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田的独子、在「六四」事件中唯一被捕的香港学生姚勇战上月接受本报电话专访时表示，1980年代的大学生和民众，对社会充满希望，相信明天会更好才会上街示威，当大家对政府绝望了，或者认为政府会武力镇压的话，是不会上街的。回首25年前，姚勇战坦言，假如历史让他重新选择一次的话，自己未必会参加学运。
复旦求学投学运 双亲规劝不果
姚勇战生在上海，是家中独子，1982年随父母来港定居，1988年入读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管理系，翌年学运爆发，他当选上海高校自治联合会主席。「那个时候19岁，年纪轻，考虑的问题不是很多，看到社会上发生了一些事情，感到不公平，就会站起来说」，姚在电话中对本报说，当时他在上海，父母在香港，「他们管不住我」，他笑言，父母对学运的口号大致支持，只是不希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儿子身上，「我母亲来过上海，那个时候劝过我，但是她来的时间很短，她还要工作，她走了我又继续」。
囚1年即回港 自感「非常幸运」
姚勇战坦承，当时并不知道参与学运有多大风险，也不知道可能面临长时间的囚禁。「我能够只坐一年监狱就出来，回到香港，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了」。他现时在美国工作，与妻子育有3个孩子，「你问我如果可以选择会不会再参加学运，我刚才第一个想到的是，我的妻子怎么办？我的3个孩子怎么办？所以我恐怕不会参加了。」
赞当年学生有理想有责任感
八九民运已过去25年，姚勇战说，1980年代的中国是「上世纪后半叶最好的中国」。当时的人们较单纯，大学生也抱有理想主义情怀，对社会有责任感。他指出，当时的民众其实对国家有希望，相信「明天会更好」，所以才会上街，「如果民众对政府绝望了，上街也解决不了问题，那么就不会上街；如果民众对政府是仇恨的，或者知道政府动辄会使用武力的，那也不敢上街」。
至于未来中国会否再发生同类事件，姚勇战认为现时内地有不少群体事件，但多数是与生活、直接利益有关，而非像八九时为理念上街。「很难说，人心在『六四』刚过的时候的确是很怕的，但新一代人又出来了」，他解释，当年他们参加学运是因为未经历过文革，所以「不怕」，新一代人未经历过「六四」，所以也「不怕」，「中国现在社会矛盾很多，很难说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对中国是有希望的」，姚勇战强调，是「中国」而不是「中共」，他相信他这一代人能看到中国民主化。「中共再强强不过苏共吧，苏共都已经垮了，她（中共）能坚持多久呢？」他相信，中国最终会从内部慢慢变化，「连阿富汗都已经实现了民主，这种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都实现了民主，中共还说中国人的质素达不到，中国人吞不下这口气啊」。
相信这代中国人会看到民主化
中国政府每到「六四」纪念日，都会重复「中国政府对这场政治风波早有明确结论，中国在过去20年来，经济社会取得重大发展，中国人民享有广泛的自由和权利」的发言，姚勇战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天经地义，「现在互联网这么普及，iPad、iPod进入到每一个家庭，这是人类的科技进步，科技进步会带来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天经地义的，谁都不能拿这个credit（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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