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5周年回顾（二）胡耀邦逝世导致学潮

　　在上次节目中，我们介绍了被中共元老认为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利而被迫下台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在1989年4月15日突然病逝。民间自发的悼念活动，最后终于在北京演变成为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并蔓延全国。

　　就在北京大学生悼念胡耀邦，并开始游行静坐抗议的同时，上海也发生了一件影响甚大的事件，其后果对整个六四事件的升温影响极大。

　　4月17日，《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与北京的《新观察》杂志，联合举办了一场纪念胡耀邦座谈会，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出席了会议，有人大胆发言批评中共的政策。世界经济导报负责人钦本立决定在4月23日出版的报纸中用多个版面刊登这些激烈言论。

　　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得知消息后非常紧张，派出曾庆红对文章进行审查并要求删除部分激烈的文字。结果，在4月23日报纸出版当天，世界经济导报并未删改，而是全文刊发了原定文章。虽然上海市当局下令封杀报纸的发行，但仍有部分报纸已经出街。

　　资料图片：1989年4月18日，人民大学的民主墙上，一幅哀悼胡耀邦的对联讽刺中共官场现象：“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万寿无疆；宁作良臣勿为忠臣英年早逝”。

　　海外媒体对当时中国自由派媒体《世界经济导报》没有正常出版做出了相当详细的报道。4月26日，江泽民在市委大会上宣布撤销钦本立的社长职务。而中国很多新闻工作者，包括当时在人民日报丶光明日报和新华社工作的编辑，则发表声明支持钦本立，并首次发出了新闻自由的呼吁。

　　4月2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文中用词强硬，定性学生的示威为「一小撮人发起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动乱」。

　　4月27日早上，北京十多家大学的学生从校园出发游行，抗议人民日报社论的言论。非官方统计的数字，当天北京大约有近十万学生参加了游行，许多学生写下了血书，并做好了政府武装镇压的准备。在游行中学生们高喊反贪腐丶反官倒的口号，并高喊「共产党万岁」，表达他们并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只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整场游行长达十四小时，学生冲破了北京警方设置的多个封锁线，而政府在游行中表现克制，警方和学生没有发生大规模暴力冲突。

　　当天，围观的北京市民人数超过一百万，这是自七六年「四五天安门事件」之后的最大型群众游行。当天，一个全称为“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学生组织宣布成立，代表北京市所有大学的大学生。

　　4月28日，中国政府安排了一场和学生代表的对话。出席官员包括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及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何东昌，学生方面约有四十人。但官方拒绝承认北京大学生的北高联，吾尔开希在会上被拒宣读北高联的七点声明后，进场不久便愤然离场。

　　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播出三个小时的对话现场录影，以表示官方重视对话和诚意听取批评。两天后，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市长陈希同，也和北京大学生举行对话，同样没有实质结果。

　　随后，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访问朝鲜回国，气氛有所缓和。

　　5月1日，「北高联」召开中外记者会，发表一连串公开信，包括「告全国同胞书」丶「告香港同胞书」丶「告全国同学书」和「致领导人书」，呼吁人民团结一致争取民主自由。

　　5月2日，北京大学生的学生领袖分别向党中央丶国务院和人大常委等递交请愿信，要求政府在二十四小时内，答覆他们提出的要求，否则会在五月四日举行大型示威。学生提出对话以「七条为讨论基础」。

　　5月3日，中国政府召开学运爆发以来第一次中外记者会，拒绝了学生的所有条件，并指责请愿书近乎威胁，所提条件，例如由普选产生和「非法」学生组织推选代表参加对话，政府难以接受。

　　袁木说：大学生「……就是要同政府平起平坐，成为谈判的对手，而且要超越政府之上……不仅不合情理，还表现了青年学生的相当程度的一种幼稚的冲动」。袁木又在会上强调学运由一小撮「黑手」在策划。他点名以美国为基地的「中国民主联盟」及暗示方励之在背后出主意。

　　5月4日，学生再次上街游行。游行队伍在人民纪念碑下发表一篇「新五四宣言」，指出这次学运是七十年前五四运动以来最大的爱国民主运动，目的是争取「民主丶科学丶自由丶人权和法治」，并宣布翌日开始复课。

　　当天，来自北京的三百多名新闻工作者和学生一道，举行自建国以来首次新闻界抗议游行，抗议「被迫造谣」，博得北京市民及学生热情及衷心的鼓掌。

　　中国各官方媒体的新闻尺度也在不断抗争中打开缺口，各种报纸甚至刊载了学生游行的过程和照片。

　　同一天，人民大会堂内举行亚洲开发银行年会开幕仪式，总书记赵紫阳在亚银年会开幕礼讲话。赵强调应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生的合理要求，应透过改革和合符理性和秩序的办法解决。对于严重的贪污问题，赵直言是因为法制不健全，缺乏民主监督，公开化及透明度不够。赵紫阳希望与工人丶知识分子丶各民主党派和学生都广泛对话，交换意见，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基调与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完全不同，显露中共中央对学运态度分歧，也成为日后保守派打击赵紫阳的「罪证」。

　　在「五˙四」游行翌日，来自三十多间高校的学生代表选出「对话代表团」，继续贯彻学运的长期目的──透过与官方对话影响国策。

　　5月6日，代表团分别向全国人大常委丶国务院和中共中央递交请愿书，呼吁尽快对话，但不得要领，学生与政府关系进入胶着状态。

　　5月9日，北京逾千编辑记者联合签署一封请愿信送交全国记协，要求与官方对话，争取新闻自由及讨论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等问题。

　　5月10日，超过万名高校学生参与单车游行，在中央广播电视部及新华社门外高呼要求新闻自由，声援新闻工作者。

　　官方在此时亦破例地与新闻工作者对话，当时主管新闻工作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于五月十二日与《中国青年报》工作人员对话，表示中国新闻工作已到「不改革不可」的阶段。

　　中央更成立五人小组，有系统地与各种媒介工作者对话，但由于中苏高峰会议在即，预计对话须待五月下旬才开始。

　　五月初开始，大批外地大学生赶赴北京声援，再次鼓舞了北京学生心底不灭的激情。于是，各院校又相继宣布重新罢课。坚持得最彻底的北大同学表示，罢课是一种象征，藉此表明民主要求的意愿，又认为运动尚未结束，同学们争取的目标尚未达到，他们表示为平等对话作准备，除非对话有合理进展，他们才考虑复课。

　　政府对学生坚持罢课没有任何反应。

　　5月12日晚，政府的答覆仍是限制对话人数和形式，另外只允许报道部分对话内容。

　　部分学生已决定采取较激烈的抗争手段，在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访华前夕，发起绝食行动。

　　5月13日，学生领袖王丹带领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有2千多名大学生参加。由于广场上的气温很热，很多绝食学生不适而晕倒。在广场附近经常听到救护车的警号声。

　　5月15日，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抵达北京访问。这是三十四年以来苏联首脑首次访问中国，原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欢迎仪式临时改在机场举行。

　　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会面，在电视转播中，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表示，中共党内重大事情需要由邓小平拍板。

　　官方媒体开始出现同情示威学生的声音，中央电视台出现广场示威画面。

　　5月16日，北京几十万各界民众上街游行声援学生。5月17日，北京百万群众大游行。在其他地方，总共超过两百个大中城市的学生和普通市民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

　　5月18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与北京的绝食学生代表对话，为时50分钟。李鹏与学生领袖吾尔开希等人在会面时针锋相对。

　　5月19日，名义上仍然是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到达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由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陪同。赵紫阳含泪对学生说他来晚了，"来日方长"，请同学们停止绝食。资料显示，当时赵紫阳已经在党内高层斗争中完全失势，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当时在全国，多个中国野战军部队频繁调动，当局暗中积极部署，北京的气氛日趋紧张，局势一触即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