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逐中南海：鄧小平與葉劍英的恩恩怨怨

　　1980年2月的汪東興“辭職”標誌着鄧小平對華國鋒“清君側”的完成，同時也標誌着葉劍英黨內首席政治元老的地位開始被鄧小平逐步取代——雖然直到1985年9月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為止，葉劍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仍然還在鄧小平之前。但事實上自從1980年11月政治局會議上決定華國鋒下台之後，葉劍英便自認為他追隨共產黨一生的最後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政治使命已告結束。既然黨已經不再需要他繼續“輔佐弱主”，既然自己已經表示願意把黨內首席政治元老的位置讓給了鄧小平，全身而退無疑是最明智的選擇。本文節選自高新《降服廣東幫》一書。

　　回過頭去再說一九七八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內幕。之所以說這次中央全會不但是鄧小平“思想路線”的勝利，也是鄧小平組織路線的勝利，理由就是鄧小平通過在思想路線上否定“兩個凡是”，使得汪東興成為這次全會的主要批判對象，並趁機在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了“免去汪東興同志所有兼職的決定”，將當年毛澤東親自交到汪東興手中的中南海警衛和機要大權奪走。

　　“清君側”出師告捷，接下來便是汪東興在中辦和中央警衛系統的哼哈二將被迫離開中南海，李鑫被宣布接受內部批判和審查，張耀祠被宣布“調動工作”。

　　在這次全會上，葉劍英的講話內容主要是發揚民主和加強法制的問題。葉認為，我國的法制從建國以來還沒有很好地健全起來，“文革”更是踐踏法制的血的教訓。這使我們從反面懂得，一個國家非有法律和制度不可，這種法制和制度要有穩定性、連續性，一定要具有極大的權威，只有經過法律程序才能修改，而不以任何領導和個人的意志為轉移。在人民自己的法律面前，一定要實行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於法律之上的特權。

　　至於應該如何加強法制，葉劍英認為必須充分發揮人大常委會的作用，表示如果人大常委會如果不能儘快擔負起制定法律、完善社會主義法制的責任，那麼人大常委會就是有名無實，有職無權，尸位素餐，他這個人大委員長就沒有當好，就愧對全黨和全國人民。

　　這裡之所以要特別引述葉劍英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的這些主要講話內容，是要說明如今為中共政權大力標榜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巨大成績之一——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以及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等內容，首先應該歸功於葉劍英。而葉劍英當時在恢復和健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方面的努力，是得到華國鋒的大力支持的。至於葉劍英在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決策方面——特別是在首倡廣東省的對外開放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如何都被歸功到鄧小平頭上，後面還會詳細介紹。

　　除了法制和民主方面的內容，葉劍英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並沒有就“兩個凡是”問題和如何評價毛澤東的問題多作表態——至少是中共的公開宣傳材料中沒有記載葉劍英在這兩個問題上到底是什麼態度。

　　按照中共公開的黨史文獻記載，在鄧小平等人就“兩個凡是”問題對華國鋒進行猛烈抨擊之後，華國鋒先是就這個問題“作了自我批評”，隨之表示將按照葉帥的提議，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專門召開理論務虛會進一步解決這個問題。可見當時的葉劍英扮演的是華、鄧之間的和事佬角色。換句話說，當時的葉劍英即使對華國鋒以“兩個凡是”為綱的作法也不大以為然，但仍然還是要維護華國鋒作為毛接班人的正統領導地位。不過，待一九八零年二月召開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把汪東興趕下台之後，葉劍英對鄧小平一步步逼迫華國鋒退位的行動，也只能聽之任之了。

　　總之，一九八零年二月的汪東興“辭職”標誌着鄧小平對華國鋒“清君側”的完成，同時也標誌着葉劍英黨內首席政治元老的地位開始被鄧小平逐步取代——雖然直到一九八五年九月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為止，葉劍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仍然還在鄧小平之前。汪東興被迫辭職九個月之後，鄧小平便迫不及待地於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逼迫華國鋒宣讀了辭去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的書面辭呈。

　　按照中共公開的黨史文獻的說法，鄧小平第一次在會議場合表示自己“不擔任黨中央主席”，就是在這次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其實，一度也曾想與鄧小平比個高低的華國鋒在汪東興下台之後即已經徹底認輸。但鄧小平為了彰顯華國鋒下台的“合法”，竟還逼迫華國鋒在宣讀自己的辭職書前先要做一番檢討，以證明他確實是“犯了錯誤”。

　　從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到對外正式宣布華國鋒下台的一九八一年六月底召開的中共中央十一屆六中全會之間的七個多月里，華國鋒被迫對外繼續以黨和軍的第一把手身份露面，但黨的日常領導工作已經交給了胡耀邦，軍委領導權更是完全被鄧小平搶了過去。

　　後來的近二十年裡，華國鋒雖然身背一個中央委員名義卻從來不出席會議，身邊工作人員被中辦安排定期一換。雖然中央對他的經濟待遇確實沒有減少，但終日在家藉酒澆愁的華國鋒隨時還是擔心鄧小平會進一步對他下狠手。以至每隔一段時間就要給中央寫一封思想匯報，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中央表示“對自己當初的錯誤又有了新的認識”。

　　據有關人士說：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以後聽說趙紫陽已經被監禁，華國鋒趕快寫了一封支持中央“平暴決策”的表態聲明。此是題外話。

　　華國鋒下台後，葉劍英輔佐弱主的先帝使命亦告完成。十一屆六中全會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領導成員排名，依序成為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陳雲、華國鋒。葉劍英的名字仍然在鄧小平之前。

　　一九八二年九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公布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序中，仍然是葉劍英居第二，鄧小平居第三。但事實上自從一九八零年十一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決定華國鋒下台之後，葉劍英便自認為他追隨共產黨一生的最後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政治使命已告結束。既然黨已經不再需要他繼續“輔佐弱主”，既然自己已經表示願意把黨內首席政治元老的位置讓給了鄧小平，全身而退無疑是最明智的選擇。

　　遭鄧小平清理的最後一名葉氏親信

　　總之，一九八零年十一月的政治局會議既標誌着華國鋒政治生涯的結束，同時也標誌着葉劍英黨內首席元老的地位僅僅是形式而已。一九八一年六月華國鋒被正式宣布下台後，中央軍委成員及內部分工隨之做出重大調整。

　　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前的幾個月裡，已經宣布在葉劍英養病期間由陳錫聯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中央政治局會會議通過由華國鋒任中央委員會主席和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後，陳錫聯隨之大權旁落。但中央正式發出恢復葉劍英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內部通知，是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七日。

　　在此後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一中全會上，葉劍英繼任軍委第一副主席，軍委內部的工分仍然是由他“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一九七七年七月鄧小平重新出山，被恢復黨、政、軍三項要職之後，他在組織上的第一個動作便是要求設立軍委秘書長，並提議安排“文革”初即被打倒，鄧小平重新出山後還沒有被正式平反的羅瑞卿出任這一職務。

　　正像前文所介紹的那樣，在華國鋒“擅自”閱兵的問題上，羅瑞卿向鄧小平告狀，表面上整的是華國鋒，實際上也令葉劍英面子上掛不住。此二人歷史上有無恩怨暫且不論，僅因為這件事情，葉劍英對羅氏的不滿，可想而知。

　　說來事情湊巧，就在鄧小平依重羅瑞卿整頓軍隊組織系統時，羅氏剛剛協助鄧小平處理完閱兵事件後，便因為去西德治腿疾死在了手術台上。於是葉劍英提議讓自己喜歡的耿飆出任軍委秘書長。鄧小平一時拿不出有說服力的理由反對，只好暫時委曲求全。這便決定了耿飆成為中央黨政軍系統中的葉氏親信中最後一個被鄧小平清理出局者。

　　當年在“粉碎四人幫”的過程中，除了前文介紹過的直接參與抓捕毛夫人及死黨的汪東興、李鑫和張耀祠，關鍵時刻立下功勞的還應該有耿飆和遲浩田。

　　當時，葉劍英和華國鋒考慮到被毛夫人死黨張春橋、姚文元牢牢掌控的文宣陣地至關重要，必須在對毛夫人等採取抓捕行動的同時，把電台、電視台和報紙奪到自己手裡。而電台和電視台在這種時候又比報紙更為重要。於時葉劍英想起自己的老部下耿飆，立刻向華國鋒保薦。

　　耿飆對葉劍英的追隨主要是從中共建政前夕開始的。當時，一個偶然的機會，令耿飆被安排為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方面交通處處長，直接接受擔任北平軍調處中共方面總代表葉劍英的調譴和指揮。

　　中共建政後，耿飆先是從事政府外交工作，自一九六三年開始擔任黨的對外聯絡部部長。

　　臨危受命的時候，耿飆沒有半句推辭和猶豫，按照葉劍英的安排，順利接管了中央廣播事業局及其屬下的中央廣播電台和中央電視台。當時，耿飆早已經不在軍隊裡擔任任何職務，但葉劍英和華國鋒委派他前往接管廣播、電視系統時，特別安排了北京衛戍區的一部分部隊交給耿飆指揮。

　　接受命令時，有一個小細節很有趣。華國鋒非常關切地問耿飆是否需要帶槍？耿飆看了看站在他身邊的北京衛戍區的一位師長，表示既然已經有支部隊讓他帶着，槍就不需要了，但需要華國鋒的一紙手諭。一九七七年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一中全會上，被葉劍英力主保薦的耿飆被安排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同時亦被定內在次年召開的全國人大會議上正式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對葉劍英的這一人選，華國鋒當然沒有任何反對意見，這也更使得日後的鄧小平一朝權在手，便要千方百計逐耿飆出局。

　　羅瑞卿不幸在西德去世後，根據葉劍英的提議，耿飆於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被增補為中央軍委常委，一月十日被宣布為中央軍委秘書長。同年十一月四日，經中共中央批准，設立“中共中央軍委辦公會議”制度，在中央軍委常委領導下負責軍委日常工作，會議主持人為耿飆。

　　在正式對外宣布華國鋒下台的一九八一年六月召開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前夜，實際上已經主持了軍委工作的鄧小平便迫不及待地進行了軍委內部的調整，並特別說明要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之後再正式對外宣布。調整後的中央軍委主席、副主席排序是：鄧小平、葉劍英、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排在鄧小平後面的四位帥，身體一個不如一個(後來他們中間熬得年頭最長者也先於鄧小平之前數年辭世)，軍委日常工作怎幺可能指望這四位老帥集體主持？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這位軍委主席之下，軍委秘書長的位置便非同小可。而鄧小平當然比局外人更明白這一點，所以趕在自己正式被宣布接替軍委主席職務後沒有幾天，便於當年七月十日正式宣布增補楊尚昆為軍委常委，同時亦宣布由楊尚昆接替耿飆的軍委秘書長職務。

　　葉劍英親信耿飆一度位高權重

　　楊尚昆取代了耿飆中央軍委秘書長職務後，耿飆仍然還是軍委常委。但楊尚昆擔任軍委秘書長三個多月以後，鄧小平又於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宣布，由楊尚昆取代耿飆出任“中共中央軍委辦公會議”主持人。

　　在此之前的一九八一年三月，在鄧小平的建議下，耿飆已經被安排接替了徐向前的國防部長職務。當時，外部評論界曾有人想當然地認為中共政權是要恢復“文革”前的國防架構，耿飆身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常委和中央軍委秘書長、中共中央軍委辦公會議主持人數職，再加上一個國防部長，其工作分工和在黨、政、軍內的職務分布，很有點像一九五四年九月至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之前的彭德懷。

　　誰知道，鄧小平當時建議安排耿飆接替國防部長職務，不但不是要讓耿飆成為一九五九年之前的彭德懷，而且是要讓國防部徹底成為一個為了應付外事需要不能取消，但與軍隊實際權毫不沾邊的純擺設性的機構。

　　安排楊尚昆接替軍委秘書長職務時，鄧小平的理由是耿飆以國務院副總理身份兼任國防部長，工作重點將主要放在軍事外事，以及軍隊與政府工作協調——諸如復轉軍人安置等等方面。

　　無論耿飆當時心裡怎幺想，表面上還是服從了“組織安排”。再者，因為他在建國前夕參與北平軍調部工作，以及中共建政之後長期從事政府外交和黨際外聯工作的經歷，鄧小平提議安排他主持國防外事工作，理由確實也十分充足。

　　更令人事先沒有想到的是，成功奪走了耿飆軍委秘書長職務以後，國防部長的職務鄧小平也不願意讓他坐得太久。

　　一九八二年五月，耿飆的副總理職務被免除，改任國務院國務委員。當年九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上，耿飆的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也沒有了，代之以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當年十一月，耿飆的國防部長職務被剛剛出任中央軍委副秘書長職務的張愛萍接替。與此同時，張愛萍又被增補為國務院國務委員，這意味着耿飆的國務委員職務也將不保。

　　一九八三年六月召開的第六屆全國人大會議上，耿飆被安排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正式退居二線。

　　至此，中央軍委成員內再無一個稱得上是葉劍英政治親信的人物了。需要特別提醒的是，一九八三年正式“退居二線”的耿飆被早早削去軍權，並非因所謂的“年齡問題”。一九八一年被免去軍委秘書長職務時，耿飆雖然也已經七十有一，但當時接替了秘書長職務的楊尚昆當時已經七十有三，比耿飆還年長兩歲。而且，楊尚昆接替耿飆軍委秘書長職務後，又為鄧小平主持軍委日常工作長達十一年整整，直到一九九二年十四大前夜江澤民導演的“倒楊”事件發生。

　　另外，耿飆七十一歲時被剝奪軍委秘書長職務，若被說成是什麼“健康原因”，也沒有道理。當年接替他軍委秘書長職務的楊尚昆一九九八年已經去世，而到本書截稿為止，耿飆仍還健在。

　　到耿飆的軍委秘書長職務被楊尚昆取代後，鄧小平基本完成了他整個軍隊系統的人事調整。

　　但是，由於楊尚昆從無軍功更無軍銜，所以鄧小平從重用楊尚昆那天開始，即得罪了一大批軍內將帥。特別是以取代了耿飆國防部長職務的張愛萍上將為代表的原解放軍三野出身的一批老將軍，從來不避諱在公開場合表達對楊尚昆的反感。這也許是張愛萍的中央軍委副秘書長職務只坐了很短一段時間的原因之一。而張愛萍等人與楊尚昆之間的宿怨，一直持續到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上“楊家將”落馬，才告一段落。

　　因為楊尚昆的從軍史只是軍隊政治工作，而隨楊尚昆躍升的他的胞兄楊白冰更是從來沒有指揮過戰鬥，許多軍內老帥自然不會服氣。

　　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後，鄧小平又安排劉華清任軍委副主席，而劉華清雖然資格甚老，但在中共建政之前的全部經歷都是軍隊政治工作。如果再加上一個軍委主席江澤民的話，當時整個軍委班子的主要領導人居然沒有一個是有過領兵打仗經歷者。為此，許多頗不服氣的老軍頭鑑於鄧小平本人也是軍隊“政委”出身，所以便諷刺“鄧政委主軍只用文官不用武將”。

　　一九九二年十四大前夜倒楊成功後，隨之重新組成的中央軍委領導成員內，增加了副主席張震，以及總參謀長張萬年等人，“鄧政委主軍只用文官不用武將”的時代才算結束。此乃後話。

　　一九八三年召開的六屆全國人大會議上，耿飆的名字在眾多人大副委員長中名列第三，除了陳丕顯和韋國清，耿飆名列王任重、賽福鼎、葉飛、廖漢生、韓先楚(一九八六年十月去世)、黃華等眾多黨內副委員長之前。但五年之後召開的第七屆全國人大會議上，韋國清、塞福鼎、葉飛、廖漢生等黨內副委員長均被安排繼續留任，耿飆的名字卻再也沒有出現。雖然在此之前他又“當選”了一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但卻從此深居簡出。原因就是他在一九八四年五月曾經因為在香港駐軍問題上“擅自表態”，被鄧小平公開臭罵了一頓。

　　早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之前即已經在深圳公開曝光的，由解放軍“紅一團”為基礎組成的駐港步兵旅，曾經特別向香港媒體介紹了該部隊曾經培養出眾多的共產黨第一代將帥的光榮歷史，卻單單沒有提到曾經擔任過“紅一團”參謀長的中共前國防部長耿飆。原因就是耿飆是中共元老及現任領導人中唯一一個公開表示過中共在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回歸之後不會在香港駐軍的人。

　　葉劍英曾經反對香港駐軍？

　　事情發生在一九八四年上半年。五月二十二日，香港一家大報註銷耿飆的談話，表示“中國軍隊將來不會駐香港，而香港人也無須負擔軍費。”

　　耿飆的這番話是頭一天在出席全國人大會議湖南小組討論會時說的。當時，他以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身份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外事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手下的副主任委員和委員、顧問包括了宦鄉、符浩、曾濤、楚圖南、王國權、王炳南、區棠亮、張致祥、黃鎮、張香山、宋之光、李超然、鄭為之等一批中共老一代的政府外交官或黨的外聯部門的重要幹部，甚為港、台政界及新聞界所重視。再加上耿飆曾經主持過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擔任過國防部長之類的經歷，他在香港駐軍問題上的表態自然會被認為“非常權威”。所以這則報導一時間引起了香港人的雀躍歡呼、拍手稱賀。

　　誰知沒過幾天，鄧大人即為此專門招見在京採訪人大、政協會議的港、澳記者，把耿飆臭罵一頓不說，還稍帶上了並未在香港駐軍問題上講過話的黃華，要求港澳記者為此事“辟個謠”。從此，耿飆的政治生命實際上已經被終止。雖然此後他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職務沒有被馬上解除，但懼於鄧小平的淫威，中共內部已經沒有人再敢讓耿飆“隨便亂講話”了。而人大常委會本來就是一個只有發言權，沒有決策權的“最高權力機構”，不能對外隨便講話的耿飆從此以後的政治處境和心情可想而知。

　　翻翻中共歷史，即使是政治行為最為霸道，動輒置人於死地的毛澤東，在批評黨內幹部時還要考慮個“內外有別”。直到現在，大陸一些公開宣傳材料中，對許多曾經追隨過林彪、“四人幫”，或曾經倡導“兩個凡是”的前任黨的領導人，除了華國鋒和汪東興在最近幾年被指名道姓的機會多了一點，一般都不直接點出其名批判。比如對陳永貴、對陳錫聯、對紀登奎等，都是這樣。甚至對吳德都很少有公開文章點名。而鄧小平當時特別召見境外記者痛斥共產黨的在位高級領導人，這在中共黨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另外，大陸出版的一些吹捧鄧小平的文章、書籍，都把老鄧罵耿飆的事情大肆渲染，弄得耿飆的家人都抬不起頭來。

　　更有甚者，大陸那些吹捧鄧小平的文章，都把他公開責罵耿飆的行為當成一種“政治開明”的表現描述，大加讚賞。但事實上，正因為鄧小平開了這一惡劣先例，中共所有領導人在對外發言時，個個都是噤若寒蟬，不敢多說一句話，更不敢說錯半句話。而這種現象的直接危害就是令中共在對外、對台、對港澳的問題上，許多本來不應該被動的具體問題，都被搞得被動萬分，原因就是無人敢說話，更無人敢作主。此乃題外話。

　　而正是這位曾因為公開表示中共不會在香港駐軍而廣受港人歡迎的耿飆先生，歷史上曾經擔任過如今駐港部隊步兵旅之前身“紅一團”的團參謀長，當年曾協助時任團長楊得志，共同指揮部隊，擔任中共中央紅軍落腳陝北的開路先鋒。

　　如今，曾為共產黨立下赫赫戰功的耿飆先生就是因為一句香港不駐軍而在黨內身敗名裂，無人理會，但卻恰恰是他當年指揮過的老部隊被選中擔負香港駐軍任務，豈不是莫大的諷刺。

　　當年耿飆因為老鄧一句臭罵被政治冷凍以後，中共外事系統即有傳言說：其實當時中共內部對香港“回歸”後是否派解放軍進駐的問題，確實存在爭議。

　　即使在被鄧小平臭罵以後，耿飆還曾在內部多次表示，既然是港人治港，待香港回歸後只宣布中央政府保留隨時向香港駐軍的權力就行了，只要香港能夠繼續保持和平和安定，就沒有必要真把軍隊派進去。在宣布保留解放軍隨時進駐香港的權力時，應該特別說明，如果香港回歸以後，港內發生大規模社會動盪或遭受外敵威脅，便是中央政府派進軍隊之時。

　　耿飆的這一動議當時也還有一定的代表性，而且當時鄧小平、陳雲等元老都沒有對此問題有過正式說法。可以想象，如果當時中共高層已經決定要在九七年向香港派兵，耿飆再大膽也不敢公開在人大會上公開作出未來香港不駐軍的表示。

　　另外，耿飆因為香港駐軍問題遭到鄧大家長公開指責之後，廣東方面更有人認為耿飆當時之所以敢向香港記者表示九七後無須在香港駐軍，就是因為中共高層在內部議論此事時，葉劍英有過類似的表示。也就是說，耿飆不過是在全國人大會議的場合向香港記者傳達了葉劍英的意思罷了。

　　還有一種說法是：除了葉劍英，當時還有主管外事工作的領導人比如吳學謙等，均認為保留隨時派駐軍隊的權力，但在正常情況下並不真正派軍隊進入，是最明智的統治香港的手段。

　　對此，鄧小平或許是自己還沒有想清楚這個問題，所以並未反對這種意見。

　　香港駐軍體現鄧小平一言九鼎

　　相信這一說法的人士甚至認為，假如耿飆沒有急於把“中國軍隊將來不會駐香港，而香港人也無須負擔軍費”的說法公開端出，鄧小平在此之後很可能會非常慎重地再考慮一下是否需要在香港駐軍的問題。假如這一分析成立，那幺當時的鄧小平之所以有意安排在接見港澳記者的場合對耿飆在這香港駐軍問題上的表態“辟個謠”，關鍵出發點是氣憤“我這個中央軍委主席還沒有考慮成熟，你耿飆有什麼資格在如此重大的問題上輕易對外作出如此肯定性的表態？”

　　可見，當時的鄧小平很可能是猜想到了耿飆被他奪走軍委秘書長職權後一直耿耿於懷，所以他特別對港澳記者表示：中央對香港問題的發言，除了我本人及負責具體問題的姬鵬飛等人之外，所有其它人的發言都無效，都不算正式的。

　　這話的意思是，就連當時被推到黨總書記位置上的胡耀邦，以及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內排名他鄧小平之前的葉劍英都成了所謂“其他人”，在香港問題上的發言“都無效，都不算正式的”。如果說胡耀邦被推到黨主席(十二大後改稱總書記)位置上的那一天就扮演的是“兒皇帝”的角色，那幺這個時候的鄧小平已經完全不把政治局常委排名在他之前的葉劍英放在眼裡了。

　　當時鄧小平還怒氣沖沖地補充說：“我要辟個謠，黃華、耿飆講的香港駐軍問題不是中央的意見。你們去登個消息，沒有那幺回事。”

　　我們不妨假設當時的鄧小平內心已經傾向於如果香港回歸後不出亂子的話，中央政府可以暫不派軍隊進入的意見。如果這種假設成立，這種給香港人吃顆政治定心丸的偌大“人情”也必須由他鄧小平去奉送。而此話由耿飆的嘴裡說出來，他鄧小平僅僅是為了維護自己一言九鼎的無上權威，也要以“闢謠”的形式加以否定。

　　記者離場後，鄧小平又對身邊人士補充說：“應該估計到九七年後會有人搗亂，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亂不可能不出現，不出現才怪。有了軍隊就不能胡作非為了。等到亂了再派軍隊，就不同了。”鄧小平的這番話是否有道理，特別是“不出現(亂子)才怪”的說法是否有些過於武斷暫且不論，但他的這番話證明黨內確實有人提出過沒有“亂子”的情況下可以不派軍隊的意見。

　　此事件發生後，鄧小平才知道此前幾天接受過香港記者採訪的黃華並沒有就香港駐軍問題表態，於是他藉接見香港“船王”包玉剛時，故作輕鬆地說了句“黃華同志沒有說過香港駐軍問題，我不該錯怪他”。言下之意，談過香港駐軍問題的只有耿飆，所以就應該當眾罵他。

　　如果說前文介紹過的汪東興、李鑫、張耀祠三人被鄧小平一個個逐出中南海，都是因為他們“頑固堅持凡是派立場”，逆歷史潮流而動故罪有應得的話，那幺思想比較開放的耿飆恰恰不屬“凡是派”之列。

　　毛夫人及其同夥後下獄之後的一段時間裡，因為耿飆已經奉命占領了廣播、電視系統，華國鋒在葉劍英的建議下，曾經安排耿飆主持過一段時間的中央宣傳部的實際工作，但沒有正式任職。在這段時間裡，宣傳系統發生的最大事情莫過於“兩個凡是”口號的推出。不過這個口號還沒有正式發表的時候，耿飆就曾經表示過反對，汪東興拍板發表時，耿飆更是完全不知情。僅有這一個事例，便足可說明他耿飆在思想路線上根本不屬於“華國鋒及汪東興一夥”。

　　所以，雖說“粉碎四人幫”挽救了共產黨，但追隨葉劍英和華國鋒在這場事件中立了頭功的人真的是個個沒有好下場。如果說還有例外的話，那就是當時被華國鋒和葉劍英派去接掌《人民日報》的遲浩田。

　　正如前文所說，無論是發動一場宮廷政變還是粉碎一場宮廷政變，及時掌握媒體都是至關重要的。而首先控制電台和電視台又比控制報紙重要。由此說來，如果對“粉碎四人幫”的功臣們論功行賞，耿飆無疑是排名遲浩田之前。

　　當然，遲浩田成為“粉碎四人幫”功臣中唯一一個在鄧小平時代受到政治重用者，並不是因為他本人是在“粉碎四人幫”事件上比汪東興、李鑫、張耀祠和耿飆起到的作用輕微，而是因為遲氏在鄧小平第一次復出之後不久被提拔為副總參謀長，便是鄧小平點的將。

　　而鄧小平之所以對遲浩田那樣看好，又是鄧辦主任王瑞林引薦的結果。遲浩田與王瑞林有同鄉之誼，少年時代即在家鄉的“兒童團”里共享一把紅纓槍為當地的八路軍抗日政權站崗放哨，兩人之間的關係可謂“不是兄弟，勝似兄弟”。江澤民在中共十四大召開前夜倒楊成功後，一度並沒有按照鄧小平的旨意安排遲浩田出任軍委副主席。直到一九九五年的十四屆五中全會上，遲浩田才如願當上了中央軍委副主席，但新提拔的張萬年必須排名在他之前。與此同時，鄧辦主任王瑞林也以總政治部副主任身份成為中央軍委委員。所以當時曾有內部人士諷刺說，江澤民剛剛從軍委內趕走了同胞兄弟，如今又被迫安排進去了一對拜把兄弟。同胞兄弟指的是楊尚昆和楊白冰，拜把兄弟則指的是遲浩田和王瑞林。

　　總之，當年在追隨葉劍英和華國鋒參與“粉碎四人幫”事件的人，唯有遲浩田原本就是鄧小平的心腹愛將，所以到了鄧小平時代以後，也只有他的政治下場與眾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