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柴玲致六四母亲的公开信，为什么会让六四母亲丁子霖女士难过，同时让众多的网友们愤怒？她不仅是不会表达，更是不会理解与使用价值理念。关于宽恕与原谅，关于忏悔与爱，她都没有理解宗教精神的前提条件。譬如爱敌人，你可以爱一个放下屠刀不再作恶的敌人，但你不能去爱正在造恶的敌人。
我们看到，柴玲对丁子霖多年来持提出「真相、赔偿、问责」三项诉求表示敬意，称赞对方是「一位了不起的母亲。 也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但接著又来一句宽慰的话：对丁子霖女士「不必为政府是否平反六四而绊倒和苦恼」，而是应该以「感恩的心等待神的时间带来」。而在说到当年自己亲历的六四学潮时，她甚至也认为，不应该热血冲突，而应该等待神的到来。
柴玲既认同丁子霖的行为，又劝丁子霖做某种放弃，而2012年六四纪念之时，柴玲也声称出于信仰，她已原谅邓小平、李鹏，以及冲进天安门广场的士兵。
柴玲并没有否定丁子霖女士行为的价值，但其宽慰方式都引发众怒，这是因为人们把她其他的语言放在一起考量。如果真要宽慰丁子霖，最好的方式是设立天安门母亲或天安门受难者基金会，主动地参与到援救中去，而不是简单地通过祷告求上帝降恩。而当年六四热血青年学子们的政治示威也完成是和平的行动，并没有诉诸暴力，如果这样的和平行动都要进行否定，认为只有坐等神的拯救，这不仅悖离了公民社会的正义，也悖离了宗教精神中自救者得上帝拯救的训导。
柴玲之错，错在角色错位，柴玲是一位学潮失败者、政治流亡者，她没有权利对统治者与造恶者说宽恕，只有当柴玲成为胜利的审判者的时候，才存在宽恕与谅解，邓小平与李鹏的政治同盟们，仍然认为六四学生是一场颠覆性的反革命叛乱，六四受害者流亡海外，仍然有家有国难回，残酷打压公民社会的手法仍在继续，这些作恶者自己没有任何忏悔，却强行要求希望回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写悔过书方可入关。
当一种政治力量仍然对曾有过的罪恶没有改变与忏悔，当统治者仍然固守著特权，打击、迫害政治异已、禁锢公民政治自由，受迫害者没有任何权利对其宽恕与原谅，宽恕与原谅是有条件的：被宽恕对像已无力作恶并深刻反省自己的罪行，你拥有审判与追究的能力或权力，人们普通认为被宽恕对像已得到改变，这样的政治力量已不会在自己的国土上重生。
现在这些宽恕的条件一项均不存在，这样的宽恕完全是柴玲一已的宗教幻觉，既没有宽恕的政治意义，也不存在宽恕的宗教价值。
柴玲的言论也许在自己的宗教小型活动中可以表达，以期得到身边同道们的讨论或释疑，但作为公众人物，在六四冤情没有得到申张、中国社会远没有达到政治转型的今天，如此超前表达自己对六四事件的态度，不应该是一个有正义感的教徒所言所为。
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或失去正义的意义；超前的宽恕不是宽恕，可能是一种对恶的纵容。柴玲为什么激起了众怒？因为她无原则无条件的宽恕，违背的人间正义精神，在恶行不除的时间谈宽恕，对恶是一种包容。
基督教的历史既是受苦受难的历史，也是抗争与拯救的历史，如果片面强调等待上帝拯救，那么，就不会有摩西带领教徒们出埃及，当然也不会有新教徒们远渡重洋来到新大陆，宗教的拯救既有教堂内安静的祷告，也有通过战争或抗争过程的血与火之洗礼。柴玲应该知道，六四学潮与天安门母亲的行为，都是在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范畴内的合法合理的抗争，这样的抗争过程，既是一种苦难，同时对自己对当年献身的学生市民们，也是一种宽慰与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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