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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六四事件已经过去了25年,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丁子霖年届77岁,近年身体欠佳,今年起会由61岁的尤维洁接班、担当发言人。尤维洁说:“如果有一天真的需要我第一个站出来的,我已做好了思想准备。”
尤维洁在六四惨剧后翌年与当时组织六四死难者家属的丁子霖,一起向政府追讨镇压责任,当年她站得较后,“那时候我们这些妻子,30多岁,孩子都很小,花太多精力去做难属工作,是不太可能,而且当时确是比较胆小”。不过,多年来眼见丁子霖及其80岁丈夫蒋培坤、78岁的张先玲等年纪愈来愈大,她儿子亦已成家立室,在丁子霖的邀请下,答允站出来当发言人,“不是什么新代言人,我是很尊重丁老师她们,只是希望负担多些工作而已”。
六四死难家属除承受失去亲人的伤痛,也要应付政府监控的压力。六四后尤维洁忍住哀伤投入工作,养育儿子,她本来在印染厂当技术员,1992年被“内退”(内部退休),其后考了会计师牌改行从事会计和财务工作。她没有告诉单位领导自己的难属身分,避免为他人和自己带来麻烦,但有一天,她被单位安排到检察院负责核数,未出发前派出所已知道,便派警察去阻止她,以为她会借机搞事。尤不满说自己只是上班,最后警察要求用警车送她去,她答允,但条件是不能惊动她的工作单位,警察同意。
两个月后,尤维洁的上司召见她,说警察已告诉他有关她的身分,但这上司不但没有为难她,还维护她,“我老板跟那些警察说,你们这样对待她,怎么可以呢?她的孩小还小!他们就说是是是,我们也只是请你们好好对待她而已”。她斥警察的手段卑鄙,“其实他们根本想我走投无路,如果我的老板是执着的、不理解我的人,我就肯定被开除了”。
尤维洁有一名儿子,1989年时只有5岁,现已30岁,尤维洁希望保护儿子,不欲透露他太多资料。她说孩子从小就了解发生过什么事,“每年六四,或者清明,或者两会期间,警察都会骚扰我家,有时早上来两个警察在家门外,晚上又派两个来看看我家,我的孩子很早就看过些”。
母亲多年来争取平反六四,不求儿子全盘接受,最重要是尊重和明白。“我跟他讲,你用自己眼光,用自己的思想,去看中国近代的历史,我说我不给你传教,不会强加思想给你,你自己去看。但不论你怎样看待我做的事情,你必须尊重我。”“他理解我,他说我知道了。对我来说,这样就行了,足够了。”
尤维洁强调会坚持到底,“我亲眼目睹大屠杀,不能背着良心,不能只为了生活,为了孩子便不去追讨国家。我们难属做的事情,今天看起来,诉求看似简单,但会在历史上留下一页,而且也对中国民主进程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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