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每年的8月份在中国也定期上演着一幕幕“煮酒论国事”的政治剧目。望文析义，一边煮酒一边论国事，北戴河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之一。作为旅游胜地，中国不缺北戴河。而作为承载中国50年起伏变化的临时政治中心，北戴河却是无可取代的。
因为是“宫廷密谋”，所以北戴河会议什么时候召开、具体议程设定为何，外界只能借由诸多迹象和已有惯例进行合理揣测。媒体日前从权威渠道获悉，2014年的北戴河会议已经正式启幕，经由官方媒体公开披露的诸多事宜亦指向明确。迹象在于，刘云山受习近平委托在北戴河看望了参加今年暑期休假活动的专家。同样的“委托”和“看望”，在2013年暑期也有过。更早之前的2005年，前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亦在这一时间段专程看望了革命老人吕正操。基于此，故而除“看望”的刘云山，以及奔忙于云南地震现场的李克强之外，其他常委均为见有其他活动安排，可以推断北戴河会议正在距离北京不远的避暑胜地进行。
可即便政治意涵深厚，且以北戴河作为中心辐射出的话题繁冗庞杂，但是为图存严守政治红线的陆媒只能循着新华社的通稿亦步亦趋。众声哑然之下，不忍舍弃香饽饽的《第一财经日报》借第三方之口表达己见，变相回答了“今年的北戴河会议都做什么”这一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比如中央政治局年中会议刚刚召开，全年经济稳增长的挑战依然存在，下半年经济走势与政策仍需观察，故而北戴河的讨论重点可能会涉及经济话题。再如反腐持续升温，对周案审查的消息刚刚公布，加之中央又明确十八届四中全会将探讨“依法治国”主题，所以煮酒正酣的高层们，若论政治事由，终究脱不开如此这般。后一点中的“依法治国”，与《南方都市报》之预见不谋而合，亦是泯然众人矣。
与陆媒要么主动止步、要么众说一词不同，尺度可大、步子可调的港媒及西媒，还沉浸在对周案的抽丝剥茧中，故而北戴河头顶着的政治迷雾也被选择性忽略。仅存的，也是以周案为底盘延伸开去，形式以自问自答的设问展开。中纪委对周案的调查历时许久，《人民日报》7日刊发的柳叶刀其文《周永康后中国还有三大战役》中更是透露，早在2013年底，周案已经近乎盖棺论定。既然早已盖棺，为何偏偏选择在北戴河会议前公布？港媒给出的答案不外乎两种，其一是集中精力办大事，即快刀斩乱麻，主导北戴河会议议题”；其二是附带着权斗意味的排除干扰论，即“避免对周案处理方式上有异议的退休元老继续纠缠，有震慑兼‘封口’之效。”
但在“三大战役”署名作者柳叶刀看来，何时公布周案，只是当局在实操过程中的步步为营罢了。媒体将“步步为营”进一步细化为“三步走”——第一步，将周案与“政治斗争”隔离开来；第二步，各个击破，从外围到核心；第三步，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周案从坊间走向广场中央，与北戴河会议时间上的临近，难免勾连起外界对红墙之内政治风云的臆测。毕竟，在公众意识里，尾随北戴河之后车载斗量的称谓，诸如风云地、是非地、风波地、机变地以及离别地等等，无一不是意图将北戴河的政治成分凌驾于现实身份之上。
所谓现实身份，就是“煮酒”之地、避暑之地。按照主流舆论场的说法，因为中国领导人全年无休，即使春节也要深入群众慰问百姓，因而暑期的北戴河休假就给了领导人一个放松身心的机会。放松身心，确也轶事连连。尤其是毛、邓二人，都与北戴河有着牵扯不断的“故事”。据历史文献记载，毛泽东1954年初到北戴河，办公、接见首长等工作便陆续展开。而在休养期间，毛泽东“天天都要去游泳”便成了一段佳话广为流传。即将迎来110周年诞辰的邓小平，对北戴河也“很有感情”。据悉，邓小平每年至北戴河开会期间，都会下海与群众打成一片。政权轮替到江、胡、习，诸如毛邓在北戴河颇具娱乐性的桥段则明显减少。
当“煮酒”成为外在形式，政治便伺机而动。何况历史画面，无远弗届。哪里有政治人物，哪里有就是有国事政事。不难想象，当毛泽东在北戴河游泳与政治话题，比如重提阶级斗争以抢占政治主动权、“用小说反党”罪名整治习仲勋等乱扣帽子事件以及抓小辫子等，同时抛向公众，哪一个更刺激更有嚼劲。同样地，当一团和气的看望、会见与周永康同时盘踞在北戴河上空，哪一方会成功抢占舆论阵地，自然也在意料之中。
“重大决策将在北戴河作出，北京不过是大家举手的地方。”循着这一“基本点”，当局自2003年始从未放弃过“解咒”北戴河附带政治意味的努力，也即北戴河临时政治中心的身份被剥离，重新回归到旅游胜地的“原位”中。事实证明，主观愿望与现实境况之间的差距何其大，尤其在当局的“归位”努力多少显得有些简单粗暴的前提下。比如禁止媒体涉足报道，官方新闻几乎不见其踪影；在坊间说法流窜之后采取危机公关，删帖或是屏蔽敏感词；对防火墙之外的港媒和西媒声音置若罔闻，静观其变……让政治的归政治，让法治的归法治，这是周案公布后众媒体达成的共识。依照同样的逻辑，让煮酒的归煮酒，让国事的归国事，不妨也成为北戴河会议的共识。一边煮酒一边国事，只会让煮酒越来越格式化，让国事越来越神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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