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治港白皮书发表后，香港法律界反应最快，大律师公会在第二天即发表声明，对白皮书中的相关内容提出质疑。随后，包括港府律政司长袁国强、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院长陈文敏、前律师公会会长汤家骅等多位法律人士纷纷发表不同意见。这其实是一种正常的反应。白皮书虽然是官方阐述香港回归十七年来的治理历程，但根据官方的解读，主要是依据基本法，阐述对香港的治理。因此，正如大陆学者所称，白皮书是从法律层面对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作出说明。正是由于其本身具有较深厚的法律味道，所以首先引起香港法律界的震荡。
其实，这种震荡也揭示了两个重要的事实，第一：中央对香港的治理意志更主要的是通过法律形式实施，其中的核心就是基本法。第二：香港反对派在回归后同中央的博弈也重点体现在法律层面，这既是香港的文化，更是香港与中央关系的最佳注脚。特别是对一国两制的解读，反对派一直希望在法律上找到自己的支撑点，这是明智的做法；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反对派中包括了相当数量的法律界人士。
在香港法律界中，特别是大律师公会对白皮书的质疑有一个重要论点，即：香港实行的是司法独立，其中最重要的特征是法官介于政治之外，并认为这是司法独立的核心标志。但人们普遍知道，在香港回归后，反对派与中央在法律层面的博弈，以及此次大律师公会对白皮书的质疑，其实背后所争的是政治。大到“一国两制”，小到奶粉、双非、自由行，反对派想要的就是自身的最大自治权、话事权。两地矛盾、贫富差距，香港深层次的结构问题，都在这种博弈中染上了政治色彩。反对派一方面想通过谈法律的方式在“两制”上从中央那里争更大的自治，一方面也希望在更多的港人中博取对他们争取自治的支持和同情。而对北京来说，担心的也同样是给予香港的自治会否失控，会否影响国家安全，甚至会否损害中共对港的主权。香港今日的泛政治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反对派千方百计利用各种机会体现他们的政治诉求和目的，而且开始积极诉之于暴力；中央根本无法不对此进行相应的防堵和反击。再加上中央所担心的“外部势力”政治介入，以致本来应该充满“铜臭味”的香港变成了一个政治热都，中央完全不会接受这样的发展。在这样一个政治攻防无处不在的城市，谁又能真正摆脱政治，“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法律在这个时候也只能是政治的手段，不论是正反任何一方。
大律师公会的声明以及对白皮书有质疑的法律人士提到，白皮书中将法官列入治理团队，体现的是内地的一制，而非香港的两制。更有人担心由于列入管治团队，法官会被要求爱国爱港，使香港的司法制度直接纳入中共的政治框架内。在这里，他们的主要论据是香港回归前实行的是“英式法治”，讲究的是三权分立，并认为目前香港这种司法的独立是两制中的最重要特点。首先，欧美等国家实行的三权分立，即行政、立法与司法职权范围明确，用意绝非要三权对立、相互掣肘、相互干扰，三权之间的关系不是斗争关系，“分立”的目的是更好地实行社会管理，而且在管理过程中做到公平公正。同时，这三大机构也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社会“最高权力”的影响。以美国为例，选民在选举总统和国会议员的时候，就间接选择了这些人代其委任法官，选民在这个时候就是“最高权力”。当社会普遍以保守思潮流行的时候，总统、国会议员、法官都可能更倾向于保守政策，譬如堕胎法案的支持者在这期间或许就会觉得自己的政治立场受到专政。除此之外，“最高权力”还可以通过立法的改变而调理三者的关系。法官并不是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去进行司法判决，总统也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执政，他们都必须根据法律的意思和边界来推动工作，无法摆脱来自立法机构为其制定的法律和提供的司法空间。当立法权是通过选民的意志设定，“最高权力”就自然而然同时是行政和司法的意志来源。因此，三权的“分”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更好地统一于治理，也就是在理论上司法实践和行政作为是根据“最高权力”的意志呈现。在这个意义上说，一味地强调司法权的独立，也并非三权分立的本意。再者，香港并非一个国家，也不是联邦制中的一个邦，在实行单一制的中国体制中，它的“最高权力”显然就不能是选民。即使是香港享有的终审权，也非绝对的终审权，因此才有人大释法这种方式。第三，特别是当香港司法权所涉及的案件有重大政治意义，特别是对国家体制产生冲击的案例，香港的司法部门显然难以独立完成。香港的政治体制是独特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例子，人们应该从其发生的本意去发展这种创新体制，而不是教条地用自己固有的观念去强行解释，更不能意识形态地纠结于形式上。最根本的理念就是，不管三权的关系如何，也不论行政、立法与司法人员的职能多么的不同，三者都在合力维护和促进香港整个社会的良好发展与人民的幸福生活，而公平公正和平和谐的环境是其前提。这一点应该是白皮书在阐述香港治理团队时包含司法机构的主要原因。毕竟法律是社会的公平、公正和稳定和谐的重要准则，客观上不能、也不应该游离于政治范畴之外。而且白皮书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解释文件，而是对已发生的客观事实给予的政治说明。所以，香港法律界人士及大律师公会的声明显然是过虑了和大惊小怪，是政治过敏的结果。
白皮书发表后，香港有一种舆论认为，中央的权力要破笼而出，对香港要直接干预了。这种判断的根据主要是由于白皮书首次明确提到“中央对港有全面管治权”。但从法理和香港的政治事实来看，人们不承认或不接受这一点是难以想象的。只不过以前大家不会将“中央对港有全面管治权”挂在嘴边，由于社会的嘈杂声音让中央现在认为要将情况说明，以免某些人误导了社会，不少港人因而担心中央真的会亲自上阵管治香港也是合理的。显然，由于针对2017年普选的争议不断加剧，这种担心变得尤其强烈。香港绝大部分反对派都不原意探讨修改基本法，害怕将这个潘多拉盒子打开，中央在基本法修订过程中收紧赋予香港的自治权力，从这种反应可以看出大部分人还是认同目前的基本法对香港是有利的。
回顾17年来香港回归后的历程，中央一直是通过看不见的手在“治理”香港。这个看不见的手包括基本法以及相关人大常委解释等一系列相关的法律，包括对特首、港府、官员的授权体系，当然也包括中央驻港官员的“小动作”及建制派的“放话”。而此次白皮书的发表则体现了中央的那只看得见的手：通过国家文件形式，对香港过去、现在和未来赋予说明和界定。从管治方式上来说，这种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都是手段。人们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官方在阐述发表白皮书的背景时提到：一是中共十八大提出，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前提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中央权力；二是：一国两制在长期的落实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因此，白皮书的发表应该与这两点息息相关。中央认为，是时候需要以白皮书的形式对基本法，特别是对“一国两制”的落实情况作出明确解释，目的在于扎紧“篱笆”，修补可能衍生的漏洞。当然，以官方文件作样的说明和界定，可能会“杀鸡用牛刀”，引发香港政坛波动，但效果或可以立竿见影。香港社会应该重点衡量的是中央对香港的治理是否有法律依据，公开、清晰，而非计较表面形式。如果说今后中央对香港的无论是治理还是干预都能够严格依据法律，做到公开透明规范，难道不比靠建制派“放话”、靠给自己人资源、靠某些官员的“大嘴巴”来影响和治理香港更好？作为法治的香港应该更熟悉和更欢迎这样的依法治理。
习惯于法治的港人为什么会对中央依法的举动产生恐惧和躁动，应该说还是掺杂了比较多的政治因素。潜意识里边还是意识形态在作怪，认为中共的法律就一定是反民主、反自由的，只有资本主义的法律才是维护民主、维护自由的。所以，听到中共讲法律就反而没有安全感，好像英国人的法律才是温馨的母体。正是这种心理使很多港人在法律问题上首先政治化了；对中共的施政持有偏见，只会将自己局限在敌对的怪圈里，一小部分激进人士这样做可以理解，因为香港就是一个多元社会，见怪不怪；但一般的香港人也将自身置于这种怪圈里就是愚蠢的行为，根本上为香港利益制造消极作用。所以，在批评中央凡事意识形态化的时候，也先要看看自己是否也在意识形态化。“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新的中共领导层绝不会去改变。这并非只是因为要恪守承诺，而是这种改变对他们没有好处。毕竟，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是对中央和港人都是最需要的。香港有人认为，习近平的强势会导致他不惜一切手段达到目的。如果这个目的是大家双赢，是收获民意和掌声，又有什么不好呢？更何况在习近平过去不到两年的领导里，中国的民意对其满意度是历史上罕见的。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如果大家求的是方圆，那么“规矩”就是必须的，它应该成为共识，这种“规矩”在香港就是指法律。假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需要新的解释的话，那就是港人是在守法、自律的基础上实行自治。试想，中央能够依法清晰、透明地规范香港的自治，港人能够守法、自律地进行依法治理，香港的发展会好还是不好？人治的味道多还是法治的味道多？答案应该不言而喻。白皮书只是对过往历史事实的说明，是一份政治文件，自然也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虽然说它的意思如果需要可以透过人大的解释来将其法律化。白皮书更多的体现是把中央的所言所行所思说清楚，香港社会也不需要过分紧张，更多的注意力应该放在把中央赋予的权力用好，把自己的独特性发挥好，让自己的未来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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