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史无前例的离岸金融公司调查报告，在2014年初给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政商界投下重磅炸弹。离岸公司或离岸帐户并非都非法，许多合法企业也都将海外帐户当作公司经营的重要工具，问题在于其中涉及的大量财富隐匿、官商交易。有分析认为，目前曝光的只是部分海外投资者名单，其他名字未出现的中共高层，可能利用其他管道转移资产。
转移资金的避风港
ICIJ引述一些中国专家指出，太子党不断增长的财富和商业利益（包括离岸资产）是共产党执政的一大危机，但由于领导阶层的人过于涉入其中，以至于他们很难制止。“如果你是中共领导人，到头来不能为家人聚敛数十亿的财产，那有什么用？”常驻中国的美国律师史蒂夫‧迪金森（Steve Dickinson）指出：“这个问题很巨大，且对中国有重大意义，大家不想谈论的心态可以理解，却是可耻的。”迪金森曾协助调查与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有关的诈骗案。
中国之所以开始参与离岸事务，主要归功于1990年代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深化经济改革的背景，当时经济系统之重组，促使了离岸蓬勃发展，诚如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郭丹青（Donald Clarke）表示，政府倾向对国有企业改革，因此民间投资人转向离岸金融中心寻找机会；与此同时，西方银行家、会计师和投资者也知道在中国做生意并不容易，从而让离岸模式得到增长。
“就是我们这些外国人开始这么做的，”美国凯威莱德律师事务所（Cadwalader, Wickersham & Taft）大中华地区业务主管李大诚（Rocky Lee）告诉国际调查记者同盟：“这是不得已的做法，因为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的规章制度不太适应。”
根据国际调查记者同盟的报告，其他促进离岸业务的因素还包括：第一，1990年代末期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令中国进一步收紧资本管制，许多内地人便蜂拥到海外投资，那时仍由英国管辖的香港无疑是最理想的地点；第二，1997年香港回归后，内地投资者认为香港也不安全，于是许多公司转向更远的离岸天堂，英属维尔京群岛立即获得青睐，成为内地人转移业务和资金的避风港。
第三，中国政府利用税率优惠吸引外资的政策，同样助长了投资者寻求离岸业务的欲望。国际调查记者同盟称这种方式为“返程投资”（round-tripping），具体操作方法如下：中国制造商在境外设立子公司，然后将产品以成本价卖给子公司，在中国政府看来，母公司帐上利润减少，甚至没有营利，自然免税；接著子公司将产品通过正常价格卖出，所得金钱就是母公司从英属维尔京群岛或香港获得的“外商投资”，自然也是免税的。
由此可见，这样的避税方法非常有效，让想赚大钱的商人们趋之若鹜，所以不太意外的是，根据英属维尔京群岛当局，40%英属维尔京群岛当局的离岸业务来自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1998年至2002年被英国派遣成为英属维尔京群岛总督的弗兰克‧萨维奇（Frank Savage）便说，英属维尔京群岛与中国当局关系良好，因为此地“管理有序且法律制度健全”。
离岸公司丑闻一个接著一个
事实果真如此吗？对于离岸业务的批评者而言，英属维尔京群岛“毫无疑问”绝对是灰色交易的乐园。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援引英国组织“税收正义网络”（Tax Justice Network）指出，BVI离岸公司的丑闻可谓“一个接著一个”，如此环境“滥用企业保密制度”，从而创造出“隐瞒和促进各种犯罪的温床”。
中国作为离岸业务的爱好者，几个于1990年代后期率先“开疆辟地”的先锋者有中共八元老彭真的儿子傅亮。国际调查记者同盟的机密档案显示，1997至2000年短短时间内，在中国投资游艇和高尔夫俱乐部生意的傅亮至少註册了五间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其中名为South Port Development的公司还在2000年收购一间菲律宾酒店；另一方面，协助傅亮成立离岸业务的公司叫做保得利信誉通，专门提供离岸相关服务。
事实上，自2000年起，有鑑于中国与日俱增的离岸需求，保得利信誉通成功在该国打通市场，甚至曾与全球五大会计事务所──毕马威、安永、普华永道、德勤以及安信达在上海共同开会讨论，使它们成为客户。
举例来说，普华永道在信誉通的帮忙下，协助中国、香港和台湾投资者成立400多家离岸公司，瑞士银行巨头瑞银集团更加惊人，信誉通共为其中港台投资者设立1000多家离岸公司，因此在这些华人地区，信誉通称得上是离岸业务第一把交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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