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方老路 中国人还要忍受多少年雾霾？

　　空气和水，这些我们祖祖辈辈无限信任的物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危机四伏了。而让这些人类须臾不可或缺的物质变得不再安全，仅仅用了短短的100年。这100年，正是科技成果全面重塑人类生活的100年。现实世界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料。正如欧洲环境署的一份报告中所说：“条块分隔的科学，无论多么博大精深，都不足以成为预测或缓解这种复杂系统影响的基础学问……”环境问题正是这样的复杂系统。那么，前方的路在哪呢？本期“聚焦”栏目刊发此文，试图引发大家的进一步思考与行动。 ——编者

　　几周前，一场罕见的长时间、大范围的雾霾笼罩了中国。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一个国家里，总有人专门做预见者的工作。就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来看，不能说预见者们没有发言。

　　一个国家，工业化程度高了，环境污染必然随之加重。然后提高治污技术，强化污染治理。先行国家无一例外。工业化之后，产业升级，高污染产业向落后地区转移，人口向新的空间移民、殖民。先行国家无一例外。

　　这样的路，前一程，中国跟着走了。越往后，越跟不上。

　　在治理污染方面，由于执法力度在现实层面遭遇严重消解和抵制，即便买来和发达国家同样先进的技术设备，效果也相去甚远。

　　在人口转移和产业升级方面，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在人口密集产业的中国走起来很难。

　　所以，按规律推，我想说：第一，大气污染严重到这个地步，其实是早就可以预见的。第二，比大气污染更严重的是水污染。只不过由于呈现方式的不同，还没那么引人注目。

　　2012年6月，我在腾讯微博做客座总编辑时曾预言：按现在的趋势看，环境污染问题会越来越糟，10年内一定会有极端的环境灾难事件出现。如今这一次次全国性的雾霾，已经算是环境灾难了，但是一定还会有更严重的环境灾难出现。

　　为什么如此肯定地作出这个判断？很简单：中国的国土面积、人口基数、发展路径和生活方式，四个元素的组合，必然导致这个结果。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30多年，伴生的污染问题处于增长和转移的阶段。就是既有从无到有的污染，也有在充分利用环境容量的口号中形成的城乡间、发达和欠发达地区间的污染转移。

　　中国经济发展的后30多年，污染问题将呈量变引发质变之势，极端性的环境灾难将不断出现。

　　最乐观地预计：中国的环境问题开始整体好转，应该是在第二个30年之后。当然，这还得仰仗总体政策正确、国人配合。也就是说：中国人还得再忍受雾霾、污水等严重污染最少30年。日本由“川崎哮喘”、“水俣病”肆虐到环境全面好转，用了大约30多年。中国现在的情况，比日本难多了。

　　相对于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再治理的路子，中国的去污之路更艰难百倍，产业升级以及高污染产业的转移，因为后发劣势，难度和空间都不可同日而语。更加不同的是：中国的体量实在太大。全世界发达国家总人数加起来也没中国人口多。

　　也就是说：发达国家通过产业升级、建殖民地等策略，现在得以穿西服动鼠标挣高利润，以中国的体量和现在的国际大势，要完成这些高污染产业的转移和升级，难度和耗时都会很惊人且结果不可预计。

　　“数不清的烟囱”的变迁

　　有回忆文章写道，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说，要很快发展到站在城楼上能看到数不清的烟囱。这充分表露了中国对于工业化的急迫心情。

　　当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国来说，工厂是先进和现代化的象征，当然会建在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不光在北京，在中国的各个城市，越是中心地带就越是工厂林立，北京王府井、上海康平路附近都有工厂。

　　改革开放后的第一阶段，一方面许多企业效益不佳，而中心地段的商业价值凸显，于是一些企业开始自己转型，把工厂用地用做商业开发。

　　在环保意识觉醒后，各个城市都开始整体性地把工厂迁出中心区域，尤其是那些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噪音污染严重的工厂。

　　迁到哪里去呢？迁到每个城市的边缘地带、郊区以及其他欠发达地区。

　　有一个时期，中国各个城市中心地带的大气、水、噪音污染大大减轻。但另一方面，中小城市、城镇、农村的环境污染却越来越严重起来。工厂在这些地方越建越多，当然是重要原因。新华社曾经引用时任水利部副部长翟浩辉的话说,我国农村化肥、农药、除草剂、农膜的大量使用，已经造成了严重的面源污染(指相对于点源污染而言的一种水环境污染类型)，许多河道发黑，河岸杂草丛生,垃圾成堆，不少农田有害元素含量超标、土壤板结硬化。许多乡村特别是乡镇企业发达地区和开发项目比较多的地区,很难找到一块净土、一方净水。

　　以往那些山清水秀、水草丰美使人怀念的乡村，逐渐成了土臭水黑、垃圾遍地的所在，与此同时，在城市，昔日的工厂变成了大片绿地或高档住宅小区，适宜生存之地由乡村全面转移到城市。

　　农村的污染，最终都随着水流、农产品……和很多很多人的生活联系起来。农村的困窘，最终都将会以各种形式回馈到社会。农药、化肥等各种污染，最后都会进入水中和大气中，最后进入我们的口中、肺中。

　　事情就是这样，环境保护在大城市越来越受人关注，但在中小城市、城镇、农村,问题正变得越来越严重。而如果中国广大的中小城市、城镇、农村处在严重污染之中，中国总体的环境容量自然日趋饱和。

　　讲生态言必称西方之后

　　如今在中国讲生态问题，往往言必称西方。西方生态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越来越大，西方人影响中国人的，不光有生态思想，还有他们的生活方式。

　　如今这个世界有70亿人，70亿人都希望像美国人那样生活。

　　美国人如今怎样生活呢?——“人们几乎不为自己做事。我们不用从生食开始烹调我们的食品（55％的美国消费者的食品预算，花在了餐馆和即食方便食品上）。我们既不缝补，也不熨烫,更不制作我们的衣服；我们既不用烘烤，也不用建造，更不用我们自己修理；我们除了孩子几乎什么也不生产，并且一旦我们做了那些事，我们就降低了身价。”（《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美国学者艾伦·杜宁著）。

　　20世纪50年代，西欧人过上了同美国人一样的生活。

　　20世纪70年代，日本人过上了同美国人一样的生活。

　　今天在印度，“大约一亿中产阶级的出现，已经导致了从汽车、电视机到冷冻食品每一样东西销售量的爆炸性增长。印度城市的街道被世界上最危险的交通和最严重的空气污染填塞。这是由于数百万摩托车和轿车涌入了原先主要由自行车、公共汽车或牛车占据的道路。信仰朴素和有着节约传统的保守的印度人，正渐渐让位于一个思想自由和花销也同样自由的新一代。”（《多少算够》）。

　　中国人无疑正沿着同样的道路急行。

　　中国的人均财富只能排名世界第104，有人计算，实现13亿中国人的美国梦，中国的资源总耗至少要扩大50倍。伴生的污染量呢？无法想象。

　　也有中国人说：谁规定中国人只能住在茅草屋里看着美国人开汽车住洋房？凭什么当我们发展时就该忍受贫困维持生态平衡？

　　西方教给中国人的还有他们的经济发展模式。

　　20世纪后期，当西方世界的经济状况欣欣向荣，而采用其他发展模式的国家个个灰头土脸的时候，西方世界什么也不用说了，每一个想过好日子的民族都会跟着他们的脚步走。中国就这样跨进了新的发展轨道，而在跑道边掐着秒表计算中国奔跑速度的，是西方人。

　　用生态平衡的眼光来看，中国成了这样一个国家：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燃煤国。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与资源消耗一直成正比例上升，中国的自然资源绝对支撑不了目前西方式的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

　　这种困窘，其实西方在发展过程中同样遇到过，西方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之一，是发现和建立殖民地，从世界其他地方进口资源，把污染产业甚至垃圾向外转移。

　　事情就是这样。西方传给中国人完备的生态理念，也传入了令中国人向往的生活方式，还把中国纳入了和他们相同的经济发展轨道。但问题在于，这几者是相互矛盾的，生态文化理念和经济发展及生活方式发生强烈冲突。于是中国人不得不像金庸小说中的老顽童一样，以一个巨人的形态，在左右手相互搏击的痛苦中前行。

　　美国教授布朗的一段话被许多中国人转述：“由于中国如此庞大的人口，人类至今走过的所有道路，对中国都不能适用，中国非得开辟一条全新的航道不可。这个发明了造纸术与火药的民族，现在面临一个跨越西方模式的机会，向世界展示怎样创造一个环境上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中国如果成功了，就能为全世界树立一个榜样。如果失败了，所有的人都将为此付出代价。”

　　中国这样一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在发展方向和发展方式上如果没有清醒的认识，后果可能是谁也无法预测的。

　　中国人必须收心敛性

　　今天的中国人，每天都在被刺激着。为了推动经济的发展速度，所以要不断刺激消费。

　　新中国建立之初，生产、生活照搬苏联模式，生活水平低下，长期处在一种短缺经济中。但今天许多人回忆，称那时的生活里有一种低水平的快乐。我一直在思考，那种快乐从哪里来？

　　想想那时的模式：稍具规模的单位，办公楼旁边就是宿舍楼，生活区里配套托儿所、幼儿园、子弟学校、医院或卫生所，在牺牲自由的不快里，收获了极大的便利。很多人不用挤车路上耗几小时上下班，不用接送孩子，不用到处找人求人给孩子找幼儿园找学校……

　　面对今天人人都在追求的以大房豪车为标准的美好生活，我一直在思考有没有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让中国人能够在简洁低碳的前提下，最大限度满足舒适感的生活方式。

　　我在想，是不是有很大一部分人，愿意选择简朴清静但便利的生活方式？社会有没有可能以环保理念迎合他们，从而既让人们多一种选择，也为中国做一种探索？

　　13亿人口的中国，如果寻求不出这样的模式并使之成为社会共识，那么，雾霾、毒水，定会以越来越高的频率和强度不约而至。

　　我设想的新农村，照明、做饭、采暖全部用沼气，定期更换的沼液、废渣用来肥田。以这样的纯生态设施，最大限度为农民们提供便利生活的同时，化肥使用量必然降低，食材和水的洁净度因此提高，这又造福了城里人。全中国每年化肥、农药的总用量，应该由环保部与农业部共同研究、控制，而不能这个部为了产量只管猛劲撒，那个部一头雾水不知该如何消解。

　　我设想的城市规划，不是只学点发达国家的皮毛，而是能有超前思考，比如，在为汽车修路的同时，为愿意跑步、骑自行车上班的人们留出安全、舒适、便捷的通路。中国曾经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自行车大国，但眼下自行车正在逐步被淘汰。

　　我设想的中国环境治理，应该是全世界最严厉的。从中南海开始，中国的楼房，房顶要铺满绿色植物或太阳能板，必须装上雨水集流设施；每一个乡村，必须有垃圾和污水处理设施；每一亩土地和林地，施用化肥、农药等化学要素的数量必须受到监控；汽车的尾气排放标准，必须领先全世界而不是在欧盟后面亦步亦趋。

　　肯定有人会笑话说：别做梦了，学都学不好，谈何超越？但是看看日本吧：当年加藤三郎最早提出要限制日本汽车的尾气排放，并作为官员制定日本的汽车尾气排放标准，引起一片骂声。骂他的人说，加藤是想把日本汽车工业卖给美国。如果执行这个标准，日本汽车工业必将死亡。结果呢？没有一家企业倒闭，反而更好。如果没有那样的限制，就没有日本汽车产业的今天。

　　归根结底，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尽管对于雾霾的成因有诸多解读，但我认为它是一个污染总量超标后的集成结果。我悲观地认为：因为先天禀赋和天时地利人和，中国人在中国，要想多数人拥有美国人那样的豪车豪宅，就别指望有美国人那样的蓝天白云。要想有蓝天白云，整个民族就必须收心敛性，做出牺牲。比如，我说一句找骂的话，北京人这样恐惧雾霾，咱先做点力所能及的补救：让烧烤这种食品从这个城市彻底消失。再说说汽车……好了好了，不说了，我似乎已经看见要跟我辩论者的愤怒面孔了。

　　（注：作者为《瞭望东方周刊》常务副总编辑，本文原标题为《雾霾会越来越频繁地光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