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六四事件已经过去了25年，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丁子霖年届77岁，近年身体欠佳，今年起会由61岁的尤维洁接班、担当发言人。尤维洁说：“如果有一天真的需要我第一个站出来的，我已做好了思想准备。”
香港《明报》4月17日刊文写道：尤维洁仍清楚记得，丈夫杨明湖生命最后流逝的片段。1989年6月，42岁的他在国家部委工作，4日凌晨在北京南池子遭戒严部队枪击，膀胱中枪，盆骨碎裂，两天后身亡，死前向妻子说：“对不起！对不起！”然后，便说不下去。
尤维洁在六四惨剧后翌年与当时组织六四死难者家属的丁子霖，一起向政府追讨镇压责任，当年她站得较后，“那时候我们这些妻子，30多岁，孩子都很小，花太多精力去做难属工作，是不太可能，而且当时确是比较胆小”。不过，多年来眼见丁子霖及其80岁丈夫蒋培坤、78岁的张先玲等年纪愈来愈大，她儿子亦已成家立室，在丁子霖的邀请下，答允站出来当发言人，“不是什么新代言人，我是很尊重丁老师她们，只是希望负担多些工作而已”。
六四死难家属除承受失去亲人的伤痛，也要应付政府监控的压力。六四后尤维洁忍住哀伤投入工作，养育儿子，她本来在印染厂当技术员，1992年被“内退”（内部退休），其后考了会计师牌改行从事会计和财务工作。她没有告诉单位领导自己的难属身分，避免为他人和自己带来麻烦，但有一天，她被单位安排到检察院负责核数，未出发前派出所已知道，便派警察去阻止她，以为她会借机搞事。尤不满说自己只是上班，最后警察要求用警车送她去，她答允，但条件是不能惊动她的工作单位，警察同意。
两个月后，尤维洁的上司召见她，说警察已告诉他有关她的身分，但这上司不但没有为难她，还维护她，“我老板跟那些警察说，你们这样对待她，怎么可以呢？她的孩小还小！他们就说是是是，我们也只是请你们好好对待她而已”。她斥警察的手段卑鄙，“其实他们根本想我走投无路，如果我的老板是执着的、不理解我的人，我就肯定被开除了”。
尤维洁有一名儿子，1989年时只有5岁，现已30岁，尤维洁希望保护儿子，不欲透露他太多资料。她说孩子从小就了解发生过什么事，“每年六四，或者清明，或者两会期间，警察都会骚扰我家，有时早上来两个警察在家门外，晚上又派两个来看看我家，我的孩子很早就看过些”。
母亲多年来争取平反六四，不求儿子全盘接受，最重要是尊重和明白。“我跟他讲，你用自己眼光，用自己的思想，去看中国近代的历史，我说我不给你传教，不会强加思想给你，你自己去看。但不论你怎样看待我做的事情，你必须尊重我。”“他理解我，他说我知道了。对我来说，这样就行了，足够了。”
尤维洁强调会坚持到底，“我亲眼目睹大屠杀，不能背着良心，不能只为了生活，为了孩子便不去追讨国家。我们难属做的事情，今天看起来，诉求看似简单，但会在历史上留下一页，而且也对中国民主进程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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