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震慑下 江泽民转向资本主义

　　江泽民的起点不扎实，却并没有短命。他首先获得了党内元老们强有力的支持，包括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勛，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为了安抚党内保守派，他在第一年中继续了左的方针，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压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江泽民的极左政策是违背邓小平信条的，邓小平认为，在看到共产主义在东欧崩溃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唯一出路，就是发展经济。1992年，对江泽民在经济改革方面领导不力，邓小平已经变得不耐烦，但是那时候，帕金森氏症已经让邓小平没有精力和影响力推翻江泽民了。邓小平便用高调的南巡，等于打了江的嘴。邓小平在中国南方首先推动了经济改革，明确地表示，改革的步伐迈得不够快，“中央领导”是有直接责任的。

　　邓小平的话惊醒了江泽民，他来了个彻底改变，大力倡导邓小平的改革方针，来挽救自己的政治前途。从1993年起，江泽民张开双臂接受了资本主义，一夜之间转变为追求经济增长，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为政府调节的市场经济，成了他的标志性成就。他甚至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允许资本家成为共产党员。

　　在江泽民和朱镕基总理领导下，生气勃勃的中产阶级出现了。确切地说，是一群资本家的新兴暴发阶层，逐渐成为能够影响政府决策的强大政治和经济力量，网络也成为政府控制的媒体之外一个有效的信息来源。更多的国人可以离开中国，到国外读书，体验西方大肆鼓吹的“自由”。

 

　　江泽民和朱镕基都被认为是亲西方的。他们成长于共产党建政之前，都熟悉西方科技，也都经历过毛泽东“文革”的恐怖，都看到中国接受西方文明的迫切需要——就算不是接受他们的民主体系。江泽民时常因为他过多关注个人形象饱受批评，但支持他的人则认为，通过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江泽民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形象。

　　江泽民和领导层中大多数他的同代人都是技术专家，不是创造者而是实施者。他们复制了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方案，然后将其实施到极限。在毛时代，人们被毛的革命鼓动到如痴如狂，而在90年代江泽民治下，整个国家变得只想一门心思赚钱，其他的什么都可以不在乎了。政府一根筋地改革国有企业策略和刺激增长，导致大量国有企业破产，造成大量工人失业。公共资产落入一小部分有人脉的企业家手中，其中不乏太子党。极权体制下不受控制的资本主义在政府内产生了大量腐败，共产主义信仰的崩溃也导致出现道德真空。贫富之间、沿海发达地区和内陆未开发地区之间差别的扩大，引起了广泛的社会不满。

　　异议人士和党内自由派要求回到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提出的问题——党内腐败和责任问题，但江泽民对此呼声不予理睬。不过，很多被关押的异议人士和抗议者被释放了，有些还可以离开中国。很有些人认为江泽民有效地把民主运动活动家用做人质，以交换西方对中国其他政治举措的支持，但是往往被忽视的是，很多党内强硬派，在1989年6月的血腥镇压中起了重要作用，都被悄悄从江泽民班子中给清除掉了。

　　海外媒体推断，陈希同案件背后是政治原因，是江泽民策划的阴谋。

　　另外，江泽民老练地运用中纪委巩固权力，假借反腐败剷除异己。一个例子就是前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据信他和其他看法相同的人一道给江泽民的政策设置障碍，被称为“北京帮”。

　　1995年4月，陈希同的亲密朋友、北京市副市长被发现在一个官方招待所附近中弹身亡，据信是在他得知自己将被调查之后畏罪自杀。江泽民利用这一案件作为藉口，对陈希同采取行动。1995年7月，江泽民命令中纪委复审陈希同案，将结果呈交法庭。1998年2月，陈希同被正式以贪污罪、玩忽职守罪起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16年。在官方的判决书上，他的罪行比以前报导的要小得多：他被控接受了外国客人价值8万美元的礼品，没有报告、上交给政府。在1990年到1992年，他用了大约420万美元的市政基金，在北京郊外建了两座别墅，说是作为政府的投资。他和朋友们带著他们的情人住在别墅里，在吃喝娱乐和服务等项目上花了4万美元。

　　海外媒体推断，陈希同案件的背后是政治原因，很明显地是江泽民策划的阴谋，借以威慑政治对手，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陈希同的倒台，导致了北京市政府内更多官员的落马。

　　1997年以后的年代里，随著邓小平和其他老革命家一个接一个地去世，江泽民安全地站稳了最高领导地位，从上海将他不少亲信提拔到党政军高位，以确保他自己身后有保障，他的家族利益得到保护。

　　到2002年他退休的时候，他的追随者甚至计划建立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把江泽民的最高地位制度化。江泽民最终不情愿地放弃了这一计划。他很清楚，中国人民，包括7000万党员，久已厌恶血腥的权力斗争。人民不会再接受终身制的领导人。如果江泽民胆敢逆历史潮流而动，共产党这艘已经朽烂、千疮百孔的大船，就有颠覆的危险。所以，江泽民最后全部交权，实践了邓小平所安排的政权平稳交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