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红线赌胜算 习近平给安倍下马威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尴尬会见引发舆论的强烈反响，有声音认为习近平与安倍相见不如不见。因为中日之间的僵局并没有真正打破，安倍并没有真正向中国低头让步，中国也并没有给安倍礼遇。但也有声音为习近平冷待安倍点赞，认为这是中国借助国际场合对安倍的警告。从习安会

的现场画面中可以看出，首脑会见之前，安倍在红地毯上等了一会儿，终于等到习近平出场，是安倍首先问候习近平：“能够正式与您见面，很高兴”。然而日方的翻译还没有翻译完，习近平已经转过身去面对媒体记者，没有对安倍的问候作出回应。且会面地点没有遵照惯例悬挂两国国旗，中国官方新闻稿强调安倍是“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日本首相，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则是直接点名，弦外之音是，安倍是搭上了APEC的顺风车，才得以受到习近平的会见。就连日本媒体也承认习近平“给了安倍下马威”。

　　与胡温时代中日首脑会见往往会开启两国关系破冰完全转暖不同，习近平并不打算用首脑会谈开启中日关系回暖，虽然作为东道主在国际场合不得不会见安倍，但习近平并不打算给日本中国会妥协的幻想。在中日和解的条件未满足之前，中国做好了忍受双边关系造成不利的准备，也做好了与一个高度右翼化的政权进行长期对峙的准备。中国的对日红线一直存在。

　　而即便中日经济关系十分紧密，外界认为在亚太经济领域中国无法回避与日本的合作，但从习近平给安倍下马威看，中国正在将政治议题与经济状况挂钩。安倍目前企图利用经济学把戏，让日本经济继续泡沫化来蛊惑日本民意，获得短暂支持，顺道将日本再次赶上右翼的战车。中国将政治与经济挂钩则志在让右翼的安倍在多个方面无法耍手段。纵然习近平将政治与经济挂钩会让中国有损失，中国作为新崛起的经济大国，在亚太的各种经济布局都经历着困难和考量，但是中国仍打算赌一场，冒冒险。这既基于中日特殊的国仇家恨，也是基于国际道义。中国一方面是为了东北亚的和平，为了亚洲的团结，更重要的是对历史负责，改变国际关系建立在纯粹经济和政治巧取豪夺之上的惯性，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中日鹿死谁手未可知

　　在日本并未完全承认钓鱼岛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习近平同意与安倍举行正式会谈，有声音认为这是中国自降底线。也有日本媒体将此解读为中国承担不起中日关系恶化的经济责任。一直以来中日关系好得快去得快并且呈现出政冷经热的状况就在于中国在经济上无法承受双边关系恶化对经济的冲击。日中经济协会9月发布的建议书中指出，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从2013年开始下滑，今年上半年合同实施金额更是降至去年同期的一半。此次习近平愿意与安倍会晤改善关系也被日本媒体解读为北京的经济需求。

　　但习近平用冷待安倍将这种中日关系原有的基调打破得粉粹。中国正在不顾经济领域的受损将政治问题与经济挂钩。习近平的底气在于中日的经济互相依赖之势已经从根本上得到了扭转。20世纪90年代前，中国的GDP总量仅相当于日本的十分之一，与日本保持经济的互动是中国必须进行的选择。但是经过二十年的发展，中国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布局成立亚投行、到主导亚太自贸区建设，中国的经济角色早已经不是那个依赖日本和美国的小伙伴。眼下中国在亚太经济领域已经从跟进者转向了布局者。中国已从一个资金匮乏的资本输入国变成了一个资本输出国。今年1-9月，中国对外投资额为751亿美元，其中对亚太主要经济体占65%。中国前国家工信部部长李毅中近日表示，今年中国对外投资或许会首次超过外国对华投资，成为资本输出国。且不说日本，中国早就用经济实力奠定了在亚太主导地位，甚至取代美国成为了亚太地区的经济中心。

　　事实上，与中国经济已经相对摆脱对日本投资依赖相比，陷入第二个衰落十年的日本在安倍经济学的带领下越来越弱，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越来越强。日本经济自金融危机后就一直低迷，经济下滑与其一直依赖的国际市场投资的缩减息息相关。国外投资减少，国内产品出口业绩不佳，是造成整个日本经济萎靡的重要原因。

　　现代经济理论认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为消费、投资和出口。2012年底，安倍上台以来执行了“安倍经济学”，从短期来看，日本经济暂时获得了一点低速增长，人民生活状况得到了些许的改善。但是，“安倍经济学”的主要手段是量化宽松，刺激经济，增加消费，这种政策只能是临时性的政策，很难发挥长效。2014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暴跌7.1%，表明近期日本经济状况恶化严重，消费和投资对经济拉动的贡献有限，体现出了“安倍经济学”的脆弱性。

　　而从出口来看，日本财务省10月22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财年上半年日本货物贸易逆差升至5.4271万亿日元（约合0.0469万亿美元），这一数据创下自1979年有可比数字以来同期贸易逆差额峰值。其中，对华贸易逆差为24,359亿日元(约合210.5177亿美元)，从2010财年下半年起连续4年同比增长。实际上对华贸易逆差成为导致日本2014财年贸易逆差总额创新高的主要原因。贸易赤字持续扩大将加剧外界对“安倍经济学”有效性的质疑，增加对日本经济增速放缓的担忧。

　　究其对华贸易逆差的原因，最重要的无非是安倍政府在历史问题和钓鱼岛问题上的错误政策，导致两国政治友好度下降，民族情绪对立，从而影响到了外贸和经济关系的恶化。中国早在2005年就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是日本最重要的出口国。长期以来依靠国际出口市场的日本经济寻找对外销售增长点最倚重的是中国。日本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访华团多次访问中国谋求改善中日关系，印证了日本经济界要求改善对华关系的迫切心情。安倍内阁面临着很大的经济压力。

　　中国拒不在政治问题上妥协对经济造成的影响看似不利于中国，实际上更加不利于日本。中国可以承担外资投资下降带来的影响，但是安倍无法承受失去中国市场带来的商界压力。一年多来，安倍一手抓经济一手抓修宪，意图从政治经济和军事各个层面实现日本的复兴。右翼的安倍正在利用自己的经济学说和政治倾向绑架着日本社会向右转。

　　安倍的政治主张能够推行的基础是安倍经济学成功，是日本在对华贸易问题上获得突破。而中国采取持续冷待安倍的政策，持续在政治问题上拒不妥协，实际上是对安倍在国内统治地位的釜底抽薪。中国在等待日本国内民众对安倍的右倾化道路说不，等待着安倍在国内商界和民众的压力之下改变一路向右的政策。这个过程中，中国付出代价是必然，但是对日本的牵制却是绝对的。

　　中国冒险重塑国际观

　　虽然严防日本挑战战后秩序并非中国一个国家的责任，曾经受到日本侵略的各个国家都有责任。但是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有更大的义务树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树立国际道义的标杆。这是中国冒着自身经济利益受损的风险对日本采取拒不退让措施的原因。

　　日本之所以挑战了国际秩序不受惩罚在于美国对日本的偏袒，在于国际社会并没有机制对这些问题做出回应。比如日本虽然是二战战败国家，但是并没有条文规定其领导人不能参拜靖国神社；日本的宪法规定了日本不能保留军队，但是日本的宪法并没有规定不能修改宪法。二战条约决定了二战战败国家需要赔偿和遵守条约，但是并没有规定日本一定要对此心悦诚服，一定要就侵略历史道歉。

　　在现实社会中，人们把法律红线称为约束行为的第二道防线，而把道德作为约束人的第一道防线。在国际社会也一样，国际法条约、公约是每个国家必须遵守的，这构成国际社会正常运转的准则。但是，国际社会实际上并没有明确的道德评判体系来约束相关国家的言行。各国普遍把追求国家利益作为国际交往的首要目标。各个国家依据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对他国的事务一般不做评判。

　　在联合国能够对一个国家约束和制裁，通常有两个途径：一是国际法；一个是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从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至今都没能通过一项针对叙利亚的谴责声明就可以看出，通过联合国采取行动是多么不易。其次，国际法主要针对的是有限的条款。这是日本目前不断突破底线，却既不受国际法则的束缚，也不受国际广泛道德谴责的原因。各个国家在国家利益的选择中，自主决定对一个国家的态度。

　　中国的崛起势必彻底解构工业革命四百余年来的世界格局。中国的崛起为国际秩序进行重新梳理和恰当调整提供了前提条件。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成为中国无法拒绝的历史选择。但是这个过程中最应该明确的是，国际社会如何惩治违反国际法条文规定的国家。联合国不应再是一个松散的联盟，而是应该有着清晰定位的有效机构。中国需要的是替天行道的勇气，要建立的国际秩序是能够厘清公平正义的体系。

　　“国际观”是一个国家对当前世界形势的总认识，决定着处理和应对国际事务的总的方针政策及思想基础，更是“国家观”的自然延伸。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国际观不仅影响自身利益、地位，同时也影响着世界。习近平在接任国家主席后，能否正确评估当前中国所面对的世界形势，制订行之有效的国家战略，树立相应的国际观，是他作为国家主席的首要挑战。

　　中国历史上是世界一流强国，在局部区域内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为当时的“国际”交往作出了表率，既享受了“万方来朝”，又维护了和平交往。在当今国际关系历史中，以强权划定地缘势力俨然成为国际政治的现实和真理。要想扭转几百年来的恶性循环，建立以中国思想和社会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发展格局，是中国“有所作为”的战略着力点。在日本问题上一马当先的主动作为是中国式国际观的体现，是中国式义利观的体现，远非经济利益得失可以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