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才厚案成里程碑 军队反腐升级

　　徐才厚是中共历史上因腐败倒下的最高级别军事将领。徐才厚因腐败罪名“晚节不保”，对当下反腐的意义自不必说。而站在长远的角度来看，更值得关注的则是以其地位之高，落马之平稳顺畅，一改之前军队反腐遮遮掩掩的做法，是中国司法运作在实现破除特权、无论对谁都一律平等这一法治要求上取得的一次巨大进步。

　　通过武装革命取得政权的国家都面临军队腐败的问题。从毛泽东时期反腐处死刘青山、张子善等军官，到改革开放之后处理姬鹏飞之子姬胜德，胡锦涛时期扳倒王守业、谷俊山，再到习近平拿下徐才厚，大致经历了从早期运动式反腐，到权力式反腐加制度反腐，以及法治反腐的阶段。而徐才厚案的处理或许是军队这一中共“枪杆子”的反腐也进入法治阶段的标志。

　　军队反腐不再遮遮掩掩

　　自十八大后，中纪委系统在官场、国企的反腐风生水起，获得各方认可。与此同时，同样在高呼反腐的军方却少有动静。而当外界都在焦急等待周永康案的正式公布，甚至是怀疑中央反腐遇阻时，军委前副主席徐才厚令人意外地被推上前台。党政军高层自然对事态进展了如指掌，而基层和社会舆论则为之轰动。在分析人士看来，徐才厚因贪腐落马固然是对高层反腐努力的一大刺激，曾接受其领导的军队又将因之发生何种变化，值得关注。

　　在中国政治历史上，扳倒一位像徐才厚这样刚刚退休的军队高层核心人物，无疑是一件牵扯重大的政治动作，不知逼反过多少拥兵自重和党羽满朝的军事将领。联想到两年之前中国还曾盛传“京城放枪”、“政变”传闻，就更需考虑这样做的政治风险。但是事后来看，徐才厚的落马固然令人大感突然，但其负面影响远未及外界担忧的程度。尽管有社会舆论的热炒，而党政军各方均波澜不惊。例如，在公开宣布徐才厚被查的6月30日，政治局还通过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方案，仅3天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与其智囊团及部分党政高层前往韩国，总理李克强亦离京南下考察，使政情观察者和民众产生“一切尽在控制之中”的感觉。

　　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局面的产生，无疑与在此之前党政权力体系重构和一系列政治运作有关。首先，吸取过去数年来权力失序的教训，一年半以来，中共退休和在任领导集体致力于维护中共团结统一，使现任高层获得了不容质疑的权威。而在具体操作徐才厚案方面也经历了复杂的运作，包括对原高官周永康、薄熙来、谷俊山案的调查审判形成宣示中央权威，化解政治异数。徐才厚3月被调查后军方高层集体表态效忠，中共已退休常委纷纷以“春游”形式露面展示高层和谐；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神稳”一个月进行幕后安排等，诸多动向或许另有他意，现在看来很有可能与处理徐才厚案有关。

　　上述“可能”多是猜测，也无从考证，但是重要的不是这些决策者和内部知情者在幕后做了什么，而是在不知情的基层、外界的大多数人和社会舆论看来，原军队领导人之一徐才厚案是平稳落地的，中共高层也在努力塑造这样的外在效果和整体印象。

　　就像薄熙来案的公开庭审一样，尽管坊间仍有声音质疑其背后存在政治方面的影响，但是这种公开的做法，让所有中国人都有条件直面原政治局委员的审判，并以这种公开的形式展示和倒逼司法公正和公信力，已然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一次重大进步。考虑到徐才厚曾贵为军方领导人，由于军事的特殊性，其反腐一般都是内部操作，但是其落马不仅被公之于众，而且如此平稳顺畅、波澜不惊，着实是破除特权和法治平等的具体实现。正是用不同以往的公正司法让薄熙来、徐才厚这样曾经身居高位者作出的“垂范”，才使中国法治的出现明显可见的改变，才有望使之成为一种法治共识和习惯，进而转化为一种法治的力量。

　　从运动式反腐到权力加制度反腐

　　通过武装革命夺取政权的国家一般都会遭遇军队腐败的问题。国民党军队如此，共产党军队也是如此。军人在取得战争胜利之后难免出现“骄娇”之气，认为自己承担失去生命的危险，为战争为他人付出巨大牺牲，因而在胜利之后享受一些特权也理所当然。中共执政初期，面对“糖衣炮弹”的攻击，军中腐败开始蔓延，即使是高层也出现与美貌舞伴跳舞和休妻再娶的风气。军人高水平社保福利、司法“特权”、“军人优先”的社会规则、较高的社会荣誉，乃至红字开头特权车，源自一种有其必要性的国家犒劳机制，其实也是特权。而这种特权也是腐败心理和腐败行为的催化剂。

　　从战火中走出当上国家领导人的毛泽东和邓小平均比较习惯简单而见效快的运动式做法打击军队腐败。毛泽东在中共执政两年后即发动席卷党政军的“三反运动”，3年之后，在彭德怀提议下出台专门针对军队腐化堕落和部分高级军官个人生活放荡的“八八指示”，揪出犯有此类问题的师以上干部达百人之多，其中97人受到党纪处分，37人受行政或刑事处分，军纪大振。

　　邓小平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出山后优先着手的对象都是军队，他在全军开展教育和纪律整顿行动，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不过，虽然毛邓对军队的运动式反腐见效很快，但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大约只持续一年时间。毛泽东时期的反腐运动因一系列政治运动而中止，邓小平军队反腐或许本来就被定为一种临时做法，随着相关制度的搭建而很快停息。运动式反腐结束，制度性反腐阶段开始。

　　整顿军队之后，邓小平领导中央军委历时3年成立团以上纪律检查委员会，该机构随之成为军队反腐的主力军。相对于之前来去一阵风式的运动式反腐，作为常设机构的纪检制度无疑是一次进步。不过，其成效如何仍然取决于上层的反腐意志，以及其本身的实际权限。同地方官场一样，各级军方纪检机构也需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而且出于维护军队团结稳定的考虑，以及军事工作的不透明，其实际监督效果十分有限。这一时期的军队反腐对高层权力赋予有很强的依赖性，被视为一种制度反腐加权力反腐的模式。

　　1990年代是市场经济在中国初现魅力和诱惑力的时代，军队成为参与者，其腐败问题也就在那时萌动。腐败苗头初现，中国军方就迅疾严厉整顿军人经商问题。1990年12月，江泽民对军队建设提出了“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二十字方针，特别强调最根本的是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好，其中就不乏针对腐败。1998年，江泽民作出决定并向外宣称，“中国军队不再经商”，并关闭一批军办商业项目，有效遏制住了军队经略市场和腐败深化的趋势。

　　习近平军队反腐进入法治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和习近平，军队反腐有着明显的继承性，尤其是自胡锦涛时期，大量针对性的细密制度设计出笼。例如，2006年出台《军队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若干规定》，2007年出台《中国人民解放军审计条例》和《军事检察机关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规定（试行）》。评论者指出，这些新规意味着军队反腐的组织纪律和政治思想要求让位于更为规范化的国家监管体系。例如，新审计条例规定，军队各单位主官和承担军事斗争准备专项任务的领导干部，是审计的重点对象，其中军、师、团级单位主官的比例要占据30%以上。审计对象范围下探至团级军官，而原先审计范围仅限于大军区级高官任职和离任前。

　　只不过，数年来军队腐败仍然愈演愈烈。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或许就是，在中国政治现实中，制度的有效性依然取决于人的因素，取决于权力的配置。而由于中央权弱，严重削弱了对军队的监管能力。另外，相对于形势的迅速变化，数年来军队反腐体制改革则严重滞后。先后栽倒的王守业、谷俊山均出身于后勤系统，而该系统又与市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致使其能够更为便利地牟取暴利。虽然胡锦涛时代开启了军队反腐法治化阶段，但是远没有取得相应的效果。能否遏制住军队由基层至中央的腐败形势和由此造成的执政危机，成为决策层的重大挑战。

　　习近平的做法与毛泽东邓小平当年所为有相似之处。他也是将军队整顿作为执政优先取向，将“八项规定”改编为针对军队“十项规定”也是一种运动式的做法，而且同样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此后，又整顿军队基建项目、房地产、军车等等。从某种层面来看，“程序正义”、“技术保障”也逐渐成为军队纪检监察部门的行为关键词。有学者透露称，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已经作出决定，查处领导干部的违法犯罪行为，将会回到司法途径，移交检察院。今后领导干部涉及职务犯罪，将不再由中纪委先办案，涉及追究刑事责任的问题，将由检察院直接介入办理。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徐才厚案。虽然徐才厚在2014年3月15日即被调查，但是在过去3个多月中官方对外一直对此保持沉默。而在以政治局的名义将之公布于众的同时，即对其已经被开除出党，并移交军事检察院。这一系列做法堪称罕见。按照常规，发现和处理某一腐败分子，需要经历调查、“双规”、免职、移交司法的4个过程，但是此次4步化作一步，免去了其中3项环节。而这3项又都是纪委系统的主要职责和权力所在。这一做法也证实上上述学者的分析。也就是说，军队反腐将主要被交移更符合法律程序的检察、法院等司法机关。而徐才厚案已经成为先例。

　　事实上，自邓小平时代以降，军队管理包括反腐都在一种制度化和法治化的趋势之中，只是前者大体还处在一种法治反腐的初级阶段。而在习近平时代，或许将以徐才厚案为标志，真正进入法治反腐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