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日记《关键时刻》：六四决不允许翻案

　　今年是六四事件25周年。尽管北京将六四的定性从“反革命暴乱”先后降调为“动乱”、“政治风波”，但是却一直严厉封锁六四信息。2004年，六四戒严关键推手李鹏在六四日记《关键时刻》“后记”中写道：对六四的结论，“中央早已作出决定，决不允许翻案。15年来，国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总是利用不同的机会，进行翻案活动。他们企图从中国领导人中寻找裂痕，进行分裂活动，为翻案大造声势，伺机发动发功。”“如果出现任何可能导致动乱的苗头，必须依法采取果断措施，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应该说，李鹏这个强硬表态与六四以来历届政府对六四的做法完全一致。

　　1989年在中国发生的那场动乱，至今已经过去快15年了。这15年间，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国民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社会有了全面的进步；西方国家的对华“封锁”和“制裁”早已被打破；中国与世界上众多国家建立了友好的合作关系，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增大。今天的中国，充满生机与活力，是被世界上公认的令人羡慕的国家。然后，这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莫不与中国长期保持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风云突变，有着72年历史、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解体，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了剧变，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都坚决顶住了巨大的压力，若不是经受住那场动乱的锻炼和考验，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中国已经摸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那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大多数中国人信仰这一理论，相信它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给中国带来繁荣和富强，给中国的前途带来光明，并愿意为此努力奋斗。这与上个世界晚期存在的“信仰危机”截然不同了。

　　15年过去了，回首这段历史，我们应该从中得到什么样的经验与教训呢？

　　首先，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一切事业的核心力量，党的团结，特别是领导集体的团结，是取得胜利的保证。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在国家出现突发事件或遇到危难时刻，领导集体的团结尤为重要。

　　其次，对那场动乱的结论，中央早已作出决定，决不允许翻案。15年来，国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总是利用不同的机会，进行翻案活动。他们企图从中国领导人中寻找裂痕，进行分裂活动，为翻案大造声势，伺机发动发功。但这些都是徒劳的。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2月14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最近西方一些人，通过拼凑编造，跑出了所谓《天安门文件》一书。西方敌对势力的目的，就是通过炒作这一事件，从我们内部打开缺口，制造混乱，来达到他们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在这次会议上，胡锦涛同志说：“如果没有对那场政治风波果断正确处理，就不可能有今天稳定繁荣的局面。”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只要还存在反华，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翻案之风就不会停止，必须引起各级领导同志的高度警惕，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在中国是否还可能发生动乱呢？这种可能性是有的。这是因为产生动乱的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仍然存在。只不过表现形式有了变化而已。在国际上，西方反华势力不愿看到中国的日益强大，更不愿看到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取得成功。

　　他们将坚持对中国实行“西化”、“分化”的方针，来阻碍中国的复兴。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还会产生许多矛盾，这些矛盾大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我们的党是执政党，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必须站在最广大人民长远利益和现实利益的立场上，正确处理好这些矛盾，使之不致激化，不为反华、反社会主义势力所利用。

　　中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建设政治文明已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样，提到重要日程。公民享有宪法规定的一切权利，但行使这些权利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如果出现任何可能导致动乱的苗头，必须依法采取果断措施，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

　　重温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目的在于希望各级领导同志以史为鉴，尽可能避免这类事件再次发生，或将其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不给我们的事业带来大的负面影响。

　　最后，我谨向本书提供资料和图片，进行编审、出版和发行工作，以及所有给予本书帮助的同志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附：李鹏：《关键时刻》前言

　　1989年春夏之交，在中国发生了一场旨在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动乱，继而在北京演变成为一场暴乱。这是一场关系到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事件。在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和中国政府采取了坚决果断的措施，平息了这场动乱和暴乱。15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今后的历史必将更加证明，采取这些果断措施是正确的和必要的。

　　发生这场动乱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国内原因，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小气候所决定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一定要发生的，而且早来要比晚来要好。

　　所谓国际大气候，是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妄图在世界上消灭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主义出现过它的辉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的斗争席卷全球，新老殖民主义者日子很不好过。但是，好景不长，进入7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由于内外政策的失误，致使社会主义制度固有的优越性没有发挥出来。而在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加上采取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全使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国力有明显的提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力量对比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社会主义制度面临严峻的挑战，给西方实行“和平演变”以可乘之机。

　　所谓中国的小气候，是指在中国出现了“信仰危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泛滥。

　　新中国建立初期，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取得巨大的成就。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一条“左”的错误路线，致使生产力的发展受到极大阻碍，人民生活陷入极度困难，致使不少人对社会主义制度丧失了信心。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人民工作的中心，无论是发展还是改革开放，都已经取得明显的成绩。但是面对自由化思潮泛滥，中国共产党的两任总书记都采取支持和纵容的态度，没有做到“两手都要硬”，而是改革开放一手比较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手比较软。在经济建设中，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如物价上涨过快、官员中出现腐败现象等，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满。这些都为这次动乱的产生制造了温床。

　　动乱是从北京发生学潮引发的，继而发展到全国。动乱者的政治目的是显而易见的，表面上是要求“为胡耀邦同志平反”，实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为什么能从学潮发展到动乱，进而发展到暴乱呢？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党的总书记赵紫阳对动乱采取了纵容和支持的态度，破坏了党的团结，造成思想混乱，使党丧失了战斗力，并使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卷了进来，以致发展到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

　　在这国家处于危难的关键时刻，党和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这场动乱和暴乱。邓小平同志以其非凡的洞察力和伟大政治家的气魄指出动乱的实质，支持中央采取果断决策。他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陈云、李先念，杨尚昆、彭真等同志，在平息这场动乱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为国家的存亡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民警为平乱和平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不愧是人民的子弟兵。

　　一些朋友多次提出这样的疑问：中国政府可否用和平的方式，通过与学生对话来达成谅解，以避免使用武力？的确，中国政府在学潮乃至动乱发生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是采取了克制的态度和冷静的处理方式，表示接受学生提出的合理要求，试图通过对话来平息动乱。但动乱的幕后指挥着不允许学生这样做。他们希望把事态弄得越大越好，局势越乱越好，甚至不惜以发生流血牺牲来扩大冲突。西方的敌对势力，竭尽造谣煽动之能事，对事态的扩大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有人问，在平乱中是否可以避免流血事件发生。党和政府确实是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去做的。即使在天安门广场完全被戒严部队控制的情况下，还同意让滞留在广场的2000多人和平撤退，尽管其中有许多搞动乱的头目，政府也都给他们放了一条生路。事实上，流血事件是发生在戒严部队向天安门广场开进的过程中，遭到暴徒的袭击，戒严部队官兵和武警战士的生命安全遭受到严重损害情况下，才被迫自卫还击的。带头向戒严部队袭击、放火、烧车、开枪杀人的，大都是一些社会渣子、地痞流氓、刑满释放分子，以及从外地进京不明身份的人，真正的学生只占极少数。

　　由于在这场动乱中卷进去的人很多，有党员、干部、学生和市民，大都是不明真相，上当受骗的。动乱平息以后，党和政府采取了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以教育为主的政策，团结了大多数人，使他们能够回到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来，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好自己的工作。

　　这场动乱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呢？首先，要牢记“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句名言，最危险的敌人往往来自内部，最大的危险往往来自最高层领导者在关键时刻的错误态度和错误决策。其次，对一切不安定因素，必须消灭在萌芽状态，不能任其扩大，以至于难以收拾的地步。再其次，要善于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我们党是执政党，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要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关心他们的疾苦，及时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使人民群众相信党和人民政府，始终站在党和人民政府一边。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任何改革的措施都必须考虑到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

　　在平息动乱和暴乱以后，中国共产党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十三届四中全会。全会批准了《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撤销了赵紫阳的总书记和其他职务，选举组建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书记处，其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全会一致选举江泽民同志为党的总书记。从此，一个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诞生了。中国的历史进入了新的篇章。

　　我在1989年春夏之交，正担任中华人民共和第四任总理。我直接参与了处理这次动乱和暴乱的全过程，并且坚决站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正确路线一边。我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有关这次动乱的事实写出来，作为最重要的历史见证，留给我们的党和人民，特别是留给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级领导干部，以供参考。

　　我这本书暂定名为《关键时刻》，副名为《李鹏日记》。这本书是以我1989年4月15日至6月24日71天的日记（文中每节黑体字部分）为主线，并参考我的亲笔工作记录以及当时有关文献、新闻报道而写成的。其中许多情节是鲜为人知，第一次公诸于世的。还有若干动乱期间的照片，一并载于本书，面向广大读者，以帮助读者加深对这段历史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