”？领导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政治家，一种理论家，理论家是研究是非黑白对错的，政治家是讲权力的，中纪委不让你讲，你就不能讲，你讲了，就是错。

　　这是1999年我到别的地方参加会议以来，回去后第一次中纪委给我来的单独的通报，所以我感觉形势比原来更严峻。

　　姚监复

　　习近平不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这从2011年就可以判断，他管党的工作，管党史，《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卷里面肯定三大改造，认为社会主义改造是正确的，“反右派”是必要的、正确的，大跃进就死了一千万人——只说了一年的数字，“文化大革命”的科技、国防、农业是发展的，《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21～2011）》，肯定“六四”是反革命暴乱。所以从2011年习近平领导下写出的两个材料，可以判断他对前30年完全肯定，对“六四”镇压完全肯定，所以对他不抱幻想。

　　从他的性格来说，可谈两件事。第一是他对高扬的态度，他当河北正定县委书记时，习仲勛要省委第一书记高扬培养一下习近平，具体可能是要安排习近平进省委常委，结果高扬在省委会议上念了习仲勛的指示，说：我认为不合乎党的政策，因此我不准备这样办。所以习近平在河北始终没能提到更高位置，才被上面调到福建厦门。他临走时说，高书记，我要调走了，给你汇报一下。高扬说，你是中央管的干部，用不著给我汇报，你走吧。高扬最后去世的时候，作爲前任中央党校校长，当时正担任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连花圈都没送。

　　第二件事，他为什么能上到高位？李锐起了很大作用。可能是习仲勛找胡耀邦，胡耀邦又找了中组部副部长李锐、福建省委书记项南，把他从县委书记直接空降到厦门当副市长，代替胡耀邦那个在厦门不安心工作的儿媳妇。是李锐当时直接到正定县考察，绕过省委高扬，回来后说这个人不错，就提拔他到厦门了。今年李锐写了封信，说蒋彦永准备到台湾参加蒋彦士夫人、也就是他表嫂的95岁诞辰，李锐在信上担保说：我可以保证蒋彦永这个人政治上是可靠的，可以让他去。结果习近平的回答是：中组部以后不要再给我送李锐的信。以往李锐给江泽民和胡锦涛写信，他们总还可以收到，但是不听他的；现在是连收信渠道都堵死了。

　　我在电话中跟鲍朴商量过，是否值得把我写“六四”的文章出一本书？鲍朴说这有意思；有人建议我，如果他出不了，可以找德国民阵秘书长潘永忠。我们就在电话里这样说了一、两次，结果领导找我，说上面已经知道了，你是不是准备把“六四”的文章出书？不准出。我说我并没有落实。他问，是不是有潘永忠这个人？我说有。他说你是不是要找他出？他是敌对分子。——我只不过打了个电话，就有人把它变成了一件事，然后给我警告。这种白色恐怖状态超过以往。

　　中国可能走向国家社会主义

　　未来中国，我们如何展望？有一次有人说，我们可能要面临20年政治黑暗的时期——是啊，如果习近平搞10年，他再物色一个跟他思路一样的接班人，又干10年，这20年肯定都相当专制黑暗。王军涛不信，说会有20年政治黑暗吗？两年吧。但我觉得黑暗时间会长一点，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经济发展，发展了就可以剥削农民来维持统治。例如，在宁波徵收农民一亩土地，给农民一万块，卖给开发商就得50万，政府和开发商一亩地净赚49万。如果一亿亩，就是49万亿，这是一个多大的资源！以前社科院社会学所做调查，农民工一年是一万块工资，产出的GDP是2万5，相差1万5是什么？我问中央党校教授，这1万5是不是剩余劳动？他说是；我问，这是不是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他说不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剩余价值，所以这是不叫作剩余价值的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一个人一年1万5，两亿人就是三万亿，这就是廉价出口农产品、工业产品的基本来源！这两个条件，可能使要衰弱下去的中国经济还能垂而不死，所以我们争取民主宪政与专制黑暗的斗争，应该看到这种长期性、复杂性 ，我们自己要有韧性，做充分的准备；但我们也要做一个可能有偶然事件爆发的准备——有个美国教授说，共产党30年后垮台我不奇怪，明天共产党垮台我也不奇怪。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是共产党之后会怎样。我问一个教授，该研究什么，他说该研究“共后”，就是“共产党以后”。一个物理现象若必然发生，就没必要研究了，应该研究这个物理现象发生后，将会发生什么物理现象。“共后”如何？最悲观的估计，是军阀混战，有人担心混战到最危险时，可能各军阀之间使用化学战、生物战，就像叙利亚；甚至也可能中国人第一次用原子弹打中国人自己。“共后”有可能民主转型，跟苏联变成俄罗斯一样，但也可能出现一个很悲惨的局面。

　　现在还有个现象，大陆知识份子和民众的恐惧感下降了，觉得你要抓我就来抓吧。就像我 ，领导对我说，你去美国探亲，我人道主义批准；你要开会，你回来我就要给你处分。尽管他这样说，我还是来开会了。

　　左中右都反对现在执政者的政策，也是一个新现象，包括最近去世的郑天翔。我曾跟谢静宜的儿子联系，他找左派的郑天翔，我找杜润生，他们两人见面，谈得非常投机，两人批评的现象都是一样的，就像玻璃杯里的茶叶，左边看也看得清，右边看也看得清。郑天翔公开在党代会上反对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说不应该写进党章。他们的分歧就是对未来出路有不同的看法：两人诊断中国社会的症状一致，但开出的药方不一样。左中右都反对现在执政者的一些政策，这在历朝历代是十分罕见的。

　　有一次我去医院遇到一个人，我说你这么年轻也来看病输液干什么，他说太累，真累！我说那你阁下不是安全部的就是中宣部的。他说你还真说对了，我就是中宣部的。（衆笑）我说你们写那些文章都是自己找麻烦嘛，《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现在明明就是资本主义促进中国发展嘛。我给他举数字，他说你不要讲了，手指指天花板：中央哪个领导不知道这个情况？明明干的就是资本主义，还要反对资本主义。我说，这样写的文章就没人看了；他说你说得不对，至少会有两个人看，一个是写文章的人，一个是要他写文章的人！（衆笑）他们也知道，他们的文章没人看。

　　今年还有一个考核习近平的指标，就是12月26号纪念毛泽东120週年诞辰，是在什么地方纪念？规格是什么？习近平讲不讲话？怎么讲？本来说毛主席语录都重新编好了，现在据说又不出了。

　　有一本书，叫《雄主与拓展》，是东方毅写的，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央军委一些人支持他，核工业部长蒋心雄也写了跋。他们的观点是，中美必有一战，必须有一个“雄主”——大英雄，把成吉思汗到毛泽东的英雄气派都继承下来。中国一定要拓展，应该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这个就是一个法西斯主义的宣传者。

　　习近平和军队的某些观点，反映出中国很可能就像李伟东说的，会走向国家社会主义或民族社会主义，再走下去，就是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现在中国和日本，各方都在宣传民族主义，保住政权、捞住民意，这方面应该注意。

　　我们在北京搞了一个午餐聚会，四年来，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天都有些老同志到一块儿来聊一聊。8月在万圣书屋开时，老闆说分局打电话来，叫你们不要谈敏感字眼；9月在铁道部旁边一个茶馆开，大家走到了门口，老闆说公安局不准你们来这里。查建国说，他所在分局的国保对他说，这是“右派的论坛”，你不要参加——他们管得很紧。但是这些人如今还在午餐聚会。上面的意思也很奇怪，6月不准高瑜跟我去香港开会——高瑜连行李都托运了，以为没什麽阻碍了，上飞机的最后一关把她挡住了。但10月又让我们三个来北美。所以上面是否有些犹豫？松松紧紧，不清楚。

　　十八大提出的“四化”同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这似乎是大跃进的后遗症，2020年要实现“四化”。农业现代化能实现吗？我们现在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的1％。届时能实现城镇化吗？现在已经有大跃进的架势了。另外，宣传改革开放的成就过头了，例如“包产到户”，有什么值得大肆宣扬的？从大地理、大历史来看，世界各国哪个国家不是“包产到户”？中国土改前后都是包产到户，怎么是改革开放邓小平搞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造？我们对改革开放的成就，看得太高了！秦晖就曾认为，我们并不是改得比前人、比苏联更好，而是原本就比他们更糟，等于从更差的基础上往上走，好一点了。

　　总的来说，我对未来基本上是比较悲观的，但我们又要抱谨慎、善良的希望，不能完全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