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爹是李鹏 李小鹏在山西也呆不久了

 

　　“钱塘一望浪波连，顷刻狂澜横眼前”。十八大以来，中共官场的整顿风暴，恰如每年秋季的钱塘江“潮头推拥”，每一次官场风暴，都给人一种空前绝后的震撼感。但是每一次事隔不久，又一场更大的官场风暴扑面而来向你证明，虽有“空前”却无“绝后”。就如徐才厚被捕刷新了薄熙来世纪公审的震撼，周永康被查盖过了徐才厚的风头，正在人们纷纷猜测周永康之后恐再无“大案”的时候，中共须臾间又在山西掀起了一场堪比周案的官场风暴。

　　短短半年时间，不仅7名省部级官员落马（包含4位省委常委），连省委书记袁纯清以及原组织部长汤涛都前后脚双双败走麦城，外界纷称山西官场崩溃。而已经在山西盘踞6年的“二把手”——省长李小鹏，则被视为失去了一次扶正（从省委副书记升为书记）的绝好机会。当袁纯清在宣布调离前，曾有传言称李小鹏之父、中共前领导人李鹏正在背后助力，争取李小鹏上位；而在中央宣布吉林省原省委书记王儒林接任袁纯清后，又有传闻称，李小鹏也将在这波风头过后，调离山西这个官场是非窝，另寻升迁之路。

　　媒体曾发表文章认为，山西官场崩溃显示中共正由山西开始了一番政治“新常态”的建设。而从目前的官场风气来看，对于有政治家庭背景的官员而言，既无荫庇也不连坐，打铁还需“自身硬”，似李小鹏这般由商转政、且父亲曾任职中共高层、但并无突出政绩也无明显过失的官员，今后何去何从，将是中共用人的一个趋势和象征，值得关注。

　　官场风雨路

　　李小鹏为中国前总理李鹏之子，其人生足迹亦与其父极为类似。在步李鹏后路进入电力系统工作26年、收获“亚洲电王”头衔后，2008年李小鹏由商入政直接担任山西省委常委，并在中共第四、五代领导人集体换届的十八大期间荣升山西省省长。

　　北京时间2012年11月14日晚18时，中国官方公布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名单，除中共领导人外，省部级和大军区高层以及一些地市级、军队军级等官员悉数在列。有意思的是，时任山西省常务副省长的李小鹏在候补委员选举中得票倒数第一，被当时的舆论认为是中共中央在给李鹏面子。

　　但是山西官场是中国出了名的不好干，原省委书记袁纯清就曾说过“晋官难当”。从2012年12月25日中铁隧道集团南吕梁山隧道爆炸开始，做了省长的李小鹏就没有消停过。彼时，《人民日报》发评论《山西近期连发五起事故 查处不是终点》写道，企业负责人责任意识淡薄，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投机心态昭然若揭，但“公布事故真相、查处责任人不是终点，把对责任的敬畏内化于思想、外化于制度才是正道”。12月31日，山西省潞安天嵴煤化工集团发生苯胺泄漏事故，但省政府5天后才通报此事，导致河北几十万居民饮用水受到污染。山西省政府被指掩盖事件，遭到外界批评。这已是当时两周来山西省政府第二次被指隐瞒事故。当时《南华早报》等媒体就称，外界有声音要求李小鹏引咎辞职。

　　抛开李小鹏在官场的毁誉不说，其身上的“家族背景”一直被视为其能一帆风顺从商转政的助力，但是“家族原罪”也一直是其无法抹去的印记——其父李鹏由于在“六四”时的表现而一直在大陆民间声誉不佳，而李小鹏和胞妹李小琳也因一直垄断中国的电力行业而饱受抨击。因此，李小鹏从政路上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被附加上浓厚的家庭背景色彩。

　　三重矛盾

　　早在2012年十八大未召开时，当时已53岁的李小鹏还是在山西原地踏步，当时即有传言称，李鹏因此对当时负责组织人事工作的李源潮很有意见，此番言论是否属实无从考证。但是在2013年10月发生的李小鹏胞妹李小琳卷入“外资保险公司交易”传闻后，紧接着的11月6日，山西省委门前发生连环爆炸案，舆论就开始揣测李小鹏的去向。如今，恰恰遇上转正好时机，高层却又选择外调。对此有媒体分析称，李鹏家族的政治影响力已不如从前。

　　此番山西官场崩溃，原省委书记袁纯清被去职调回北京任闲职，外界认为李小鹏失去了一次扶正的绝好机会。在袁纯清被宣布调离前，有传言称李鹏正在暗中施加影响，争取李小鹏上位。而在中央宣布原吉林省委书记王儒林接任袁纯清后，又有传闻称，李小鹏将在这波风头过后，调离山西这个官场是非窝，另寻升迁之路。

　　李小鹏是中共官场的一种典型存在，他父母是中共前高层，自己由商转政，且一直无功无过表现平平，这样的官员将来何处何从？我们需要先分析李小鹏身负的三重矛盾。

　　首先，李小鹏的父亲是中共前领导人李鹏，李鹏曾官至中国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委员长。这样一位高官父亲，对于李小鹏能在电力行业一帆风顺、最终任职华能国际总经理（副部级）并由商转政直接任职山西省委常委，必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助力作用；但是同时，也因为李小鹏的父亲是李鹏，让外界对他的评价更加苛刻——李小鹏一路升迁，却并无明显突出的政绩，人们容易先入为主地认为其一路走来，更多的是依靠父亲的荫庇而非自己的功绩。在今天习近平治下的中共官场，李小鹏如果没有超过他人的能力和表现，李鹏的影响能助其顺利入官场，也更容易成为其在官场更进一步的障碍。

　　其次，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曾发布戒严命令的历史，被外界认为是其政坛生涯中无法磨灭的污点，也因此李鹏在民间一直有着负面评价，这种评价，直接影响了民间对李小鹏的感观。但是同时，也正是因为李鹏在“六四”事件中的角色，让今天仍不愿对“六四”定性的中共，轻易不会对李鹏家族有任何动作，以免引发外界的种种猜测。

　　第三，在成也“家庭”、败也“家庭”的前提下，已经55岁的李小鹏，虽然有着一份“高大上”的工作履历，但是其自身又业绩平平，很难找到可圈可点之处。虽然在任职电力系统期间，李小鹏因为其任职的华能国际成为亚洲最大的独立发电公司而被冠以“亚洲电王”的称号，但是华能国际“国有”、“垄断”的属性，若将这份业绩归功于李小鹏，又很难让外界信服。

　　何处何从？

　　长期以来，从省级到基层一线，伴随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心态，各级官员在执行政策中呈现出严重的投机心理和功利算计，这显然让现在的中共高层大动肝火。因为这种做法完全不符合他们理想中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表现，也不符合他们要求地方官员加强执行力的政治要求。2014年6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召集八省省长进京，斥责为官不为、尸位素餐的新闻曾被媒体热议，也显示出中南海对于地方官员执政能力不高的担忧。

　　媒体曾发文称，山西官场整顿在中共整个官场生态系统中极具标本意义，势必成为习近平构建中共官场政治生态“新常态”的起点。在这种趋势笼罩下，身负三重矛盾、置身于山西官场大整顿漩涡下的李小鹏，此番虽然没有升任省委书记，却也躲过山西官场大崩盘的一劫。

　　官场“新常态”对于中共政坛的各级官员来说，意味着以往“不违法犯错”即可的混日子状态的结束，意味着“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靠能力竞争的良性状态，意味着只有真正有所思、有所为的官员才能更进一步……或者正如一篇解读“新常态”的文章所称，中共官员“理解习近平‘新常态’里的不拘常例、不违常情，重要的不仅是学习，更需分辨是非、认清大势，并且勉力笃行”。对于李小鹏这样有政治背景的官员而言，中共高层既不会对其有荫庇也不连坐，这就决定了与李小鹏有关的传闻真假已经不重要，今后何去何从，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起能否“自身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