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五个子女的现状揭秘

  　　邓小平与卓琳生育有五个孩子，若算上他与先妻张锡媛夭折的孩子，他一生有六个子女。

　　在五个孩子中，邓朴方、邓质方是男孩。三个女孩，邓林是画家，邓楠是国家公务员，邓榕是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在邓小平的三个女儿中，露面最少，也最不为外人所知的是画家邓林。

　　喜欢画画的邓林

　　留一头短发，戴一副眼镜，却又有几分怜弱和雅气，说话时细声细语的邓林，显露出女孩子的几分内秀。在邓小平的几个子女中，她和邓质方都属于语言较少的孩子。

　　“在医院看护邓小平时，她织毛衣，邓小平看书，都不善交谈。”医生们有这样的印象。

　　不善言词，并不等于没有思想和见地。邓林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她用画笔说话。据画界人士介绍，她熟谙中西美学，视角独特，自成一体。前些年在国内外举办画展，均获得了社会和业内很高的评价。

　　在邓小平的孩子中，邓林幼时吃苦最多。她出生在战争年代，又是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出生的。

　　那是1941年，是华北抗日战争最严酷的一年。9月，邓林在赤岸出生。卓琳生她时，正在转战途中，没办法带在身边，便在女儿出生的第七天，忍痛将这第一个孩子放在一个老乡家中去哺养。

　　放下孩子，卓琳头也没回就随部队转移了。1943年，邓小平回延安时，卓琳去接孩子，孩子饿得皮包骨，连赶苍蝇的力气都没有。更让卓琳难过的是，女儿不认她这个亲妈，只是一步一回头地望着乡下的那个干妈哭。

　　邓林进了延安保育院，仍然没法同忙碌的父母一起生活。她认独臂将军蔡树藩和陈书莲为干爸、干妈。在邓林的早期生活中，有一大堆干爸、干妈。她在马背上长大，是“公家”的孩子。

　　据邓家子女回忆，在内战前夕，邓小平从晋冀鲁豫军区机关到武安后，邓林才和一个胖弟弟以及一个叫楠楠的妹妹被父母接到身边。在这期间，他们偶尔可以受到父亲的直接影响和母亲的亲自教育。

　　邓林的记事大概是从邯郸开始的。那时，部队首长每家都有一大堆孩子，邓林同在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工作的母亲一起，第一次到了共产党人打下的大城市，见了什么都新鲜。当别的孩子守着抽水马桶嬉戏时，她却在一户人家的一幅巨大的油画前站了半小时。母亲说：这孩子喜欢画，将来当画家就好了。

　　开始，她并没有去学绘画。战争成了她的幼儿园。除此之外，她还是妈妈的助手，帮助照顾弟妹。遇到随军行动时，她早上醒来要给弟妹穿衣喂饭，然后同妈妈一起照顾弟妹上路。这样，从邯郸、郑州、南京、上海，再到北京，她也在流动的岁月里长大成人。

　　和平岁月，邓小平到北京成为中央领导集体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孩子们也跟着相聚在北京。邓林先是在安静的环境中接受了基础教育。接着，在上大学时，她儿时的心愿实现了。邓林自己选择了中央美术学院，就是从这里起步，开始了她的画家生涯。

　　寻梦的季节美丽多姿，当祖国的山川大海映入邓林眼帘的时候，她有说不出的激动和喜悦。在学习期间，她把自己融入美丽的海洋，并用画笔调出快乐的时光……

　　“文革”开始后不久，她便随着父亲的下台被赶出北京到宣化去劳动。在那陌生而又熟悉的村庄，她同一起去的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她比别人要承载更多，因她是“大走资派”的子女，属于“黑五类”。

　　好在邓林具有与生俱来的善良和忍耐力，这些为她艰苦的岁月穿上了一层保护衣。教育者看她老实、有文化，而且来自于中央美院，就时常发挥其特长，让她在院落的围墙上写标语。于是，她的笔下留下一道道“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印记。

　　回忆起画家的手和笔在那屈辱岁月被扭曲的往事，邓林似乎没多少埋怨，而她感到不公的是父亲的政治待遇。特别是她在农村见识了善良农民的生活艰辛之后，更不明白一生致力于富民强国政治理想的父亲，为何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后来的岁月，整个邓家也是随着邓小平的起落，时而暗淡时而光明。好在自父亲从江西回京之后，她也回到了北京。在同父亲依偎的温暖日子，她又捡起了画笔。在经历风雨之后，她遇到了自己的生命相知，并结为连理，为人妻为人母。

　　爱女、艺术家、母亲，成为邓林的整个人生。在父亲邓小平真正重返政治舞台后，终于庇护她有了一个宁静的天地和光彩的画室，她的画笔从此再没有停息。

　　邓林年近70了，她一直在构思一幅画。她要画一个人，一个影响了她一辈子的男人，一个放大成属于民族又属于邓家的光荣人物――那就是她的父亲邓小平！

　　总设计师家庭里的“大总管”邓楠

　　有一年，周恩来到邓家，邓小平的孩子围上来与总理见面。卓琳介绍到二女儿邓楠时告诉总理：这是我们家的大管家！

　　于是，就有了总理说的一段话：我是国家的大管家，你是你们家的大管家，希望你将来也能管理国家！这话不知真假，但老一辈人的期望肯定是有的。许多年后，邓楠没有辜负周伯伯的期望，担任了科技部副部长，参与管理国家的科技工作。

　　据许多熟悉邓家情况的老人讲，邓楠作为邓家大管家的话曾被邓小平认可。邓小平在301医院住院时，卓琳向医生介绍邓楠是邓家大管家时，邓小平笑而不语。那是一种默认和赞许。

　　邓楠比大姐邓林小4岁，比妹妹邓榕大5岁，从小聪慧灵巧，甜甜的笑脸非常惹人喜爱。她出生之时，尽管条件依然艰苦，但比姐姐要好一些。那时，父亲在外征战，母亲已在地方中央局机关工作，她就随着一群大孩子上学、玩耍。在她女孩子娇柔的性格中，还有几分男孩子的坚毅，年龄虽小，主意却很多，从小有当“娃娃头”的经历。

　　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她的聪明。别人玩时她玩，别人学习时她学，结果考试时，她总比别人成绩好。见这个女儿天资聪颖，卓琳从小就培养她对物理学的兴趣，给她确定的目标就是北大和清华，结果她后来果不负期望。

　　在邓家的三个女儿中，邓楠从小受到父母的厚爱和重视，到“文革”运动发起时，她已是家中的一个“小政治家”。

　　“文革”刚开始时，北京各院校各派系争论不休。一天，邓楠所在学校与妹妹邓榕所在学校的学生碰到一起，结果在会上姐妹俩形成了对立。很快，邓榕就接到妈妈的电话，让她不要同姐姐争论。

　　无疑，邓楠是正确的，而这种正确，来自于她经常与父母交流和受父母影响作出的正确判断。这种正确判断，使她在姐妹中有一定的权威性。

　　那时，邓林沉湎于她的七彩世界，邓榕年龄尚小，而家中男孩子在外面闯荡，邓楠便自然成为家中一位举足轻重的成员。

　　“文革”开始后，邓小平的地位岌岌可危，家中知道较早的成员就有邓楠。那几天，中央开会批判邓小平，邓楠每天从学校回来，同妈妈钻到一个被窝里，用被子盖着头，一谈就是半夜。卓琳告诉她许多不祥的征兆，并向她传授在危急时刻的处置“机密”。在后来邓小平两次受难、与家中断绝联系时，邓楠成为家中的关键人物。尤其是在邓小平遭到软禁，母亲也不能同子女们联系时，邓楠便显露出“总管家”的能力和权威。

　　她同奶奶一起负担起了家庭的重任：将家中剩余的资金作出安排，先是计算出每天的生活费，然后留下一点积蓄，以备急用。中南海里不能住以后，邓楠便同姐妹一起同中办人员争吵，最后在宣武门方壶斋胡同争取到两间房子，终于使年迈的奶奶和兄弟姐妹得到庇护。

　　从那时起，她带领一家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到院里打水，上公共厕所，拿着粮票到粮店买米、买面，到工厂买煤；逢年过节时，还去排队买黄花菜、木耳和大料……

　　想父母的日子，全家都很郁闷。邓楠有办法，她就去中办要钱，拿到钱，就说父母的工资不准确，大吵大闹，说要见到爸妈的纸条。工作人员奈何不过，只好叫卓琳写个字条。她拿着字条回到家中，全家又会像过节一般快乐……

　　后来，邓小平下放江西，子女下乡接受再教育，大家天各一方。邓楠写信是最勤的。她总是履行总管的职责，收集兄弟姐妹的情况，向父母报平安；或者催促兄弟姐妹给父母写信。不管父母能否收到，她在信中总有一句话：给爸妈写信了吗？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邓楠已非常明白事理和自己肩上的责任了。邓小平再度被软禁，全家又将被扫地出门时，她就组织全家同来抄家的人进行斗争，保住了住处。同时，她还给临别的父亲以女儿的细心，亲手往父亲口袋里装进一副扑克牌，以伴随父亲战胜寂寞岁月。邓小平于20世纪70年代末第三度复出之时，邓楠已成为一个成熟的国家干部、党内同志，同时又是一位优秀的女儿、妻子及母亲。看着邓楠的成长，父母特别高兴：“大管家”确实长大成才了……

　　邓楠工作后同样令父母非常自豪。她在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雷厉风行，几乎没人看出她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她给自己做了一个规定：尽可能地早上班、晚下班，有病也坚持在工作岗位上。遇到困难时，她总能出主意、想办法。她办法多，当一般办事员时，她是领导最省心的干部；当领导后，她分管的领域又是上级领导最省心的部门。

　　随着女儿职务的升迁，邓小平当然高兴，但同时又要防止女儿出现骄傲自满情绪，并担心是否有什么不正常情况引来群众意见。女儿每一次出国、调离或职务变更，邓小平总要仔细过问：“这次出国有几个人啊？什么事啊？你为什么去啊？”“工作得很好，为什么要变化？你做新的工作有什么长处啊？”“听说又进步了？征求群众意见没有？你能胜任吗？不能翘尾巴哟！”

　　邓小平没有思考因为家庭、政治和历史磨难带给孩子们的耽误，但必须要孩子自立自强。当看到邓楠靠自己的能力不断成长时，他高兴；当邓楠给他盛上一大碗饭时，他总是有滋有味地吃完……

　　邓楠在父亲晚年时担任国家科技部副部长，她非常喜欢这个岗位和这份职责，她很自豪。父亲有一个科学的论断：“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她的工作就是把父亲的愿望去努力实现！

　　“最漂亮的女儿”邓榕

　　在邓小平的女儿中，知名度最高的是邓榕，笔名萧榕。毛毛是她的小名。用四川话讲，她是邓小平的幺女儿！

　　毛毛知名度高，不是因为官位高，也不是因她常陪老爷子在外面行走，主要原因是她是父亲的“史官”，曾写了《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和《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两部书。大家读了她的书，被她深厚的感情和细腻的文笔所打动，所以知道邓小平有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笔者一直叫她毛毛大姐。这个大姐生性快人快语，利利索索，感情丰富，待人真诚。许多人说她办事像父亲，笔者倒觉得她更像“川妹子”：漂亮、干脆、深情、善良。

　　邓小平刚去世那年，她给笔者一位同仁打电话说要写点东西。这位同仁不知她是邓小平三个女儿中的哪一个，她在电话上很干脆地说：最漂亮的那一个。同仁与笔者去和她见面时，她从口音听出笔者籍贯，说：你与我老公是同乡。分别时，她知道笔者回去的方向时，又说：你与我公公住得很近。机敏，诚实，不摆架子，很自然，也很亲近。

　　她与两个姐姐不一样，她们出生在建国之前，而她则是建国之后第一年出生的。无拘无束，少年没经过多少苦难，加上天性活泼，她的思想在家中总是显得很前卫，心态比实际年龄要年轻。笔者到香港为其《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筹备发行时，还有男士打听：邓小平小女儿婚否？而此时，笔者知道毛毛大姐已是近五旬的年龄。

　　据医生讲，毛毛到医院看望邓小平时，病房最不安静。由此，医生隔老远就能作出判断今天邓家是谁值班：大女儿来了之后静悄无声，二女儿来了之后有动有静，小女儿来了之后不大安静；若三个女儿一齐来了，就难安静。由此，可见邓小平的确很幸福：三个女儿，给了他三个世界！

　　可以想象，毛毛是父亲是喜欢的一个女儿。邓小平晚年外出，她总是身边最近的一个。她会应酬、懂医、能听懂老爷子带方言的普通话，更关键的是，她总是能让老爷子高兴！

　　外界传说毛毛是学文出身，读的是北师大。其实，她上的是北京医科大学，学医。外界传说她从小在国外留学，这有点离谱。要是邓小平有个女儿在国外，那么“文革”中他会罪加一等。她小时候并不在国外，而是到了陕北插队，在广阔天地里“留学”了3年，补了哥哥、姐姐曾经艰苦经历的一课。

　　毛毛上大学时喜欢外语，在农村插队时也坚持自学。工作之后，到了外交部，并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当过三等秘书。回国后，她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副主任、中国国际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用她的话说：她的官好当，都是副的。这位大姐的话总有些调皮，但她在工作中从不开玩笑，所以上面的正职都非常满意，群众也很支持。

　　尽管毛毛的仕途前景不错，但她并没选择从政。她曾说：我们家出了“两个主席、两个部长”，我就不凑热闹了，我喜欢做实在事。她所说的“两位主席”，是指父亲曾任过军委主席，哥哥邓朴方任残联主席；“两位部长”，是指姐姐邓楠任科技部副部长，姑姑邓先群任解放军总政治部群工部部长。“都是做革命实际工作的。”毛毛大姐说话很诙谐。

　　笔者与毛毛大姐有过简单的交谈，从而知道她对人生感到满意。尽管她在“文革”中同许多干部子女一样受了许多苦，但她不埋怨。她不仅在艰苦岁月里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而且结识了贺平，一个英俊、宽厚、勤奋的男人。

　　说起丈夫贺平，大姐的话滔滔不绝。那是在她下乡时，一天，一位好友给她介绍了一个老红军家的男孩，两人靠通信确立了恋爱关系。后来，她将他带到江西，经过父亲亲自“考婿”，二人结为连理。再后来，贺平成为邓家的半个儿子，一直照顾到老人家乘鹤西去。

　　毛毛大姐始终对父亲敬佩不已。于是，在进入不惑之年后，她将少女的写作情愫翻了出来，决定写书，写关于父亲的书。于是，她用最深情的笔调写下了几个字：我的父亲邓小平！

　　父亲知道这个女儿总有一些奇特的想法，因此总是支持她去做。

　　这样，她花了很长时间和许多经历去访问知情者，然后就某些重大问题向父亲核证。再后，她几乎不停笔地写了父亲的早年、父亲的革命和父亲参与建政。除此之外，还有父亲的语言与个性、父亲的领袖与战友，以及父亲的家事与前妻。她冒着寒暑很快写了出来，此书很快成为一本风靡世界的畅销书。

　　笔者结识毛毛大姐是在邓小平辞世之后。那时，影响她大半个天空的父亲走了，她有些孤独。与此同时，她的专著上半部上市后的余温尚存，知道她想继续写父亲，于是我们便开始了合作。

　　写作的过程是艰难的，纵使女儿的感情让她不能自已，可是父亲的思想过程、险象环生的战争经历和重大事件的历史背景，都需要她去采访验证、思考分析和赋予优美的文字。此时她是女儿，但还有更多的工作，以及作为妻子及母亲的责任。但她如同把自己绑在战车上一般，几乎通宵达旦地工作，她为此感到快乐……

　　快到文稿杀青时，她约同仁和笔者小聚。说起辛劳，她高兴地说：瘦了。假若谁要减肥，那就叫他写作！

　　邓小平百年诞辰的时候，这位快乐的女儿更忙碌了。她要怀念如同还活着的、生活中最重要的父亲，守望和照顾自己的丈夫，还要陪伴自己的女儿。更重要的是，她还有更多的事业。她永远在快乐中生活！

　　最低调成员幼子邓质方

　　邓质方是邓小平最小的儿子，曾就读于北京大学物理系。上世纪80年代初赴美国留学，获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量子物理学博士学位。学成后在荣毅仁力邀下，进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直属的中信兴业公司，任副总工程师。

　　残联名誉主席邓朴方

　　邓朴方，男，汉族，1944年4月出生，四川广安人，196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9月参加工作，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毕业，大学学历，文化大革命时在北大跳楼自杀而落下残疾。现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中国残联第五届主席团名誉主席。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执行主席，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会长。

　　历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党组书记、副理事长，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党组书记、理事长，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第一、二、三、四届主席团主席，第一届执行理事会理事长，中共第十五届、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中国残联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2008年11月13日选举邓朴方为中国残联第五届主席团名誉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