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集团迁册香港 引爆习近平二次改革

　　中国央企中信集团近日以2，250亿注资香港子公司中信泰富，欲实现在港整体上市。该消息被视为中信或将总部迁册香港的有力依据，这个推论也将中信集团推向了舆论的浪潮之巅。虽然，当下外界聚焦点还在股票上市，但有政经学者提出，中信这次“借壳”对香港自身乃至内地的政治意义都不亚于经济影响。

　　对大陆而言，中信集团实际是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标志。当年，中国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因为文革的十年折腾，中共更是出现了严重的执政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国策。

　　1979年1月，邓小平约见了包括荣毅仁在内的工商界和民主党派人士，希望他们能围绕改革开放做一些实际工作，发挥自己的作用。同年2月，荣毅仁向中央提出了《建议设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见》。1979年10月，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当时名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荣毅仁担任首届总裁。

　　值得关注的是，与自我壮大相比，中信肩负为中国经济“引进来”的开路重担才是其最大政治意义。这些年来，中信在诸多领域进行探索与创新，开辟了一条通过吸收和运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创新发展之路。这种操作，让中信这个作为邓小平授意荣毅仁组建的央企集团，成了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

　　尽管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一直蓬勃发展，但是发展到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时，却进入到了它的发展瓶颈期。目前的状况是，中国经济已由较长时期的两位数增长进入个位数增长阶段。这其中，过多的货币投放，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务沉重、陷入不断借新还旧的恶性循环；在社会层面上，房产泡沫也不断地危及中国民生；随着这些问题的积累，有些已经到了危害中共执政根基的程度。可以说，习时代的中国又到了一个必须再出发的地步。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策动中国第二次改革起航已是刻不容缓。

　　纵观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则更像技术和制度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历史，前二十年打开国门从世界引进了先进技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为了适应世界经济规则，中国也结合国情，按照世界标准修改了大量的经济运行规则，实现了经济制度的脱胎换骨，从而达到中国经济的再进步。因此，习近平时代的“二次改革”正处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若转型成功，中国经济将会有较长时间的发展期；若转型失败，中国三十多年积累的经济基础可能会毁于一旦，还会与千载难逢的实现现代化的机会失之交臂。可以说，习近平要想做好中国的“二次改革”，既要有破釜沉舟的改革魄力，还要有绝对的改革智慧。

　　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提出六十项改革任务，设立改革领导小组并亲任小组组长。除此之外，习近平在APEC峰会、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对外友好访问等场合上，均释放出中国将全面深化改革的信号。有评论称，习近平这一系列举动，一扫外界对中共政党“九龙不治水”的讽刺，彰显了自己的改革决心。在上行下效的中国官场，习近平提出的经济问题一直是中共官员的热议话题，尤其是对经济活力不足、增长推动力缺乏等发展瓶颈问题的探讨，而其中又以国企改革为重中之重。

　　众所周知，目前中国国企经营管理理念落后，许多国企产能过剩，如果长此以往，单凭庞大的国企规模也必将中国经济融成一潭死水。因此，国企改革也是习近平“二次改革”的重中之重。

　　就目前的局势而言，习近平迫切需要一个成功市场化的改革样本来振兴市场和提升社会对国企市场化改革的信心。中信集团作为第一次改革的标杆，又具有与海外经济合作的丰富经验，无疑是最佳选择。对比中央在外交上提出的动态平衡理念，不同上次改革开放的“引进来”的角色，中信这次迁册香港的行动，则肩负中资国企“走出去”的使命。很明显，在“走出去”的问题上，中国国企一直被各种政治、经济原因所困。而中信借用香港子公司中信泰富的身份不但可以规避大陆政治制度的束缚，还可以利用香港的金融国际环境加速完成国企“走出去”的目标。因此，中信入港也标志着以习近平为中心的中国二次改革正式起航。

　　上个世纪，邓小平称中信集团是改革开放的窗口，三十多年后，中信又为习近平时代的改革再次冲锋陷阵。这是一种改革的传承，体现了习近平在三中全会上所表现的改革魄力，也验证了多维“习近平是年轻版邓小平”的研判。就目前的条件而言，中信是最有能力与外界接轨的国企，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中信好比中国多年来培养出的国际队伍，而香港就是它出海的训练场。

　　香港再成中国改革桥头堡

　　香港素有东方之珠的美誉，不但由于它是世界著名的金融和贸易中心，还在于香港对中国改革的重要意义。有消息人士称，中国当局此次将中信集团迁册香港，虽然是国企改革和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关键实践，但也主要考虑了香港在中国国家战略里的特殊地位。

　　当年，邓小平的改革就是从借力香港开始的。改革开放初期，出于对共产党政权的不信任，加上中国自1949年开始，在对外交流方面，接近锁国状态，外界对中国了解甚少。因此中国改革开放涌来的外资，最初是以香港资金占最大比重，达百分之八十。当时的中国缺乏优良的货运设施和海外贸易网络，而香港当时已经是亚太地区重要的贸易中心，拥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硬件设施和一流的贸易人才。1979年，中共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试办经济特区，而这些都是临近香港的大陆主要港口。不难看出，邓小平这种操作就是将香港视为中国大陆经济特改的桥头堡。

　　曾有广东官员直接对外表示：“广东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一部粤港澳合作的历史。” “香港人不仅带来了资金、技术、人才，为内地输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理念，也更新了管理文化。”在资金、技术输入的同时，香港更为改革开放输入了先进的发展理念、经营方式和管理经验，促进了观念更新，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提供了借鉴，较为熟悉的例子是港铁公司。国外有专家认为，内地市场经济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拥有香港这样一个成熟的、国际化的市场经济体系可以借鉴，为改革的启动和深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但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内地经济的崛起，香港同内地呈现出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势。虽然经济与资本方面有较好的融合，但在企业与实业之间，香港与内地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合作与共生，国有企业在港设立的公司基本都是以子公司的形式出现，陆、港也一直处在“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尤其在近年来，香港在中国的高速发展中也渐渐迷失了自己。即便如此，也不得不承认，香港依旧拥有很多优势是内地城市在较长时间内所不具备的。作为国际自由港，香港拥有国际一流的商业环境，如法律体系、人才储备、市场监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