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危言耸听：大坝正在杀死中国

　　众所周知，无论石油或煤炭，世上的能源都是有限的，但国家经济要发展，就不可能不消费能源。有鑑于此，中国近年来致力于投资绿色能源，当中以水电最值得一提。

　　在追求可再生能源的过程中，中国工程师以人类史上从未出现过的速度及规模，建造一个又一个大坝，很多屹立于大河之上的水坝，比美国科罗拉多河的胡佛水坝还要大（註：胡佛水坝是美国最大水坝，被誉为“沙漠之钻”，高221公尺，每年可产生2000兆瓦电力），例如闻名世界的三峡大坝于2008年完工，长1.5英里，发电量是胡佛水坝的十倍。然而中国似乎还不满足，更多的水坝工程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根据纽约城市大学布鲁克林学院教授查尔顿‧刘易斯（Charlton Lewis）发表于网站“耶鲁环境360”（Yale Environment 360）的文章，光是在中国西南就有130个大坝项目正在进行，“造坝运动”成为中国政府最热衷之事，其目标是在2020年前将再生能源的发电量提高到12万兆瓦，因此水力发电的角色至关重要。北京认为，水电很安全，不会制造污染，不但能有效和缓气候变迁，还能防涝抗旱，改善人民生活。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如刘易斯形容，中国的大坝热潮其实是一种“浮士德式的交易”（Faustian Bargain）。大坝固然有其优点，但同时它也会阻断河流、增加地震可能、破坏宝贵的自然环境以及让数百万人无家可归，那些建坝倡导者，就跟浮士德一样，出卖国家灵魂以换取经济增长。

　　惊人的是，这桩交易还持续著，且有越演越烈的迹象。刘易斯指出，自1950年以来，中国已建造2.2万个高度超过15公尺的水坝，约占世界总数50%。1990年开始，由于经济迅速增长和污染加剧的缘故，令中国政府对绿色能源的需求大增，便将眼光投向水电。尽管最近几年不断有环保人士抗议水坝带来的环境破坏，但拿十二五规划来看，中共毫无让步打算，甚至压制反对声音，水坝建造者仍不受拘束地大兴土木。

　　水坝问题跨越国界

　　水坝产生的问题同温室气体是国际性的。举例来说，中国将在澜沧江上建造24个大小不等的水电站，而澜沧江的下游便是流经缅甸、寮国、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的湄公河，刘易斯批评，中国于1997年拒绝签署联合国跨界河流资源共享的公约后，便毫不考虑下游国家恣意建造水坝，阻挡含丰富营养的淤泥流向湄公河三角洲，导致鱼群减产，土地变得贫瘠，引起这些国家的环保组织极力奔走，抗议中国一手缔造的生态浩劫。

　　同样地，中国河流的源头大多来自青藏高原，它们切割出许多很深的峡谷，流域的地震风险性也很高，无节制地盖大坝并不明智；更甚者，大坝本身就可能引发地震，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地质学家发现，距离汶川5.5公里的水库的蓄水行为，诱发了断层中一系列的小地震，从而触发大地震。

　　难道中国没有监管大坝的法律吗？答案是有的。每个大坝均必须通过环境评估，但中国的官僚作风和腐败恶习，使得环评效果不彰，且官员在评估时，通常只针对单一项目，而非针对整体影响；另一方面，一旦一条河流充斥著大坝，那么当上游某个水坝溃坝时，急速的水流势必引发下游水坝接二连三溃坝，1975年，位于淮河支流的板桥水库因暴雨溃坝，下游大量水坝随之崩溃，造成六个县城被淹，2.6万6人死亡。

　　支持水电者最常见的论述是水电的碳排放量比火力发电少得多，这是事实。不过刘易斯认为，一昧认定水电是百分之百的清洁能源并不正确，因为水库所淹没的树木和植物会渐渐腐烂，释放出的温室气体如二氧化碳与甲烷，一样会促进全球暖化，等到水位下降，冒出水面的腐烂植物将排放更多甲烷。

　　一个水电站排放多少温室气体得视当地状况而定，包含水电站地点的气候、被淹没的植物数量与种类，以及水库的使用年限等有关。如果是中国西南部温暖潮湿的森林区，一个水坝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大概是天然气发电厂的1/3到2/3，甚至更高；与此同时，刘易斯也不认为大坝防止洪水和干旱的功用有想像中高，大坝在雨季蓄水、旱季放水，扭曲河流的自然循环，像是洞庭湖和鄱阳湖从古至今容纳长江洪水，但三峡大坝建成后，两个湖泊的面积迅速缩小，一些较次要的湖则已完全消失。

　　当沖积平原变得干燥，氾滥区不再有每年一次的淹水时，干旱就可能来临。刘易斯提到，2011年1月到4月，长江下游的水位急遽下降，然而上游的水坝经营者为了确保发电量而不放水，造成数千艘船只搁浅、中国东部和中部电力短缺；而在黄河上流，一系列的大坝使华北旱情恶化，加上全球暖化减少河水水量，水库越来越难蓄满，中国精心建造的大坝或许不用几十年就会丧失价值。

　　这个时代最恶劣的暴行

　　最后，水坝对河道生态的毁灭性无疑是难以计算的，原本自由流通的水路，现在变成了毫无生机的人造湖，植物死亡、鱼群难以洄游繁殖，多少物种因此灭绝，更不用说因水坝建设而被迫迁徙的平民百姓。除此之外，中国云南拥有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视为世界遗产的“三江并流”（註：指怒江、澜沧江与金沙江三条大江在幽深峡谷中并行数百里而不交会的自然奇观），这片壮丽风景本是地球最多样也最脆弱的环境之一，可是目前水电公司正计划在此盖25座水坝。

　　水坝也不可能与污染无关。刘易斯指出，水库会将化学物质、化肥残留、人体废物和各种垃圾通通堆积起来，2010年的洪水之后，漂浮于三峡大坝后方的垃圾面积高达5万多平方米，以至于当地报纸戏称：“人们简直可以在水面上行走”。由于水坝截断河流的缘故，污染物无法再被沖到下游，它们将渗进土壤污染地下水，2013年国土资源部的报告便指出，全国198个城市当中，60%的地下水质量评价为差。

　　若说中国政府不太在意大坝对环境的影响，对“人”的影响肯定值得官员警惕。诚如《中国青年报》指出，过去50年来，约有1600万人因水电站远离家乡，其中1000万人生活贫困。每当有新的水坝项目通过，不只生物的栖息地，人的居住地也将变得支离破碎，他们往往拿不到赔偿金和工作培训，必须不断流浪、不断打工维生。拿三峡大坝来说，它淹没了13个城市、140个乡镇以及1350个村庄，截至2007年，140万人被迫搬迁，这些人的不满积累越多，就越容易爆发群体事件。

　　简单来说，中国大肆成立水坝的目的不外乎发展清洁能源、降低污染和保护环境，但凡事过犹不及都有弊病，如今来看，几近疯狂“水坝热”反而显得有点讽刺。四川地质研究员范晓是反对小南海水电站的先锋之一，他于2011年感慨地写道：“这些大型工程是这个时代最恶劣的暴行，它们遗留下的历史伤痛很难抹平，将是未来几代人永远的悲痛和遗憾。”

　　水电工程的政治意义

　　巧合的是，《经济学人》同样注意到了这座位在重庆近郊、斥资52亿美元的小南海水电站，它认为小南海水电站的缺点浅显易见，包括地势平缓不利发电，称不上一个很理想的水电地点，加上水库淹没区是中国最肥沃的土地之一，盛产稻米，而小南海水电站的发电量仅有下游三峡大坝的1/10，却可能摧毁稀有鱼类如长江鲟的栖息地。

　　尽管如此，小南海水电站不可能不盖，因为它关系到中共庞大的政经利益，无论环评怎么说，也无论抗议人士如何反对，小南海水电站势在必行。《经济学人》指出，近年来中国虽加强对环保的重视，但在水电这一块仍有复杂的“水电情结”，这不只是因为中国有一大群水电工程师（胡锦涛本人就是），还与水电惊人的潜力有关。据调查，中国未开发的潜在水电资源为300吉瓦，2012年中国总发电量是1145吉瓦，其中758吉瓦来自煤电。

　　中国转向水电的最大动机乃是减少煤电使用。当局计划，等到2020年，全国消耗的总电量将从目前9%来自清洁或再生能源提升到15%，因此水电的地位就跟核电（别意外，核电亦是清洁能源一种）同等重要，纽约霍巴特威廉史密斯学院（Hobart and William Smith Colleges）的中国水坝专家达林‧马吉（Darrin Magee）便告诉《经济学人》：“水电在中国被广泛视为绿色能源。”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每个水电工程背后的政治意义，如《经济学人》警告，中国的水坝建造者和地方政府拥有无限权力规划及核准水电项目，反观环保官员几乎无权阻止。因此，问题从最初的河川规划就已浮现，河流经过的每块区域就像封地般被国营电力公司所瓜分，即使北京水资源部门的官员最清楚大坝对环境的冲击，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无能为力的，“每个人都是大型水电工程的设计者和通过者，除了水资源部门外。”达林‧马吉如是说。

　　对地方政府而言，像水电这类的基础建设是很好刺激经济的工程，拥有贷款特权的水坝开发者会去融资，建成以后的电力可支持工业扩张，在中国，地方官员升迁与否的主要判断标准是绩效，一旦官员有能力缴出漂亮的经济成绩单，要获得拔擢轻而易举；同一时间，水电工程也提供官员与建商勾结牟利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环评不过只是一种形式，水电公司会贿赂环评顾问以求他们“高抬贵手”。

　　挖东墙补西墙

　　不受大坝经济诱惑的官员，大概就跟长江里的稀有鱼类一样少，且按照法律程序来讲，环保人士有权要求公布评估纪录以及举办公听会，但很多时候这些渠道都被刻意堵塞，地方政府对他们置之不理，所以他们只能通过官僚体系外的方法来表达诉求，甚至费尽心机来游说强大的政治局委员。2004年曾有个成功案例，时任总理的温家宝因环境考量下令暂停13个怒江大坝的建设案，但温也就只阻止了13个，因为小型项目不受此限。《经济学人》指出，这段期间建造商与地方政府协力合作，完成怒江地区近100个小型水电站。

　　更糟的是，温家宝卸任后，13个怒江大坝项目全都死灰复燃，而且新上任的领导班子还放出继续盖水坝的信号，通过好几个野心勃勃的水电项目，包含在大渡河兴建全世界海拔最高的大坝。《经济学人》认为，人类与水奋斗无可厚非，然而1949年中共建国后，事情便往不可挽回的方向发展，中国国内上数万座的大坝，堪称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环境大浩劫，现在中国人还想把“水电情结”推展到其他发展中国家。

　　中国众多水坝里，最具争议性的莫过于三峡大坝，当时反对声浪极大，专家纷纷提出警告，称大坝将改变长江流量与生态以及导致地震，水库淤沙也会威胁大坝的稳定性，可是到头来政治力量终究凌驾于环境考量之上，只有近1/3的人大代表投下反对或弃权票，于是，时任总理的李鹏拍板定案，决定兴建这座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水坝，而李鹏的家族事业也一飞冲天，儿子李小鹏长期担任华能集团领导职务，女儿李小琳则是中国电力国际董事长。

　　大坝正在杀死中国不是一句危言耸听的话，为了降低对燃煤发电的依赖，中国反而扼杀河流的可持续性，现在政府如同挖东墙补西墙，西墙补好了，东墙却垮了，等到哪天两面墙都倒了，领导人后悔也就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