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当局戒备森严，仍无法避免乌鲁木齐再爆发恐袭案。当局的反恐策略及治疆战略显然已无法适应形势发展，包括民族政策、法律制度、治疆架构都必须作出全方位的检讨。
反恐离不开有效的民族政策做支撑，目前最大问题就是民族区域自治。中共建政之后在新疆进行民族区域自治，目的是凝聚维族民众，而毛泽东配合强力控制与阶级斗争手段，发动维族穷人斗争富人，巧妙转移民族矛盾，在这个时期，民族自治有名无实，因此能够长期稳定新疆。
但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胡耀邦主持新疆工作后，将民族自治落到实处，人为强化少数民族的特殊群体与自由独立意识，强化民族觉醒，恰好给疆独势力一个绝好的藉口，从此疆独势力一发不可收拾。要对疆独釜底抽薪，就应该将民族区域自治调整为民族融合，大刀阔斧进行同化政策，就像美国一样，只有族群之分，没有民族之别。必要时对新疆进行废区设省，将整个新疆划分为东疆、西疆、南疆、北疆四个省分而治之。
另外，要坚决摒弃「两少一宽」政策。胡耀邦当年提倡对少数民族中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杀少捕」，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有关政策破坏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最根本原则，以致形成「一等洋人二等官，三等少数四等汉」的荒唐局面。在实际执法过程中，该抓的不抓、该判的不判、不该放的都放在社会上，导致很多维族人有恃无恐，视法律如无物，觉得好像是汉族人亏欠了他们就应当有所补偿，这些人因此成为暴力恐怖分子主要来源。
胡耀邦当年的本意是尊重少数民族习惯，给予适度倾斜，结果事与愿违，这个政策已变成破坏法律公平性和暴恐分子滋生的保护伞。遗憾的是，当局至今不敢拨乱反正，生怕引发维人更大程度反抗，其实，恶政不停，恐袭将不止。
中央治疆架构亦需要全方位调整，表面上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兼任政治局委员，权倾一方，实际上治疆处于五龙治水，各管一摊的尴尬境地。当年毛泽东稳定新疆时，将大权託付于王震，生杀予夺悉由其掌握，而王震亦杀伐果断，不负重望，在短时间内就将复杂的新疆局面变得焕然一新，疆独人士不是被歼灭就是远遁中亚，至今维族当地人闻「王胡子」之名而色变。非常之势须用非常之人，以新疆目前的局势，应该实行全面军管，派一名果敢有力的军头坐镇，并授予全权。
当局要真正做好新疆工作，很重要的是实事求是分析对疆现状，与时俱进，果断抛弃一厢情愿的怀柔手段，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能囿于某些人的面子而讳疾忌医，贻误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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