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转星移，胡耀邦离开这个世界已经25年了。25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上如今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但也有些东西根本未变，甚至在倒退，那就是党国政治体制，这种倒退与当年胡耀邦的努力方向是背道而驰的。
胡耀邦虽是红小鬼出身，为革命奋斗了大半生，却在经历了文革这样的灾难后痛定思痛，开始反思这个体制的弊端。1977年的胡耀邦就曾指出：“禁锢我们这个民族创造力的，一个是精神枷锁，什么‘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一直到‘两个凡是’，都是教条主义的。还有一个是‘组织枷锁’，历次政治运动积累起来的冤假错案，各种错误的组织结论，把干部知识分子压得抬不起头来。他们的亲属、朋友，被剥夺了担任适当工作的权利，无法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样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进行自由竞争呢？” （盛平主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香港泰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页56）
关于民主，耀邦曾坦率承认自己还没有“研究清楚”，但他明确指出“民主问题没有研究清楚前，各种各样看法都可能提出来，但都不可当作定论”。（同上，页330）这里表现的是一种开明态度，因为既然还没有“定论”，就应当允许人们就民主问题进行讨论，发表不同的见解或主张。关于这个党的现状和未来，耀邦则时不时表露出深深的忧虑：“现在是我们当权，现在是我们登台表演，今后10年中间，我们这些人究竟演出什么戏来？是演出一场威武雄壮的话剧来，还是演出一场悲剧来？是演出一场笑剧来，还是演出一场丑剧来？”（同上，页332）耀邦对这个党走向蜕变心存警惕，对党内越演越烈的腐败现象痛心疾首，大声疾呼“不要忘记国民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几年就垮台的教训”。（同上，页1092）虽然从目前掌握的资料言，耀邦尚未将自己的沉思上升到从理念和制度层面为共产党另寻出路的高度，宪政、新闻独立、司法独立、多党制、建设一个强大成熟的公民社会等尚未系统进入耀邦的思考视野，但耀邦主张大胆探索，不要为这样的探索设置禁区，已经足够珍贵！
耀邦绝想不到的是，他的离世，成为1989年学生运动的导火索，而党国当局竟然对和平示威的学生、市民大动干戈，上演了一出绝世大丑剧！如今，六四镇压也过去25年了，党国当权者却仍然生活在六四后遗症的可怕阴影中。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再到习近平，对中国民间民主化要求的回应，其记录均是负面的。前几年党国当局对“零八宪章”的打压、对“茉莉花散步”的强力震慑，表明中共“守摊”领导人全无政治远见，丢失政权的恐惧远远压倒对民族未来的历史责任感。十八大以后习近平的“左转”则继续了这个倒退势头，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看起来“红二代”领导人雄心勃勃，借助中国经济的“崛起”，大有“党国中兴”乃至构建“红色帝国”之志，但红二代领导人的“江山意识”从根本上对立于中国民主转型的大方向，他们对新公民运动等中国民间运动的打压，也充分说明他们根本没有从25年前那场镇压造成的合法性危机中真正摆脱出来。
2013年4月，中共中央推出“9号文件”，提出要批判7种“错误思潮和主张及活动”，包括——
1、宣扬西方宪政民主，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2、宣扬“普世价值”，企图动摇党执政的思想理论基础。
3、宣扬公民社会，企图瓦解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4、宣扬新自由主义，企图改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
5、宣扬西方新闻观，挑战我国党管媒体原则和新闻出版管理制度。
6、宣扬历史虚无主义，企图否定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新中国历史。
7、质疑改革开放，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
这当然是7条绳索，试图把14亿中国人的思想重新禁锢在党国划定的牢笼中。然而，用胡耀邦的话说，“这样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进行自由竞争呢？”不管当局如何把“中国梦”说得天花乱坠，一个从根本上实施精神奴役的政治体制是不可能把这个民族引向光明的！
民主转型是未来中国的大方向。这个古老的民族肯定要往前走，无论前边的路途如何崎岖坎坷。在这个进程中，需要民间的努力，也需要体制内的反思和行动。胡耀邦作为一代中共改革派领导人，作为一个敢于面对过去、当下和未来，也敢于面对自己内心的诚实的人，他的遗产将永远具有启迪作用。我想，这就是胡耀邦对当下中国的意义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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