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俊到王石，一个时代的跨越

万维读者网特约评论员姜维平：李俊和王石都是中国民企的名人，虽然，他们没有在媒体上互相提及，但我相信，在私下的某一场合，彼此一定谈论和关注。至今为止，中国网络上活跃的一些民企老板，极少公开议论重庆的“李俊事件”，但在他们的心底，是同情俊峰集团的，至少会把他作为一个戒备官员的理由。毫无疑问，不论民企多么巧妙地驰骋商场，只要想赚钱，就难免与官员交往，只要越过底线，就可能成为他所亲近的官员“对立派”内斗的牺牲品，于是，因为财产和把柄太多而禁言，是民企老板的通病，不过，近年来形势好像有点改变，王石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民企老板的典型。

据媒体报道，中国地产公司万科企业集团主席王石接受访问时，敦促中国的企业家们应多一点发表意见，不但可以推动社会改革，更可有效地保护他们的财产。他说：作为一个经营财产的阶层，如果财产权都不能保证，其它无从谈起。王石批评中国商人“一直到今天，思维方式是不独立的，我们有依靠性，就是官商勾结，这是我们现在很大的问题。”身兼网络名人的王石，在出版新书之前接受新京报的访问时同时认为，中国的商人到了今天仍然摆脱不了官商勾结这个传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想，王石一语点痛了中国民企的关键部位，由于体制的原因，中国民企与官员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直言，不密切交往官员的民企老板几乎不存在，而陷得太深，必将出事，所以，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焦虑地思考和防备变故，连自身的安危都难保，何来“多发表一点意见”？假如是顺情说好话，没有建设性的意义，好像不是王石的本意；假如是批评意见，巧遇汪洋这样的人就没事，假如是碰上薄熙来，就要付出惨重的代价，除了李俊之外，彭治民的遭遇也是一个例证。

所以，与其批评商人的“思维方式不独立”，不如指责官员的权力太大，薄熙来身兼政治局委员与重庆市委书记，一言九鼎，威震天下，何况又是一个“红二代”，而且人品极差，万千权利和人性弱点集于一身，再有拍马屁的一些人捧场，岂能不疯狂，不玩死李俊等之类的“土豪”？因此，既便是很有学识和悟性的王石，也在彼时忍气吞声，只在此时大谈民企敢言之事。我不敢责怪王石，较之那些2012年前去山城效忠，尔后主动与薄切割的民企老板，王石还有发言示愧的举动，也是少见的商界奇景，令读者怦然心动。依我看，不是商人思维不独立，而是他们生意基础不独立，这种政治框架太僵硬而陈旧，躲不开，也离不了，想赚钱的生意人，哪个不在其中瞻前顾后地禁声，故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从李俊到王石，可能是一个时代的理性跨越。

李俊与王石不同，前者是来自地方的没有任何背景的“土豪”，他全靠自己打拼而发家致富，可能当兵而结识部队的官员，有些人脉关系，也是一个成功的因素，所以，他是官员手里的“软蛋”；后者除了个人的辛勤和睿智，更多地依赖于亲友的官方背景与上层关系的支持，既使与某些人有分歧，也比较安全。不论如何，他们的共同点也是明显，都是搞房地产的，在中国，可能与官员最密切的生意领域，莫过于此，自然风险也更大，李俊的故事正好佐证了这一观点，他仇恨薄熙来有情可原，因为“薄王”使他家破人亡；王石臧否薄熙来，出于更超越的理性，所以，他敢于对过去在重庆的自我表现稍示忏悔，同时又大胆地为正在遭受“黑打”的民企老板呐喊，这一点非常不容易，也十分理性和动情，这或许是中国民企阶层觉醒的标志，也许即将开始一个新的时代：对贪官污吏和徇私枉法的官员进行批评的，不仅局限于两手空空的“穷文人”，而且来自于腰缠万贯的商人和富豪，因为上述那种动辄迫害民企的事件频发，可能与敢言的“王石”太少有关，无疑地，假如越来越多的民企老板，勇于站出来拍案而起，表达自己的观点，不怕因言破财，那么，对权势者就是一种沉重的压力，有可能推动社会的进步。

媒体说，早前游学美国哈佛大学的王石，对目前大陆网络名人大V相继出事，甚至有地产企业家被迅速判处死刑等不利事件，似乎一点不为所惧。他与日本同行比较，联系历史上的“明治维新”改革运动，进一步肯定说，在金融、经济上，工商阶层已经是这个城市的主要力量，是推动明治维新主要的社会力量。王石在访问中，不点名的提到被判死刑的湖南民企老板曾成杰的例子，他说，现代企业首先要确定本身的独立人格、独立性格，光做一个人是不行的，还要做一个阶层，要敢说话。

显然，王石从曾成杰，李俊等人的事件中看到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大家各自为商，没有感受到一个阶层的存在，没有团结起来，互相“抱团取暖”和奋力抗争，往往是某人被抓，由于暂时不涉及自身而远离观望，连谈论都小心翼翼，等到危及自身，再寻求帮助，已感到形单影只，力不从心了。一些徇私枉法的官员之所以屡屡欺人太甚，就是看出了商人自私而怯懦的本性，较之一些文人要严重得多。为了保护自己及同界的利益，每个民企老板都应当从“李俊事件”吸取教训，从王石的言谈里寻找共识和力量。

这里不妨以重庆为例，以前薄熙来“黑打”时，陈明亮，黎强，彭治民等人的名字经常见于报端，多为负面，但如今为其甄别的声音日渐微弱，这与官方的强力压制有关，与重庆及外省民企老板各自为“商”也有关，每个人都类似以前的重庆“土豪”李俊，他们想，反正我没事就绕着走，人们不知道同界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甚至一些刚被“黑打”过的“黑老大”的亲友，被官方哄哄，骗骗，退点小钱，监狱里再人性化地给一点安慰，就失声了，感动了，放弃了申诉，这说明中国的一些富豪多么可怜而卑微，多么容易“好了伤疤忘了疼”啊。

所以，王石的确了不起，他的观点有些超前。笔者不遗余力地写吴英，写曹天，写李俊，曾智强，等等，我并没有见过他们，也无个人私利，但毕竟还属于“文人”圈子，而王石则大不相同，他的言论集中地喊出这个阶层的苦闷，似乎标志着旧时代的终结，而那个年代是以恐惧和禁声为主题的，也以薄熙来垮台的“大事件”而激动人心。它哲理的启迪是：当大部分的民企精英都觉醒了，一是能理性地面对财富积累，保护和运用；二是能感性地担当起历史使命，都敢发表不同的意见，并积极地推动中国渐进式的民主法制，与中共党内改革派对接，形成无坚不催的合力，那么，才能形成一个完全意义上独立的阶层，才会成为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李俊，王石等人的梦想才能实现。

2014年2月16日，《万维读者网》2月18日首发。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