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广场比V手势自拍 可能要被逮捕

北京天安门广场守卫毛泽东肖像的警卫。Petar Kujundzic/Reuters

　　北京——政治敏感日到来之际，中国政府通常会对一些社会活动进行镇压；即便以这种标准来衡量，政府今年在六四纪念日之前采取的策略也堪称格外严厉。1989年的6月4日，中国军队以残酷手段制止了由学生领导的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

　　当年的流血事件震惊全国，几乎使共产党分崩离析。今年时值这一事件的25周年纪念，审查者和安保部队发动了一场猛烈的“维稳”运动，令中国法律活动人士、自由知识分子和外国记者不寒而栗。

　　最近几周有十多位著名学者和活动人士被捕，连一些看似无伤大雅的举动——比如发布在天安门广场比划“V”手势的自拍照——都会使当事人遭到逮捕。

　　几名记者表示，警方一直在警告西方记者，未来几天不要靠近天安门广场，否则将“面临严重后果”。这些记者曾被面无表情的公安官员叫去开会。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发布了一份名单，上面列出了中国各地近50名据该组织所说已遭逮捕、审讯或软禁的人。

　　“他们说北京的春天到了，我的感觉却像冬天，”艾滋病(AIDS)活动人士、资深异见人士胡佳说。过去三个月，他一直被强行关在自己的住所里。

　　遭到中国庞大安全机器清理的人还在增加，其中包括在北京一家酒店聚会的一些同性恋维权人士、几名在中国中部城市武汉打坐时被抓的佛教徒，以及一名当过兵的艺术家。这名艺术家在朋友的工作室里进行了一次行为艺术表演，表演的灵感则来自中国政府努力让全国民众集体失忆的举措。

　　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驻香港研究员阿莲(Maya Wang)说，“这次的应对空前严厉、空前激烈。”

　　在政治分析人士和维权人士看来，此次运动进一步说明，已就职15个月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决意在一场针对自由主义思想的意识形态斗争中铲除异己，许多人都认为，这场斗争是一场旨在巩固权力的大规模运动的一部分。“最近这次镇压行动之前，我还不清楚习近平的态度，但最近的事件表明，如果做得到的话，他愿意成为一个毛泽东式的强人，”加州大学河滨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的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说。

　　公共言论的红线往往会随时势和当权者喜好的变化而变化，但许多长期观察中国的人士都表示，这次的变化让那些最身经百战的异见人士都吃了一惊。

　　他们表示，官方对一次研讨会的强烈反应就是证明。此次集会发生在5月初，十多人在一处私人住所聚集，讨论1989年的事件。接下来几天，警方传讯了这些集会参与者，其中包括镇压死难者的亲属。

　　但是，与2009年一起规模更大的相似事件不同，前述聚会的五名参与者遭到了正式逮捕。其中包括：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哲学学者徐友渔，以及颇有影响力的维权律师浦志强。他们的罪名都是“寻衅滋事”。

　　从那以后，警方多次对浦志强的律师事务所和住所进行搜查，用车拉走电脑、财务文件和一张关于异见艺术家艾未未的纪录片DVD。艾未未曾是浦志强的客户。

　　浦志强的律师之一张思之在采访中表示，这些指控不合逻辑。他反问，“你怎么可能在私人住所里寻衅滋事？”

　　张思之和其他一些人说，看样子，与此前纪念日抓人的惯例不同，浦志强在6月4日后获释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

　　为了搜集针对浦志强的证据，当局逮捕了浦志强的一些朋友和工作伙伴，其中包括独立记者吴薇和日本报纸《日本经济新闻》(Nikkei)新闻助理辛健。朋友们称他们不清楚当局为何扣押辛健，不过，一些人认为这可能与她之前采访浦志强有关。

　　周二，辛健消失两周之后，辛健的丈夫开始求助于社交媒体，上传了一张家庭合影，发出了紧急求援的呼声。“家里一团乱麻，”辛健的丈夫王海春写道。“你快回来！我一个人承受不来！”

　　刘伟的朋友同样感到非常苦闷，刘伟是中国西南部一名年轻的工厂工人，从北京回到家乡重庆之后，他于5月17日因刑事罪名被捕。据刘伟的朋友黄成城透露，刘伟的罪行似乎是在网上发布了他在天安门广场拍的自拍照，其中一张照片显示他比划了一个V字手势，这是中国游客普遍使用的姿势，但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煽动颠覆的狡猾方式。

　　同性恋权利倡导人士也感受到了目前的紧张气氛。过去几周，当局取消了一些在北京举行的活动，比如为纪念国际反恐同日举行的电影放映活动和专题讨论会。本月早些时候，警方突袭了一家酒店，一些公民社会倡导人士聚集在该酒店参加研讨会，讨论同性恋及艾滋病非营利组织面临的阻碍。

　　活动组织者于方强表示，警方在下午一点半到达酒店，没收了他的手机，然后用这部手机给大约30名准备参会的人发信息，告知活动取消。于方强和其他八人随后被带走接受审问，其中几人受到的审讯持续到了第二天晚上。

　　有时候，当局对公众动乱的担忧导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举措，例如取消原计划于周四晚间在北京举行的一场餐厅颁奖典礼。

　　其他一些时候，他们的举措可谓极有创意。

　　北京的时事评论员、权益倡导人士陈永苗表示，警方给了相当于800美元（约合5006元人民币）的钱，让他离开北京。上周，正在中国西北地区旅行的陈永苗通过电话表示，“他们就是不想让反对派人士待在北京这个政治中心。”

　　过去几年， 政府会在4月中旬的胡耀邦忌日加强控制，这位倡导改革的共产党总书记因“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于1989年遭到整肃。在胡耀邦于4月15日逝世后，公众纷纷进行悼念，悼念活动最终演变成了席卷全国的要求公正、民主、终结官员腐败的示威活动。

　　但很多活动人士表示，今年，政府提前几个月就启动了限制举措。艾滋病活动人士胡佳称，他于今年2月底遭到软禁时，警方告诉他，今年是“极其敏感”的一年，他们必须确保万无一失。胡佳通过电话表示，“当局想制造恐怖气氛，并且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他列举了一些朋友，警方强迫他们在5月份“去度假”，离开北京。

　　但胡佳表示，这场运动非常拙劣，最终不会有效果。虽然共产党领导人已经将该事件从中国的历史课本及网络中删除，致使年轻一代对89年6月3日至4日的事件知之甚少，但胡佳估计，士兵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火并导致数以百计的民众死亡的那个晚上，北京街头足足有100万人，还可能更多。

　　“不管他们怎么努力，”他说。“还是无法将这段经历从所有人的记忆中删除。”

　　安思乔(Jonathan Ansfield)对本文有报道贡献。Patric Zuo对本文有研究贡献。杰安迪(Andrew Jacobs)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