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六四”25周年。4月20日，“六四”学生领袖柴玲向“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发表公开信，披露1989年“六四”事件当时的亲身经历和真相，澄清外界的一些说法。
在公开信中，针对丁子霖所说从许良英先生那里听到“柴玲在大屠杀之前的5月末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说她‘期待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而她自己‘要求生’”这样冷血的话大为震惊。柴玲表示，首先，那不是她要求西方记者的采访，那个西方人也不是记者，是个留学生。柴玲也不认识他，是被临时介绍到他，听说他能够找到个能录音的地方。柴玲说她录的是她万一活不了的遗言。像当年Ann Frank躲避纳粹写的日记一样的。
柴玲说，她为什么要留这样一个遗言哪？因为在这前一天，确实她开会回来大家同意撤离广场，李录反对。他的理由是撤退是政府的诡计，他说柴太天真相信这些知识份子了。他们中间有人被重金收买在做政府要做的事情。柴玲说她当时听了很吃惊，也很窘。以为自己是不是真的被什么人骗了，中了政府要“关门打狗”的诡计——让学生撤回去，再抓、再镇压。所以她改变了同意撤的决定。好像那些知识份子跟李录谈了以后，也同意不撤了。
柴玲说，到现在为止，她也觉得有必要弄清这个真相。也许李录所说的是真的，也许是他被误导，也许是他说假话。但有一点是真的：李录自始至终没有离开广场，不像很多其他的人。“六四”以后，很多人也改变立场，都一边倒，都说撤就不会导致镇压。关于撤与不撤，很反覆。直到六月三号晚上，屠杀开始时，有人端着枪闯进广场指挥部里，要柴玲发令撤，又有人拿着刀进来，要柴玲发令不撤。柴玲的命令是任何人要走，立刻走，要留，和平地留下来——尊重每个人的意愿。
但是柴玲第二天醒来，安静思想，觉得虽然广场是个象征，不能倒，但是如果要取得真正的胜利 ——“和平对话，摘掉动乱的帽子，保证不秋后算账，推动改革，反腐败”，必须说服军人不执行戒严。柴玲听说，前一部军队认识真相后，没有执行镇压。但新来的并不知道真相。柴玲认为，最重要的工作是让新来的军队知道真相。但这是很危险的工作，远比在天安门广场上，受很多的媒体和人群关注的保护危险多了。作为一个总指挥，她应该去做最重要，最危险的工作。去找新的戒严部队，说服他们认识真相。如果他们把她抓起来，并把她失踪掉，或秘密处死，那她也准备好了遗言。她没有把这个计划在录音里讲出来，是怕他们拿到录音，让计划不成功。
柴玲说，在这样的背景下，才会理解她为什么要说出，她要求生的愿望。这里是没有任何错的。她是要世界知道，虽然我们都热爱着生命，但是为了一个自由的中国，我们是做好了献上生命的准备。
至于“期待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柴玲表示，这不是她的想法，也不是他们的策略。是她重复从李录那里听到的话。当她在重复这个话语时，有三个方面是要澄清的：
1. “血流成河”的定义。她并没以为是会有屠杀。她一直以为最坏的会像“四五”运动一样，普通学生被棍棒打。学生领袖被打、被抓。很多参与了天安门运动的人也都签名同意这个想法；
2. 她当时是同意无论发生什么事，一定要发生在光天化日下。不要再像以前那样，再允许镇压后，用谎言遮盖真相；
3. 她并不同意学生要流血。所以当她重复到这里时，她就哭了，怎么能让他们流血哪，他们还好年轻啊。这是她的原则。她最后在广场的命令是，任何人不许扔石头，扔瓶子，这样会造成更大的牺牲。
柴玲说，她一直坚持在广场最后一刻。她不是那样：让别人流血，自己求生的人。
柴玲还表示，这二十几年来，她仔细地检查了她的每一个动机、行动、决策，她自己认为她实在是尽了她所有的力量和生命来和平地推动这个民主自由运动了。她希望世人知道她在最后一刻在广场上，在他们谈判回来之前，不知道下一步还能活几分钟，几小时，或多久的时候。
柴玲部份言论惹非议
六四学运领袖柴玲写给“天安门母亲”丁子霖逾万字公开信中的部分言论，也惹来了一些非议。
信奉了基督教的柴玲在信中写到：“不必为政府是否平反六四而绊倒和苦恼”，而是应该以“感恩的心等待神的时间带来”。外界批评她以宗教作藉口，替中共屠城暴行开脱，愧对六四死难者。
同样是八九学运领袖的王丹，则在个人facebook上对柴玲的举动表示尊重。王丹说，只能尊重柴玲的立场，“我想，她选择公开信的方式，也是希望更多的人看到她的内心吧。” 不过，王丹当年曾发表声明，指柴玲的宽恕态度只能代表她自己，不能代表广大的八九同学。
柴玲是1989年“六四”事件中的学生领袖，天安门广场绝食倡导者之一，并担任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六四”事件后，柴玲和封从德夫妇被中共通缉。1990年4月经香港逃离中国大陆，十个月后抵达法国巴黎。随后柴玲与封从德离婚，到美国求学、工作、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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