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高调纪念了邓小平。在习近平的讲话中，评价邓小平留给中国最重要的思想和政治遗产，就是他带领中共和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立邓小平理论。对中共来说，政治人物的纪念，从来都是「古为今用」的，习近平纪念邓小平，目的无非是通过纪念邓，表明他才是邓开创的改革大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继承者，要完成邓未竟之业，带领中国实现现代化，用中共的话说，即「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现代化角度说，乃是使中国走向了国家发展的常态。邓小平作为这条道路的主要创立者，为它搭建了框架，并提出了方向。但由于年龄和实践的关系，邓小平不可能去完成这个过程，这只能留给他的继任者去完成和完善。
那么，邓给他的继承者，留下了哪些未竟之业？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和能力的现代化，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化和发展。它用更明确的语言宣示和表明邓小平道路的现代化性质。但如何在这个总主题下去探索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其继任者需要做的。
就中国当下国情而言，要推进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法治必须先行。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虽然制定了无数法令，但这些法令只是用来治民而非治官的，尤其是最高统治者总是作为例外而免受法令的约束与处罚。所以，古代中国只有人治而非法治。这种情况一致延续到改革前，文革的「无法无天」对人权和国家的破坏之大有目共睹。
深受没有法治之害的邓小平对此也深有体会，故在其复出后，一直强调要加强法制建设。对四人帮的审判就是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的。拨乱反正不仅是对过去错误的思想理论和路线的清理，也是法律和秩序的重建过程，是使国家重新走向常态发展的过程，这个常态发展与过去的最大区别，就是中共的执政要依法，政府管理要依法，社会各方面都要依法而行，国家的秩序受到法纪保障。
在法制建设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很大成就，用中共的语言说，中国初步建立起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依法治国有法可依非常重要，但有法并不等于就是一个法治国家，还存在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以及法律本身的公正性等问题。在上述几个方面，我们还存在很大缺陷，就是在有法可依上，也存在法律不健全的问题，这也就是今天中国特权盛行，大小"周永康们"不断出现的原因。
法治的要处，在于法律之上没有党派、政权和特殊公民，法律的制定是以公民而非权力意志为准绳，不通过审判不能随意给一个公民定罪。不如此理解和践行法治，就不是真的以法治国。
为此，首先我们需要制定和完善将各种公权力关进笼子里的法律。这方面的法律中国还很稀缺；其次，宪法规定的各种公民权利也应该通过具体法律的制定落实下来；第三，各种法律和政策的出台必须有公民参与，要体现足够的公民意志，只有这样，法律和政策才合乎多数人利益，才具有法的正义性；第四，法律和制度的执行还必须严格、公开和透明，要有广泛的监督；第五，当公民的利益受到侵害时，法律必须能够给公民「保驾护航」，所以，司法独立必不可缺；第六，执政党和政府的各种决策还须于法有据，合乎法律的要求，不能与法律有冲突。
由此来看，在法治建设和依法治理上，我们才真正刚刚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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