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务院日前发布的《一国两制在港实践白皮书》一石激起千层浪，有民主派议员质疑中央“过桥抽板”，更加直言北京若在回归前说明中央机构可插手香港事务，香港绝不可能像1997年7月1日那般平稳过渡。一时之间，香港社会中充斥着不安、愤怒与绝望的负面情绪。而这种“中共出尔反尔、违背历史承诺”的论调能够在香港产生如此大的反弹，一部分固然是由于民主派的政治操作令许多港人过度焦虑，但正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另则北京确实也应该从事件中深刻反思，究竟为什么中央多年来在香港问题上处处被动，总是受制于人？而那些与香港关系密切、自以为读懂“一国两制”和“资本主义”的资深官员更应检讨，当初自己出于好心将一些问题刻意模煳化，是否弄巧成拙，反而成了今日香港乱局的罪魁祸首？
正如香港立法会主席曾钰成所说，中央此次发表《白皮书》的目的很简单，其实就是看到近期香港社会围绕政改的议论中存在不准确的理解，希望可以澄清其中的一些观点。这种做法本身无可非议，但是面对香港目前这种实在称不上和谐的政治现实和社会生态，相信不少人心中都会抱持这样的疑问，中央在香港回归初期社会矛盾尚不甚激烈之时，为什么会放任许多问题由小变大，直到今天乱局已接近底线之时才被迫出手以正视听？而过去十多年来负责香港事务的中共官员们又都做过些什么？
自从《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直至董建华担任特首的年代，中央为了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减少社会上不必要的震荡，除了高喊“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大原则之外，并不愿过度纠缠于细枝末节，企图为日后治港留有余地。在这一指导思想的引领之下，涉港官员对一系列可能会引发争议的问题表态含煳，与港人交往时只会说“你好我好大家好”此类用于“套近乎”的空虚政治语言，或者是片面强调“马照跑、舞照跳”这种表面上的“不变”，对回归后社会深层将会产生的种种变化一概不提，似乎觉得只需如此便能够安抚港人躁动的内心。
然而，香港民主派正是看穿了中央这种有意模煳、不愿触及问题实质的心理。要知道，泛民阵营内部包括了相当数量的法律界人士，玩文字游戏本身就是这些人最擅长的工作。于是，一群律师不断在一些看似十分细碎的问题上面大做文章，可谓字字较真。他们尽最大努力发掘对己方有利的东西，之后又积极游说港人相信自己见解的正确性，精神十分可嘉。相反，中共派驻香港的官员们却远不如民主派这般“敬业”。这些京官天真地以为凡事只要“和稀泥”、“打太极”，就可以成功讨好港人，民心自然会归顺。殊不知这样做的后果只能是令中央在香港问题上留下的“余地”越来越大，让一些原本明确属于自己掌控的范围也受到侵蚀。同时，北京当初出于善意所做出的一些掩盖和回避举动丝毫没能收获香港社会的理解与体谅，最后得到的尽是“出尔反尔、背信弃义”这样的骂名，在舆论方面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先小人，后君子”，意思是指先把计较利益得失的话说在前头，然后再讲情谊。现在引申为双方谈妥之前把所有该注意的事项提前说好，免得开始很大方随和，什么条件都答应，后期做不到，损人不利己。作为双方关系中的主导方和资源的掌控方，中央理应一早就向港人清晰阐述自己的立场，认为应该做什么就无所避忌地去做，而不是畏首畏尾，诸多顾虑。试想若是“剩余权力”、“西方式的三权分立”这几扇容易被人利用的便门在回归初期就已彻底封死的话，部分香港政客自然而然就会丧失在门缝中游走的空间，他们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也会随之被打破。可惜，中共的所作所为告诉世人，自己并没有真正领悟这句古语的涵义。因为北京在处理香港问题的态度和手法上与其刚好相反，过渡期和刚刚回归时先冲港人嘻嘻哈哈一番，放任自由，好像对很多事情都无所谓。直到17年后种种问题都浮现出来，才不得不靠发狠话来规范权力，完全可谓是“先君子，后小人”。从这个角度反思，香港舆论会出现强烈反弹着实情有可原。
仔细思考，为什么香港回归十七年来社会乱象层出不穷，人心始终难以真正回归？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咎于中央涉港官员。他们之所以会模煳“一国两制”，其一是惧怕回归不稳，其二也是由于这些人自己对“一国两制”的认识同样很模煳。作为中央对港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他们不单没能如大家所盼读懂香港这本复杂的书，甚至就连国家对香港最基本方针的要义也没有领会透彻。官媒《环球时报》的社评将“一国两制”的实践说成是长期的斗争，把香港的各派势力简单分为“正方”和“反方”，显示出不少内地官员直到现在都对这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政治构想一知半解，而他们又没有认真研究和落实当年邓小平针对“一国两制”的细节性谈话。试问这种浅尝辄止、不求甚解的态度焉能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
至于何谓资本主义，这些官员则更是一窍不通。即使像周南、廖晖这样所谓的“香港通”，也狭义地将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糜烂的生活方式，以为鲍参翅肚、灯红酒绿就是资本主义；“马照跑，舞照跳”就是资本主义，甚至将资本主义简单量化，认为物质和金钱就是资本主义的象征与代名词。这种肤浅的认知让他们觉得自己不需经常出面“解画”，只要在杯觥交错之际摆平了商界，再随手派几个“大礼包”，就能够搞掂整个香港。轻轻松松便可以在政绩簿上添加新的一笔，何乐而不为？
在殖民地时期，官僚和商界一直是香港维护既得利益的保守力量。香港回归以后，为了香港的稳定，北京有意让资本家继续扮演积极角色，这原本并不违背香港人的利益。但是如果只会一味讨好商界，将官商利益重新整合，在幕后把香港人的政治前途和社会公平作为贡品送给以建制派为代表的富商和官僚。中共寄望这帮本地的“精英”可以鞍前马后尽忠效力，帮助自己打理好香港之余，还可兼任中央在港的代言人，则绝对是大错特错。这不仅亵渎了“一国两制”理论的真谛，更违背了邓小平“依法治港”的初衷。而民主派也得以借此机会，不断对《基本法》进行各种演绎和“诠释”。随着“次主权政治实体”这类概念的出现，港人自觉是生活在一个城邦里，中央在香港的管治可谓百上加斤。
诚然，香港局势在回归后十余年内急转直下的原因复杂且多样，如果中共涉港的官员们充分意识到潜在的危险，好像当年伦敦派来的政务官一样有话直说，厘清一些关键性的概念，情势就断然不会发展到当下这个地步。从某种程度上讲，北京没能及早出手纠偏，以致酿成今天的苦果，实乃咎由自取。
“一国两制”无疑是一项极具创意的政治倡议，虽然这种有创意的政治理论在实践的过程中从来就不会一帆风顺，但当我们目睹这一伟大构想所展现的杰出智慧被中共“自己人”的无知所挥霍，如今已经接近透支之时不禁扼腕叹息。过去十多年香港社会产生了很多不必要的损耗，港人与中央之间的离心力愈来愈强，正是拜这些负责香港事务的中共官员的“白痴认知”所赐。低劣的政治智商令他们在面对问题时总是棋差一招，以至于连累本是君子的邓小平在一些香港民众心目中都变成了只懂权宜伎俩的小人，无论是为了香港的福祉还是中华民族的复兴，涉港京官们都确实有必要重新深入地研习“一国两制”的真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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