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秘书帮”沦陷 成败都得看主子

 

　　十八大后，从薄熙来到令政策，从王永春到蒋洁敏，从谷俊山到徐才厚……中共在官场、国企、军队的反腐风生水起。高官纷纷落马的同时，其鞍前马后的秘书们也成为树倒猢狲。外界惊呼，习近平与王岐山联手的这场反腐风暴，不仅让有问题的“人民公仆”精神濒临崩溃，也让“公仆”秘书成为高风险职业。

　　人民网7月2日以《习近平教你如何做“领导身边人”》为题传达了中共最高领导对秘书工作的要求。之后，《人民日报》又在6日用整版篇幅大谈“选人用人公信度”，其中更提及“部分官员违规提拔秘书和身边工作人员”，引发外界关注。“秘书”似乎要继打老虎、四川官商、石油邦、能源系、军队反腐等名词后，成为中共反腐风暴中的又一个特色名词。

　　秘书帮的“沦陷”

　　7月2日，中纪委霸气外露，一天之内密集通报了对7名官员开除党籍的决定。其中，一名省部级和两名局级官员被宣布处理引发的热度，绝对不亚于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的被查。他们是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原副主任余刚和公安部警卫局原正师职参谋谈红。与去年落马的原四川省副省长郭永祥、原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李华林，以及此前被媒体报道为“失联”的原中石油国际事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沈定成一样，他们也曾担任过十八大刚卸任常委周永康的秘书。在这个曾经的政法网自身还处在“你懂得”的欲说还休阶段，其6位秘书已经成为习近平反腐风暴中的一个专有团体——“沦陷”的秘书帮。

　　据称，中纪委近年调查高官，也经常从秘书查起。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徐才厚被调查后，其秘书上缴军委的银行卡金额高达8亿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6美元）。而另一个军中大鳄谷俊山，其秘书乔希君在谷案发生后只身潜逃，谷俊山秘书为什么要潜逃？分析认为，肯定是因为其知道谷俊山很多秘密，并且参与了谷的贪腐案件。有据可查的信息显示，2011年11月底，有关部门开始调查谷俊山，2012年2月，乔希君仓皇出逃。5月16日，中国公安部开始网上追逃乔希君。2013年4月，乔希君回到北京自首。

　　现实中，因高官落马而“拔出萝卜带出泥”，牵出秘书的事例比比皆是。例如，陈希同秘书陈健、王宝森秘书闫振利、陈良宇秘书秦裕、刘铁男秘书王勇等。尤其是周永康“秘书六人组”的揭盅，更是让人震惊于这些秘书们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以及高级领导人秘书的能量之大。从近期官媒接连就秘书工作的发声来看，中共高层显然也认识到了腐败圈中特殊的“秘书帮”现象。

　　秘书的前世今生

　　从历史演变来看，秘书诞生于民国现代行政机构的产生，但是，它与古代幕僚一脉相承。幕僚原指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幕府中的参谋、书记等，后泛指文武官署中的佐助人员。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英明的君主和诸侯利用幕僚而使自己名留青史，史书也对许多幕僚进行了褒奖从而使他们名垂千古，如张良、范增、诸葛亮、房玄龄、张居正……这些历史上响当当的人物，都是幕僚出身的成功人士。

　　清代幕僚盛行，从谋士转为一代权臣的人非常多，如晚清重臣林则徐、左宗棠和李鸿章，这三人均出身幕僚，但后来都成为叱咤风云、权重一时的朝廷大员。不过最成功的幕僚当属康干盛世时期的“首席秘书官”张廷玉。张为康熙、雍正、干隆三帝机要秘书，文思敏捷，干隆帝赞他“述旨信无二，万言顷刻成”。张最大的优点是一直自省自警，谨慎稳重，不贪财结党，所以才能“终清一代，汉大臣配享太庙者惟张廷玉一人”。

　　但是，就如同硬币总有其两面性一样，既然有殚精竭力为求名垂千史而不计个人得失的秘书，也就有蝇营狗苟为一己之私而熘须拍马的秘书。后者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当属干隆时代的“特级大秘书”和珅。据称和珅会5种语言，才华横溢，但同时也贪腐无度。被嘉靖帝查抄的家产，数值居然高达6万万两白银，为当时清政府年国民总收入的十倍，堪称古今中外第一贪。

　　上述都是幕僚史中的重量级人物，而从群体来说，绝大部分幕僚是没有这么大的能量的，他们只能作为主官的一种附属而存在，与主官“同呼吸共命运”。如果主官仕途已尽，依附在主官左右的幕僚往往落得鸡飞蛋打一场空，甚至身陷囹圄。不过，古代的幕僚也分两种，一种是没有官府编制的私人幕僚，一种是有官府编制的佐员。前者是靠主官私人奉养，形成了一种幕主与幕宾的关系，他们的荣辱升降，全系在幕主的官运浮沉上，所以大都只知幕主而不知朝廷；而后者，是吃国家的俸禄，和主官是一种上下级关系，能否官运亨通，虽然与领导对他的看法有一定关系，但最终还得落实在考核、升黜等一套制度上，从利害上着眼，自然是先有朝廷，后才是长官了。

　　秘书天职如何回归

　　在现今的中共政治体系中，官员秘书是机关工作之一种。从理论上讲，秘书与领导之间只是纯粹的工作关系。秘书有秘书的工作纪律，领导有领导的工作准则。这也就是习近平视察中办时要求“对党绝对忠诚”，“要坚决远离各种‘小圈子’、‘小兄弟’，坚决杜绝低俗的投桃报李的行为”的原因。

　　但是现实中，由于秘书工作的政治性、思想性、从属性，决定了他与官员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官级体系中简单的上下级关系。官媒《人民日报》7月6日也称，官员调任中，“选谁用谁还是少数人说了算。一是干部选拔初始提名权集中在‘一把手’手中”，“看似是由集体提名，实际上是‘一把手’一锤定音”。

　　从周永康秘书遍布四川官场、石油、政法系统的重要岗位来看，一位在任十年左右的省部级领导如果愿意，可以把自己的“秘书”派到很多重要的县市与岗位任职，而如果领导级别更高，仅仅靠秘书帮就有可能控制某一个关系国家命脉的产业，或是某一地域的政治生态。这自然容易引导秘书原则走偏，“只知幕主而不知朝廷”。

　　从这个角度而言，若要领导是领导、秘书是秘书，领导与秘书回归工作之本意，还在于如何对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权力进行约束，在“把权力关进笼子”、对权力进行规范的过程中，厘清领导与秘书的关系，否则一切都是奢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