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河透露 王岐山反腐遭遇空前反抗

　　曾经在清帝系列小说中对反腐进行详细描述的大陆作家二月河在今年3月份两会时与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座谈。5月底，二月河接受大陆媒体《环球人物》杂志采访，称赞王岐山是反腐英雄。他说，反腐是一件很累人的事，费力不讨好。当下，中国腐败程度空前，反腐力度空前，而腐败分子的反抗力度也空前。

　　2014年3月7日，王岐山参加了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的审议。二月河回忆说，当时，自己从历史角度谈了反腐倡廉的问题。对于当前的反腐力度，他用了“蛟龙愤怒、鱼鳖惊慌、春雷震撼、四野震动”这一连串词语来形容。二月河对王岐山说：“《二十四史》我读完了。说实话，没有哪一个时期有我们今天的反腐力度，这恢复了老百姓对于党中央反腐倡廉的信心。”王岐山则用“知音”作为回应。

　　谈及王岐山给他留下的印象，二月河回忆共有三次接触。他说，“他在我眼里是反腐英雄，他也是个坦率的人。我们没太多私人交往，但他在反腐倡廉这方面给人民留下的印象是不可磨灭的。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中央反腐倡廉的决心和意志。”

　　二月河说，“两人第一次见面是王岐山在河南当省委书记的时候。当时他专门和我联系，向我询问河南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他很儒雅，历史知识丰富，很重视文化工作，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第二次见面是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上，我是列席代表。那天在走廊上遇到刘源（刘少奇之子），正握手寒暄，王岐山从旁边过来，刘源就拉上我，要把我介绍给他。王岐山说：‘我们很熟悉，不用介绍了。’第三次就是这次两会。”

　　谈及当下的中国腐败形势，二月河显得颇为谙熟于心，并连用三个“空间”概括形势之危急。他说，我们现在面临的这种腐败，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我想，这里面有一个原因，就是“文化杂交”。这几十年来，我们的民族文化在兴盛，在和平地“杂交”，我们拥有“文化杂交”的优势，但“杂交”有时候也会出现劣质品种。封建文化的残余依然存在，旧式官场的那一套仍然风行；西方文化的负面内容也进来了，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思想开始滋生。彼此结合，产生了腐朽的新品种——所有文化的负面因素他都吸收了，当然会变成腐败分子。

　　接着，他还提到，我们现在的反腐力度，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十八大之前打下来的“老虎”就有陈希同、陈良宇、胡长清等，十八大以后揪出的贪官无论从人数还是级别上，都呈现出更大的力度。历史上，干隆前期有“六大案”，后期有“七大案”，但是涉及到国家级干部、省部级干部的，寥寥无几。有的高级别官员贪污了，干隆爱惜他的才华，就把他放了。而今天，我们绝不会因为他是“能吏”就原谅他贪污，足见当前反腐力度之强。

　　再者，现在腐败分子的反抗力度，在中国历史上同样是空前的。二月河指看到过资料，说成克杰在临终的时候，跟看守所的人员一一握手，感谢他们为他服务；胡长清在死刑书上签字时，脸色平静得像刚睡醒一样。贪官死到临头还有这样的心理素质，史上少见。现在，国家在“拍蝇打虎”，底下的不少贪官就闻风而动，有的紧急处理房产，有的悄悄转移财产，各出花招，试图逃避。

　　在反腐手段上，二月河呼吁在严刑峻法之外配合别的措施。从长远看，需要有整个社会反特权意识的觉醒和身体力行。他自己了解到，现在小学生都懂得竞选班干部的好处，可以管理别人，可以从老师那里享受不同待遇，于是他们小小年纪就知道贿选，买冰淇淋、买小玩具送给同学。更小一点的幼儿园孩子，都会和阿姨说“我爸在某某公司工作，你需要什么和我讲”，都知道利益交换了。这些现象非常危险。当特权意识渗透到孩子身上时，下一代、再下一代能不出贪官吗？

　　二月河认为，腐败问题跟意识形态没有关系，跟人性有关系。有些人说西方国家怎么清廉，可实际上西方国家照样有腐败。封建社会有腐败，资本主义社会有腐败，社会主义社会一样有腐败。归根到底，腐败问题是全人类共有的问题。近代以来，有人尝试用“西药”治理贪腐顽疾，但是他不认为西方制度能约束中国政治文化。中国有中国的特点，不可能照搬西方。相应的制度，还得靠我们自己来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