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披露：薄熙来案曝光中共内部运作

　　2013年即将过去，有关中国这一年所发生的过大事网络上也掀起了各种“比拼”。其中被提到的最多的就是世纪大案薄熙来案。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12月24日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则撰文指出，薄熙来案的主要意义就是，让其国内国外的人都更明白了中共内部是怎样运作的。

　　文章全文如下：

　　2013年已经过去。这一年内发生了许多事情，有大有小。到年底让中国回顾一下这一年内的大事情。

　　首先是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上台，开始展现出与过去有所不同的施政方针。这将对未来五年的中国的政治经济有重大影响。在经济上中国维持了比7.5%略高的增长率，而且波动很小，担心持续下滑的顾虑逐渐消退，信心在恢复。在对外关系上中日矛盾不断升温，前景未卜。中美关系平稳良好。中国外交开始向中东和非洲进军。但是中国军费的持续增长，航母的巡视导致周边国家不安。总的国际环境没有向好的发展。

　　新领导的亮相有几点非常受到欢迎。特别是反腐败极为有力，而且能切实落实。在市场上已经表现出高档餐馆营业量减少，高档烟酒因需求减少而降价。反对奢侈浪费，已经立竿见影，极得民心。

　　三中全会的决议表现出极大的改革决心。大家盼著进一步落实。比如司法独立，农地产权明晰化，取消劳动教养制，政府和市场的功能划分（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打破市场垄断，改善国企的经营，大家都抱著很大的期望。能不能兑现落实，要看遭遇多大的阻力。前一届政府之所以在这些方面进展不大，我猜想并不是不知道，而是很难推动。所以三中全会的决议能够贯彻到什么程度还要看以后的发展。

　　近十多年来部门利益快速长大，他们又有制定政策的权力，任何改革如果涉及他们的利益都会碰到阻碍。

　　从经济方面来看，保持了三十多年的9-10%的高速增长显然已经转入7.5%左右的中高速度的增长模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简单模仿的后发优势慢慢地用完了，中国进入到自主创新时代。环境代价过高越来越明显，不得不减速保护环境。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也是原因之一。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力人口数的减少，使生育红利转变为生育欠债。经济结构越来越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调整结构是有代价的，要付出调整的成本。正因为增速降低是多方面造成的，这一趋势不可能用单一的政策去逆转。中国势必去适应这一新的情况。

　　虽然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高增长，人均GDP从世界末位上升到中高收入，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还只有他们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中国追赶三十年只追了四分之一，其余的四分之三怎么才能赶上去，是不是还要花120年?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看到中国和发达国家比较在哪些地方不如别人，进一步增长的潜力何在。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复杂。在产权结构上发达国家是私有制为主，中国则相反(事实上也不尽然了)。中国的公有制企业大多数效率低下，浪费巨大。土地的公有制也极大地妨碍了土地的最优配置，使地不能尽其用。在一个缺少土地的国家里土地使用的限制极大地阻碍了各行各业的发展。

　　在经济运行的规则上看，中国还是一个计划和市场混合的运行制度。二者经常发生冲突。权力配置资源还占相当大的比例。比如对金融业价格（利息率，汇率）的限制，对市场进入的限制，对平等竞争的干涉，都导致经济结构的扭曲。现在中央决定调整经济结构，也决定要让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权力能不能让位于市场还是一个未知数。

　　如果解决了所有制和市场化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有高速增长二三十年的可能。

　　当局把解决民生问题当成目前最急迫的问题。但是我觉得重点抓得不准确。其实中国最成功的正是解决了民生问题，人均收入翻了十倍。虽然有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但是即使最穷的人也有显著改善。全球脱贫计划的完成80%发生在中国。全球贫困人口得到最大改善是在中国。

　　依我看，中国最大的问题不在民生，而是权力不受监督。而且就民生而言，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源也在特权，在特权侵犯了人权。在市场上不是人人机会均等，各种特权占了优先地位，平民百姓很难有通过努力获得收入晋升的机会。在各种社会矛盾中由于收入分配不公的是绝少数。大多数是公权侵犯人权导致的。因此维稳的重点应该是限制政府权力的滥用，也就是宪政。

　　在胡温执政的前十年里，经济方面的成就非常显著。虽然有极其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但是中国的增长率没有掉到7.5%以下。这10年是1983年以来的30年中增最高的十年(十年平均年增长率为10.5%，前十年是9.7%)。

　　但是在这段时间里最失败的是法治的松懈，特权的横行。它的爆发则是在今年的薄熙来案。薄熙来从大连到沈阳，又到重庆，不断被人检举告发。但是他是政治局委员，谁也告不倒他。只有王立军跑到成都的美国领事馆去，成为国际事件，再也瞒不住了，事情才被立案侦查。可见法治松懈到了什么地步，或者特权猖狂到了什么程度。

　　薄熙来案可说是中共自林彪出逃案之后的第一大案。和林彪案一样它暴露了中共内部掩盖得最深的方面。而且它们都是把内部斗争暴露成为国际事件，把中共搞得很狼狈，最狼狈的是那些过去大力支持林彪和薄熙来的人。

　　但这两件事都有很大的正面作用，都推进了中国走向比较开放的时代，让国内国外的人都更明白中共内部是怎样运作的。这才是薄熙来案的主要意义。

　　对薄熙来的审判也开启了司法审判的新场面。虽然没有现场直播，但也足够透明。这让大家知道，司法公开应该是怎样的。但是这种透明和公开也不是普通公民可享受的，还是对待特权者薄熙来的另类做法。他出庭可不穿囚服，不戴手铐，不剃光头。这让大家知道一个文明社会应该如何对待可能犯错误的人。这是人权的一个重要部分。最近最高法院已经宣布今后不允许在审判时叫被告人穿囚服，剃光头。这对于暴戾成性的当今社会是一付很好的清醒剂。

　　审薄案最大的不足是避重就轻。薄熙来最重要的罪行是利用特权侵犯人权，为了私利破坏法治，用家法代替国法。他在重庆干了一系列侵犯人权的严重罪行，许多企业家，警察，平民百姓受摧残，财产被掠夺，留下一大堆错案冤案，这个烂摊子如何处理？在审薄时这方面的事一字未提。他的罪行的受害者如何平反纠错，至今没有一个合理的政策。

　　其实薄熙来只是一个典型，全国各地都有大小薄熙来式的人物。他们横行不法，漠视道德和正义，极大地损坏了执政党的信誉，也是社会不安的主要原因。审薄而不解决滥用权力，破坏法治的风气，使得大家对薄熙来结案的期待有点失望。

　　最后谈一点国际关系方面的看法。随著我国经济实力的加强，我国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关注。充分说明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邓小平要求韬光养晦，实际上已经很难做到，客观形势已经和二十年前完全不同了。但是在对外关系上保持谦虚谨慎，有远见而负责的态度仍然是必要的，因为这样对人民有利。相反处处强出头，并不有利于百姓的切身利益，对国家和百姓都是不利的。

　　在外交主导思想和方针上，要注意到国家利益和百姓利益的区别。有利于国家的事未必都有利于百姓。在外交政策上是以国为本，还是以人为本，这二者是有区别的。以中日之间的领土纠纷为例，以国为本，中国的主张是寸土不让。但是这种态度已经伤害了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旅游。中国受了几千年的忠君爱国的教育，认为爱国就是爱民。其实并非如此。现在中国应该对二者的区别有所认识。

　　这个问题之所以复杂，因为在日本方面也是不惜损害百姓的利益去爱国。全世界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还是少数。所以国际争纷不断。其实大部分都是外交们制造出来的无事生非。更可惜的是大部分百姓还支持这种“爱国行为”。几千年的教育把百姓彻底洗了脑，以至于不知道自己的真正利益是什么。各国百姓之间无冤无仇，怎么会有互相残杀的战争?就是那些喜欢惹是非，制造事端的政治家们挑动的。结果是世界和平依然遥远。说不定还有一场浩劫等着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