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花瓶”被卷入风暴中心 或通盘变身

　　2014年3月12日上午9时，两会之一的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闭幕会，这是习李上任后的首个两会，尽管一切流程都与之前两会并无差别，但政协的内在作用和现实意义却已经发生变化。2014年的政协会议，不仅劲吹勤俭之风，一改往年服装争奇斗艳、饰品名牌云集的奢侈显现，代表、委员缺席请假现象也明显好转，雷人提案和发言也比往年少了许多，这些变化都意味着政协代表们在学习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代表”。

　　有观察人士早就发现，在近一年多的反腐风暴中，原来的“政治死角”政协已经被卷入风暴中心，十八大后被调查或落马的省部级以上官员名单中，出自政协系统的官员几乎占到1/3。众所周知，政协制度伴随着中共的建政而产生，以花瓶的角色存在多年，不仅在政治的“协商”上缺乏建树，甚至直接演变成了名人富豪沽名钓誉的政治噱头、金钱与权力的寻租工具，又因并不处于实权范畴而鲜遭查处。

　　善于见微知著的敏感人士认为，习近平此番将政协纳入清扫范围，绝不仅仅是反腐那么简单，而应该是习近平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部分。有迹象表明，中共已经开始在一些政治议题中给予民主党派发言空间和媒介传播，目的可能真正要让政协天职回归，成为制约与平衡政府权力的政治机制，以及启动全社会开展大辩论讨论的自上而下的顶层机构设计。

　　政治花瓶的尴尬与富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人民政协，是中共领导实现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主要途径，也是中共一手建设和领导的统战组织。在海内外各界人士眼中，政协只是中共以民主的形式掩盖一党专政的障眼法和政治花瓶，在中国的现实政治中不具有实际权力。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经济的发展，以及贫富差距逐渐扩大，中国的政协系统又逐渐沦为了名人和富豪的俱乐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富人”委员。

　　据报道。2013年的两会，全国2200名政协委员，有52名身价超过10亿美元。2013年7月，以每年发布全球富豪榜著名的胡润表示，上榜中国富豪榜单的富豪中，有15%的人具有全国人大代表或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相比之下，政协和人大体系中，“穷人”的人数却不见有所增加，成为“有身份，无声音”的群体。

　　全国政协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磋商机构，为何吸引了这么多富豪的青睐？中国政府智库——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冯兴元对此曾表示，“当商人们累积巨额财富之后，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财富，要么找一个代理人，要么自己当官。”

　　与此同时，很多地方在选拔政协委员时往往只唯其名，不问其素质及能力，把“政协委员”的政治称号变成了政府部门单方的奖励和赏赐，由此产生的现象是，谁是当地的税收大户就把这个帽子给谁，谁成为当地的名人谁就代表当地说话，而全然不管这个人是否具有一定文化水准和独立思维意识，是否关心国家政治、了解国情民情，是否能代表民众提出有含金量的意见建议和批评，是否有时间去基层调研、有能力写出好的提案等等。

　　就因为政协长期“重财不重政”，经济能力和政治待遇的直接挂钩，直接导致了权钱腐败的滋生，又因其并不是实权部门，所以并未被民众普遍关注。但是近一年的反腐风却一下刮开了政协的隐身衣。2014年2月20日下午，有着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全国工商联城市基础设施商会会长、全国青联常委、哈尔滨翔鹰集团董事长等众多头衔的刘迎霞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资格。因为刘迎霞最美政协委员的称号以及其和周永康案的交集，这则消息格外引人瞩目。加上之前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刚、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原副主任黄峰平、内蒙古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以及2013年7月落马的四川省原政协主席李崇禧，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以来，已经撤销5个全国政协委员资格。

　　到此时，外界赫然发现，习近平铁手整风一年多以来，在“苍蝇老虎一起打”的反腐声浪中，政协系统落马的大小官员数不胜数，十八大后被调查或落马的省部级以上官员名单中，出自政协系统的官员几乎占到1/3。

　　此番政协委员纷纷落马，既说明了中共高层反腐的决心和力度，也证实了政协系统的腐败情势。虽然政协在中国政治体系中被边缘化，但是与党、政、军等系统相比，与社会的联系却更为密切。再加上制度设计对此缺乏足够重视，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这些都为腐败大行其道开了方便之门。据媒体报道，李崇禧、杨风等人涉贪，均是因为与商人存在复杂的利益关系。

　　清扫政治角落 发扬民主监督

　　事实上，习近平除了将政协拉入反腐风暴之外，他清扫这块政治角落显然还另有深意。可以看到，中共对待政协政治作用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一些政治议题上民主党派的意见和声音正在被外界所听到。例如2月10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中南海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根据中共的惯例，每年两会召开前，国家总理都会主持召开座谈会，就两会上要提交的政府工作报告听取民主党派的建议。这一过场式的会议，在以往官媒的报道中，都是详细报道时任总理的发言，对于民主党派人士仅在文字中提及名字，相关的发言则一句带过。而在本次的会议中，官媒报道明显转向，对于总理李克强的发言报道篇幅很少，却首次详细报道了党外人士的建议内容。

　　观察人士称，习近平比中共前任领导人江泽民与胡锦涛都更为突出和强调政协的作用。习近平在十八大上台后申明，中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中国要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则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改革调整，除了创新的方向外，另一途径就是正本清源向原有组织建构的回归。例如，王岐山所领衔的中纪委目前日趋独立化和实权化，王2013年11月专程奔赴中纪委前身中监委旧址，即是一个十分明确的回归信号。

　　而近年来政协的变化也大体符合这一趋势。2013年11月，随着广东省政协主席朱明国不再担任广东省委常委，中国31位省级政协主席已经全部“退出”同级党委常委班子。恰如一些分析人士所说，“正因为不再兼任党委，政协主席才更敢说话”。这是参与决策权的丧失，却是监督权的强化。

　　多维新闻在习近平上位之日就在《引领中国——习近平必须面对的十大挑战》一文中指出：中共必须对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制度进行检讨，推动科学的、与时俱进的改革。要十分清楚界定人大与政协不该是橡皮图章、政治花瓶，或是成为退休高官和富翁俱乐部，而应该体现为制约与平衡政府权力的政治机制，成为治国理政集思广益的政治沟通平台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手段。中共党员是否垄断这个机制并不重要，而是人民如何透过这个机制在政府作出错误的决策之前，能够起到监督的作用，在决策之后，能够起到纠正的作用。如何完成这项任务，考验着习近平的政治智慧，检验着中共进行政治改革的诚意，同时也体现了中共是否具有接受权力制约的胸怀。

　　政协或成新民主思潮助力机

　　而对于民间舆论来说，长期官媒一言堂的格局必然不会长久。而大辩论时代迟迟没有到来，一方面是民众长期浸淫于经济发展，政治之智尚不够完备，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党性监管舆论，缺乏自上而下的言论代表。但是大辩论时代迟早都要来临，多维新闻在上述十大挑战一文中也点明：不管中共是否愿意，中国往何处去的大辩论必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舆论的主题，从过去几年不同政治思潮的蠢蠢欲动就可以预期这场辩论的必然性。

　　从政协中各民主党派的人员构成看来，目前的八大民主党派都有其不同的发展人群。民盟侧重发展大学中学教师群体和社会科技人才，民进侧重发展中小学教师群体和出版发行业人士，民革青睐国民党党内人士及其家属，民建的大门则对着有地位的商人群体及社会知名人士，农工重点针对医疗卫生工作者群体，九三学社重点发展科技界知名人士，台盟自然是针对台商群体的，致公党是侧重发展华侨及其家属。一般来说，这些民主党派对加入者要求都较高，基本要求较高的职称水平和较高的文化背景。

　　而上述人士基本构成了中国社会中产阶级的中坚力量，对中国政治前途和社会发展最为关注，也最容易在本领域内产生影响力。因此，他们具备一定的政治资格，可以在中共允许的公开平台上去挑起政治思潮的讨论，也具备足够的知识层次和影响力，让讨论朝着应该的方向发展，成为大辩论中重要的助力机。

　　因此，习近平大力洗白政协，回归政协的原本职能，就是要真正发挥政协的监督作用，在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党，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之际，积极建立中国的政治理论和民主机制，以应对现代社会的各种政治挑战。而政协除了承担民主监督的作用，还将作为顶层设计中的非官方言论代表，在大辩论时代积极扮演发起和引导思潮的角色，真正在中国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王新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