喋血之城：中共民族政府穷途末路

　　接连三天，惨烈喋血事件一再上演。先是湖北麻城市发生砍伤学生事件，再是台北捷运发生随机砍人事件，22日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再传噩耗，据新华社对外部英文报道微博“新华—我报道”，早间乌市文化宫发生多次剧烈爆炸，目见火焰浓烟且有车辆货物燃烧，摊贩纷纷弃货而逃。

　　虽然三次喋血事件归属于不同的性质，引发的舆情震荡也不尽相同，但在勾连社会恐慌情绪上却具有不相上下的杀伤力。区别在于，前两起砍人事件在留下愤怒谴责之余，公众心头疑虑骤然而生：这个社会究竟怎么了？人们为何变得如此暴戾？后一起喋血事件，则因为发生地的敏感，且为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故而疑虑也更具象——新疆究竟怎么了？中共自1950年始的民族政策是否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

　　有限聚焦、强烈谴责、迅速处置……每次暴恐案后的发展路径基本如是。对民族政策的讨论和反思，内外割裂之状却显而易见。内部以“反思”为主基调，并比照与早期苏维埃政府通过民族识别缓和民族分离倾向的实践，得出的结论也在意料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民族地区发展的支持，变成市场经济下的“照顾”，面对快速变化的形势，中国民族理论研究和战略应有思变的勇气。如若继续补充，不妨再加上“万金油”的句式：只有准确认识中国民族问题的性质，才能把握当前处理民族问题的原则，提出科学的理论指导。外部则直接将民族政策打入冷宫，犀利如“彻底失败”，温婉如“中共应改变其少数民族政策”，试探如“习近平或将采取新对策”，虽然讨论繁多却也只是隔岸观火。

　　从内部反思说开去，理论指导固然不可少，但纸上得来终觉浅。想当然地把民族问题一股脑地转化为知识创造与累积的问题来求解，最后只能是为了理论而理论，为了累积而累积。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美国和苏联的截然不同的民族政策，导致了不同的国家命运，对中国而言就是很好的“史”和教参。前者族裔政策以强化全体公民的国家国民意识，实行法律面前各族裔的平等，民族政策服从国家法制为原则；而后者则强调民族自治，实行民族——国家联邦制。苏联失败的实践表明，民族自决权被用于一国国内，不利于国家的稳定与统一。

　　其实，诸如此类的类比早已上路。早在2012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就经过类比美国和苏联不同的民族政策和不同的结局，以期为中国民族政策提供经验和教训。得出的结论可归纳为四个部分：其一，应强化对中国人的认同，强化中国人、华人概念，而不是国家层面以下的某个单独民族概念；其二，加快少数民族聚居地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减少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其三，实行法律面前各族裔的平等，民族政策服从国家法制原则，重新考量并调整可能会加剧民族不平等现象的民族政策；其四，在语言上强化汉语的官方语言地位，从而维护和强化国家官方语言的地位和尊严。

　　北京显然已经认识到了民族问题的严峻性。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到习近平亲赴反恐前沿的南疆喀什考察，从各地紧锣密鼓的反恐演习，到火速清理暴恐隐患，最终融汇于首部国家安全蓝皮书。刚刚结束的由中国作为主场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也在建和平、促稳定。《环球时报》22日社评《亚洲，无法说谁比谁更安全》，虽然矛头聚焦于美国这一外部力量的介入和干涉，何况一天前胡锡进直接将其斥为“政治流氓”，但将“无法说谁比谁更安全”的主语“亚洲”稍加调整，如替换为“中国56个民族”，得出的结论同样成立。

　　是的。在接二连三的喋血事件面前，谁也不比谁更安全。民族裂变引发的群体性恐慌，已经在各个场域肆虐、蔓延。昆明火车站暴恐案后，成都、广州相继发生群体逃散事件。乌鲁木齐火车南站暴恐案，因紧随习近平喀什考察，故而被看做是对北京最为直接的挑衅。刚刚发生在乌市文化宫的惨案，已证实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也作出指示，口径延续了习的反恐思路和口号——坚决把暴恐分子的嚣张气焰打下去。

　　喊口号总是容易的，要真正把暴恐分子的嚣张气焰打下去却阻力重重。2001年美国“9•11”事件之后，大批学者就试图搞清楚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造就了恐怖分子或者恐怖主义？一个很容易想到的解释就是贫富差距，因为贫穷走上了极端。但是，“9•11”委员会的报告最终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释，恐怖分子通常都不是穷人，相反总体而言是出生中产阶级家庭、甚至是高收入家庭，且受过良好教育。还有一种解释是，这些恐怖分子试图通过极端行为来影响政治结果，最终实现有利于自己的政治均衡，所以一旦国家的某些政策将利益相关者参与讨价还价的权力排除在外，反而更加容易激起恐怖主义行为。

　　那么，宗教极端主义在新疆崛起的缘由又该作何解释？新疆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吐尔文江给出了完全不同于美国“9•11”委员会的解释，地区经济衰落，社会矛盾丛生。“近年来维吾尔社会遭遇到严重挫折，就业率大幅下滑，整个社会贫困面大幅度提高。维吾尔人在中国市场化大潮中被严重边缘化”。“如果维吾尔社会是欣欣向荣的，什么极端主义来了都没用”。但现在，诸如“岗位都被汉族人抢走了，我们的资源一车一车都被拉走了，工厂里都是汉族人”等言论，成为极端主义者煽动信众的最好说辞。

　　当极端主义升级，圣战走向意识形态化，诸如吐尔文江这般经济衰落的解释不免显得苍白无力。总结就近两年发生的暴恐事件，大多公开使用圣战旗帜，使用圣战口号，追求“伊吉拉特”意识形态化的迁徙圣战模式；从发生的独狼式袭击来看，都是接受极端宗教思想的洗脑，洗脑的方式由传统的地下传经点与出版物的灌输，到互联网、光盘、手机、境外电视等电子设备，呈现出分散化和虚拟化洗脑方式。不久前被批捕的中央民族大学教师伊力哈木•土赫提，就是将这种洗脑术带入课堂的典型代表，宣称“维吾尔人要像当年反抗日本侵略者一样反抗政府”、“维吾尔人要用暴力的方式开展抗争”。

　　疆独分子重塑社会意识形态的计划，最先从人们穿什么开始。诸多迹象表明，“7•5”事件发生后，伴随日益加剧的维汉矛盾，维吾尔社会愈加趋于保守。这种趋势先是反映在服饰上出现的长袍面纱。多有维吾尔族妇女迫于社会压力重新蒙上面纱，蒙面的方式也由传统的白色、棕色的长幅蒙面巾变化为中东国家传入的黑色面巾和黑色长袍。维吾尔男性虽然在服饰上变化不大，但是不喝酒、不抽烟的人比例大幅增加，男性做礼拜的姿势也由新疆传统的双手相握自然下垂改为交叉抱肩。如果不这样做，就会遭到斥责和排斥，无形的“规则力量”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如同德国电影《浪潮》中的思想渗透，最先也是从统一着装这样简单的行为规范开始的，最后一步步滑向“独裁”和“纳粹”的深渊。

　　除了服饰，保守甚至趋于极端的观念慢慢渗透至日常社会生活的细枝末节。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强化“阿拉力”（清真）和“阿热木”（不清真）的区别：如内地食品、汉族人种的蔬菜、政府发的结婚证、送给贫困户的电视机、盖的抗震安居房等等都是“不清真”，而与政府对抗就是“清真”。在南疆和田乡村，目前维吾尔族人的很多婚礼已经禁绝音乐与舞蹈，葬礼则不再有哭声，也不再给去世的亲人上坟。喀什也流传着一些连能够背诵《古兰经》全本的宗教人士也没有听说过的新观点。比如“女人出去工作、做生意赚的钱是不干净的”。这个观点的盛行，导致很多原本在外工作的维吾尔族女性被迫回家，失去经济来源，而因经济不再独立遭遇“合法”家暴的维吾尔女性日益增多。

　　尤其需要警惕的是，一些充斥着暴力思维的极端思想也经由现代传播技术进入新疆。在很多南疆青少年的房间里，都挂着塔利班战士的照片，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古兰经》。这被一些青少年奉为偶像和崇拜的英雄。从他们的智能手机里，能找到很多这样的视频：一个人在用维吾尔语宣讲，天下穆斯林都是一家，而他的背后，是一排排拿着枪的阿拉伯兄弟。

　　截至发稿前，公安部已经将22日早市爆炸案定性为一起严重暴力恐怖案件，共造成31死94伤，习近平和李克强随后接连做出批示。中国还在喋血，民族裂变依旧，正在构建新安全观的习近平，又该作何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