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帝鄧小平：隱忍30年走向權力巔峰

 

　　作為中共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被譽為一代偉人，中共黨內對其的評價直追毛澤東，在民間猶有過之。然而，在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中，論戰功，他不如林彪；論黨務，他不如劉少奇；論政務，他不如周恩來；論財經，他不如陳雲。各種“不如”的鄧小平，在中共建國三十年餘年後，多年媳婦熬成了婆，成功上位，確立了堪比毛澤東當年在黨內一言九鼎的地位。文史作者胡鵬池在共識網撰文，揭秘了鄧小平三十年的上位之路。

　　一、毛澤東心中的鄧小平

　　也許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歷史像中國的歷史那樣以歷史人物為中心，但這是中國歷史的傳統，也是中國歷史的現實。

　　當代中國的歷史是以毛澤東與鄧小平這兩個名字為中心的。所以要研究鄧小平與鄧小平時代，不妨以研究“毛澤東心中的鄧小平”為切入點。

　　1957年，毛澤東率中共代表團前去蘇聯參加慶祝十月革命40周年活動，在伊爾庫茨克市蘇聯政治局候補委員波斯佩洛夫迎候毛澤東。波氏在蘇共中央的地位當然遠遠算不上核心，可是見面不久，毛澤東就在雙方會談之前介紹鄧小平說：

　　“你們不要看鄧小平同志個頭不高，將來他會令你們大家刮目相看的。”

　　接着，毛澤東又在莫斯科對赫魯曉夫說出同樣的話：

　　“你不要看他個頭小，他將來會大有作為；他是一位綿里藏針，原則性十分強的人。”

　　“大有作為”，“令你們大家刮目相看”，這不是普通的評價，是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能力、性格的肯定，對其未來的作用和地位的一種預測。

　　毛與鄧相識是在1927年於武漢召開的八七會議上，到1957年，整整30年。積30年的相識、相知，毛澤東以為他對鄧小平的了解知根知底、知人知心了，所以他在國際上公開了自己對鄧小平遠大前程的預測。此時的毛澤東連自己也沒有想到在他生命最後的20年中，他還要大折騰，中國在他的大折騰下大折騰，鄧小平的命運也要在他的大折騰下大折騰。

　　毛澤東信任並重用鄧小平，那是因為他喜歡並賞識鄧小平。

　　毛澤東多次評價鄧小平，每一次的份量都很重，語言也很精彩，包含了對鄧小平人品、性格、能力的全方位評價。

　　如“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柔中寓剛，綿里藏針。外邊和氣一點，內部是鋼鐵公司”；還有“文武兼備”、“舉重若輕”、“善於決斷”、“比較厚道”、“他跟我一樣”、“比較會辦事”，全都是非常高的評價。

　　如此之高的評價，毛澤東不輕易給人的，然而卻給了鄧小平。

　　早在1938年，鄧小平在太行山工作時曾經講過這樣一句話：“一切都是辯證的，一切都是發展變化的。”毛澤東對此十分賞識，他說鄧小平的這句話很厲害，抓住了馬克思主義的實質。在此後的四、五年間，毛澤東居然經常將鄧小平的這句話掛在嘴邊上。

　　1951年，毛澤東同梁漱溟的談話時說：“無論是政治，還是軍事，論文論武，鄧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毛澤東的這一評價與後來許多文人們稱頌鄧小平德才兼備，軍政皆優，是一位“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的非凡帥才完全是一個意思。

　　解放後，毛澤東開始考慮將鄧小平作為劉少奇之外的又一個接班人來培養，將他從大西南直接調來北京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國務院副總理。當時有“五馬進京，一馬當先”的說法，那當先的“一馬”指的是高崗。其時的毛澤東有可能將高崗作為平衡或抑制劉少奇與周恩來的籌碼，也可能有將高崗作為接班人來培養的意圖，這也許說明了當時的毛澤東對高崗的信任和重用的程度超過了鄧小平。

　　但是，毛對高崗的重用純屬政治上的考慮，並沒有私下之間的感情基礎。所以當不爭氣的高崗會錯聖意、鋒芒過度，而遭到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雲等聯袂反對之時，毛澤東毫不留情地拋棄了高崗，連高崗想見一面的機會都不肯給予。

　　高崗出事自殺後，毛澤東對鄧小平就更為關注了。

　　一年後的1955年4月，在中共七屆五中全會上補選鄧小平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1956年9月，中共八屆一中全會，鄧小平當選總書記，並進入政治局常委班子，排名在林彪之前。鄧小平時年僅52歲。

　　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後舉行的八屆五中全會上林彪被增選為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副主席，排名又跳在鄧小平之前，位居第六。

　　從此中國共產黨“一正五副一個總書記”的“毛劉朱周陳林鄧”格局正式形成。筆者青年時代對此有很深印象，感覺就像“蜀漢政權”的一個劉備、一個諸葛亮、加“關張趙馬黃”五虎上將的格局一般。那時在黨政機關辦公室，即使是人民公社的會議室里往往都是正面牆上掛着“毛劉朱周陳林鄧”七巨頭，後面牆上則掛着“馬恩列斯”四導師的肖像。

　　1956年9月的七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就推薦鄧小平在八大後正式出任中總書記一事向全體中央委員們作了長篇介紹：

　　“至於秘書長改為總書記，那只是中國話變成外國話。(鄧小平插話說：我還是比較安於擔任秘書長這個職務。)他願意當中國的秘書長，不願意當外國的總書記。其實外國的總書記就相當於中國的秘書長，中國的秘書長就相當於外國的總書記。他說不順，我可以宣傳宣傳，大家如果都贊成，就順了。我看鄧小平這個人比較公道，他跟我一樣，不是沒有缺點，但是比較公道。他比較有才幹，比較能辦事。你說他樣樣事情都辦得好嗎？不是。他跟我一樣，有許多事情辦錯了，也有的話說錯了，但比較起來，他會辦事。他比較周到，比較公道，是個厚道人，使人不那麼怕。我今天給他宣傳幾句。他說他不行，我看行。順不順要看大家的輿論如何，我觀察是比較順的……這個人比較顧全大局，比較厚道，處理問題比較公正，他犯了錯誤對自己很嚴格。他說他有點誠惶誠恐，他是在黨內經過鬥爭的。”

　　毛澤東在說了“他比較有才幹，比較能辦事，是個厚道人”後，尤其加上一句“他跟我一樣”，這是最有深意的一句話，絕不是隨便說說的。這話他沒有給過劉周朱陳林，唯獨給了鄧小平。

　　劉周朱陳林這五位副主席在性格上、作風上確實與正主席的毛澤東有很多的“不一樣”，其實鄧小平的性格和作風也與毛澤東有很多的“不一樣”，但毛澤東認為他倆都具有“統領全局”的遠見卓識與非凡能力，又有“舉重若輕”的工作作風。

　　總而言之一句話：鄧小平和我一樣是帥才。

　　讓你們吧咂、體會的潛台詞：除了鄧小平，你們都不是。

　　在1959年4月，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又說：

　　“我這個人叫毛澤東，我掛正帥，就是大元帥，鄧小平為副總司令，副元帥，我們兩個人，一正一副。”

　　他還對鄧小平說：“你是總書記嘛，鄧小平，你掛帥了，一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你敢不敢呀？你是書記處的總書記，你也是常委的總書記，你也是政治局的總書記，你也是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你也是我的總書記。”

　　這樣的話，在今天聽來，不僅僅是誠懇，都幾乎有點肉麻了。

　　令人費解的是當時劉少奇仍然是黨的第一副主席，還剛剛當上了共和國主席，然而毛澤東在這裡卻隻字不提劉，而說鄧是副總司令，副元帥。

　　這話是說給誰聽呀？名義上是表揚鄧小平，實際上是貶低劉少奇。可見劉的地位在下降，鄧的地位在上升。

　　那時的鄧在毛的手下，確實也是一個“聽話出活”的小老弟。反右，鄧是中央“反右運動領導小組”的組長；反修，鄧也是“反修領導小組”的組長，“九評”都是在鄧主持下寫出來的，鄧小平是毛澤東指定的最後定稿人。當然每一篇文章也都要經過毛澤東的修改與審定。

　　可見在那一段時間內，毛澤東認為最能領會毛澤東思想的人已經不是前面的劉少奇了，也不是後來的林彪，而是鄧小平。

　　儘管如此，由於鄧小平做事一向有節制，他並沒有順竿兒爬，所以他並沒有成為宣傳毛澤東思想道路上的里程碑。

　　文革開始不久，鄧小平雖然隨着劉少奇一起被打倒了，但毛對劉、鄧的感情卻有雲泥之懸殊。1962年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觸了龍鬚，讓毛澤東大大地憋了一口氣，毛由此對劉不滿、失望、以至於痛恨。到了文革之前，毛已經對劉徹底沒感情了，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但是鄧小平沒有觸龍鬚，毛澤東“炮打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提法，既有對越來越不聽話的鄧小平微施薄懲之意，也是“拔出蘿蔔帶出泥”不得不的權宜之計。毛澤東對鄧小平的私人感情並沒有因此而破裂，毛對鄧仍然有期待與懷念。

　　歷史上，黨內鬥爭的結果都必需將失敗者定性為“反黨集團”。似乎不將政敵打成“反黨集團”，老毛就感到不過癮。如“高饒”、“彭黃張周”、“彭羅陸楊”、“林陳”，哪一個能逃脫“反黨集團”的噩運啊？但卻有一個鮮明的例外，唯獨對“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鬥爭最後沒有被定性為“劉鄧反黨集團”。雖然後來又擴大為“劉鄧陶”，卻也始終沒有作出“劉鄧陶反黨集團”的決定。

　　歷史在這裡有什麼奧秘嗎？

　　奧秘就是鄧小平，毛澤東完全是為了顧惜這個鄧小平。

　　1967年7月14日，75歲高齡的毛澤東在武漢與王力(中央文革小組重要成員，“王關戚”小爬蟲系列的頭號小爬蟲)單獨談話時又一次談到鄧小平：“打倒一年，頂多打倒兩年，人家要打倒嘛！那就打倒一下吧！小平，文可以同少奇、恩來相比，武可以同林彪、彭德懷相比。指揮兩個野戰軍的，只有一個鄧小平。林彪要是身體不行了，我還是要小平來。不管是我，劉少奇、林彪還是鄧小平，都離不開周恩來，小平舉重若輕。善於決斷，他的毛病就是性子急了一點，決心下得太快，也不要緊，他不專權，會用人。”

　　“人家要打倒嘛！那就打倒一下吧！”

　　這種話怎麼聽了都有點怪。哪個“人家”能作得了你老人家的主啊？這個“人家”又指誰？筆者猜測，大概指林彪，或許有江青。

　　其實早在一年前，毛已經選定林彪做接班人了，這事全中國全世界都知道啊。雖然林彪在批判鄧小平時嚴厲一點，但也沒有表示一定要對鄧小平怎麼樣？但是毛澤東看出了林彪內心對鄧小平的排斥、猜忌的心理，為了讓林彪一心一意、全心全意地支持他搞文化大革命，支持他打倒劉少奇，所以毛澤東主動地以暫時犧牲鄧小平作籌碼來滿足一下林彪內心潛在的忌憚。

　　至於江青嘛，她老喜歡在毛的面前說鄧小平的壞話。那時的江青已經與毛分居多年，沒有機會吹枕邊風了，但“吹耳邊風”的機會有的是。

　　在江青潛意識中認識到鄧小平是一個不可能聽她話的人。而凡是不肯聽她話的人，她都是要打倒的。江青在政治鬥爭中勇則極勇，傻則極傻。這個傻女人始終不知道作為一個政治家，任何時候都要團結大多數。毛澤東說你這樣“樹敵過多”，“我死了看你怎麼辦”？

　　毛的晚年就一直為這個傻老婆操碎了心，想着自己身後她能不能平安？想着她能不能接班？

　　我們從毛的這一番談話中，再一次領略到毛對鄧人才等級的辨識。

　　毛始終堅定地認為鄧小平是一個帥才，是可能的未來的天下共主。萬一林彪身體不行，那就是鄧小平了。其實即使林彪身體行，即使林彪不出事，毛澤東仍然是會讓鄧小平出來工作的。當然那時的目的是平衡與牽制。

　　林彪事件後，鄧小平敏銳地感覺到他復出的機會來了，於是機不可失地接連給毛澤東寫了兩封信，恰到好處地投合了毛的心思。

　　毛在看到鄧1972年8月1日的信後，經過了長達10多天的考慮，於8月14日批示：“請總理閱後，交汪主任印發中央各同志。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兩書。(二)他沒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作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

　　毛澤東的批示是如此地不同尋常，雖然並未直接提出重新起用鄧小平，但所表達的信號是明白無誤的，甚至是強烈的。毛要的就是“你們提，我同意”的效果。於是，周恩來、葉劍英等“舊政府”的人推波助瀾，而江青、張春橋、王洪文這些“新文革”的新貴們也無可奈何。

　　至此，鄧小平的復出只是一個時機和時間的問題。

　　一般人都會有這樣的疑問：既然你如此信任鄧小平，為什麼還要打倒他一、兩年呢？而且事實還打倒了五年多。

　　說來說去，還是這句話：所有這些一起共事幾十年的高級領導人都只不過是他棋盤上的棋子兒，劉少奇是，林彪是，周恩來也是，鄧小平也不例外，用之棄之都在股掌之間。

　　不過憑心而論，毛澤東對鄧、林、周都還是有點老感情的。

　　毛澤東對劉少奇則沒有這樣的感情基礎。毛雖然在“七大”之前剛被正式確立為黨的領袖，但在黨內的權力和威望早已是無人能與之匹敵的。劉雖是二把手，其實是“助手”，毛劉合作完全不是平等的。

　　解放後，毛的領袖地位已經穩如泰山，又是黨主席國主席，昨日的戰友關係徹底演變成君臣的關係，毛澤東的“帝王術”更是爐火純青，漸入化境。

　　如何駕馭群臣？中國的帝王們一向是一手搞平衡，一手搞嵌抑制。毛提拔高崗就是為了平衡與抑制劉與周。打倒高饒，其實也不是毛的初衷。高饒樹敵太多，在多數與少數之間，毛不得已才做出犧牲高饒的決定。高崗還有一個最犯忌的失誤，那就是他與蘇聯走得太近，吹捧斯大林也過分，這也是毛不能容忍的。

　　八大後，毛一手提拔林彪當了黨的副主席，又提拔鄧小平當黨的總書記。提拔林彪是為了平衡彭德懷，提拔鄧小平則是為了平衡劉少奇，同時也向全黨明顯地表示了有將林彪與鄧小平兩人同時作為接班人的考察對象的意圖。

　　二、毛信任林超過鄧，毛欣賞鄧超過林

　　毛澤東信任林彪和鄧小平，遠遠超過了地位比他們高、資格比他們老的劉少奇、朱德和周恩來。

　　林、鄧二人的年齡比毛小很多，林比毛小14歲，鄧比毛小11歲。毛一向將他們視為“什蚊仔”，小老弟輩，所以毛對他們不僅信任而且感情上有喜愛的成分，這與毛對劉、周、朱是根本不同的。

　　但毛對林、鄧兩人的信任也是不一樣的，不僅有程度上的差別，更有性質上的區分。總的說來：

　　毛澤東信任林彪超過鄧小平；毛澤東欣賞鄧小平超過林彪。

　　如果說毛的一生最信任的人是林彪的話，那麼最欣賞的人無疑就是鄧小平。

　　毛長期將林彪視為心腹愛將，好比是“孤的常山趙子龍”，自己這個山頭的人；可是毛對鄧的信任卻從未達到如此程度。

　　不過，毛澤東將林彪視為心腹也只是毛的一廂情願。

　　林彪是有強烈獨立性格之人，毛認為林小弟是他的心腹，但林小弟卻並不認為自己就是你毛大哥的心腹了。

　　在這一點上，毛歷經40多年卻一直未能參透。所以“九一三”後毛一口氣嘆到腳後跟，仰天長嘆道：林彪騙了他幾十年。

　　毛這樣的中國特色的封建權謀家，其多疑猜忌遠超歷史上曹阿瞞。毛自信在這個世界上只有他騙人的份，哪有人騙他的道理。誰知臨了臨了，他卻被林騙了，而且一騙幾十年。他腸子都悔青了。所以有人說林彪雖死，卻折了毛澤東的陽壽，兩者之間沒有勝者。

　　林長期在黨內生活，經歷了無數次黨內的殘酷鬥爭，自我保護的意識超強。

　　林頭腦清楚地認識到黨內的生存權操縱在毛一人之手，他又很了解毛的性格特點是喜怒不定、反覆無常。所以林長期在背後像研究敵人一樣地研究毛，像防備敵人一樣地防備毛。林彪說“晚年要平安，要避鋒芒，要避政治，要避會議，要避聚會，要避潤之，要避表態。”林彪雖然悟出了這個“六避”道理，但實踐中卻沒有做得到。

　　其原因要從兩方面去找。

　　一方面，毛不讓他“避”。林不找毛，毛來找林，毛對林說：你想當明世宗啊，沒門兒。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還是由於林自身經不起政治利益的巨大誘惑。“妾心似古井”？身雖是妾身，心卻非古井。

　　所以每當毛一強求，葉群在身邊哭哭啼啼一燒包，林彪的這個“避”，哪個“避”，全成了一個屁。

　　但也必須實事求是地說，林對毛的研究大多是防禦性的。

　　如有一條：“他先為你捏造一個你的意見，然後他來駁你的意見。並無，而捏造——東的慣用手法，今後當注意他這一着。”還有一條：“你先說了東，他就偏說西。故當先聽他說才可一致。”這是林彪“黑話”中最精彩的兩條，對毛的解剖可算是毫不留情，對毛的認識可算是入木三分，但仍然是防禦性的。

　　但在個別的段落、個別的詞語中也閃爍着進攻的火星。如：“不得已時使用捧上的辦法，然後暴露之，打下之。”“他要滅你，故你只好滅他”。這兩條就有“圖窮匕首見”般的兇狠了。但再看林彪的實際行動呢？卻仍然是那麼地稀鬆。即使最後時刻的“九一三”，其性質仍然是“避潤芝”。

　　所以說，林彪的這些兇狠的黑話仍然只是說說而已。

　　總的說來，林並沒有對毛的地位挑釁過，更沒有主動進攻過。“九一三”事件後所揭發出來的林企圖加害毛，篡黨奪權、三反一叛的那些證據並不充分。

　　在毛這一方面，毛之所以認為林是自己心腹的原因有：

　　1、歷史上的原因；尤其是在江西蘇區時期“紅四軍七大”前後發生的“朱毛之爭”中，林彪從朱德陣營中分化出來反戈一擊。毛在那次黨內鬥爭中是輸得很慘的，但是如果沒有林彪相幫，他輸得更慘。後來在江西蘇區後期，毛又被博古、李德排擠孤立了，鬼也不上門，敢於提着點心盒子來看望的僅是林彪等少數幾個將領而已。這是林彪的“雪中送炭”。

　　2、建國後林對毛的馬屁拍得太多、太好也極高明，大部分的馬屁都拍得恰到好處，一刻千金。喜歡吃馬屁的人心理上往往不設防，往往認為那些拍馬屁的人是真誠的、衷心的，是自己人。這是人性的弱點，老毛尤甚。這是林彪的“錦上添花”。

　　3、林與中央其它高層領導劉、朱、周的關係都很平淡，他沒有拉幫結派、結黨營私之嫌，這一點尤其讓老毛放心。這叫“避嫌”。

　　4、林彪身體不好，既不攪事，也不攪權，更不妨礙毛。這叫“寬心”。

　　其實，林彪在建國理念上與毛並不接近，他在背後說過毛的大躍進是憑空想胡來，說毛批判赫魯曉夫是事情做絕了，說身體不好還那麼左，這些雖然都是片言隻語，卻非常深刻。

　　林在日常生活中與毛走得也不近。林從不搞人情往來，不套近乎，無事不登三寶殿，來了就一本正經地談事情，談完就走。毛整這整那，林長期游離在外，非迫不得已，他是不肯淌渾水的。

　　鄧也有這個特點。鄧在日常生活中與毛走得也不近，也沒有什麼來往，一到開會時就坐得離毛遠遠的，也從不給毛打小報告。

　　不同的是，林的心理比較陰暗，有謅諛性格。林在背後研究毛，既為了自保，也為了進取，關鍵時刻不顧客觀事實，不顧自己臉面，專挑毛喜歡聽的話說，專挑毛自己想吹卻又吹不出口的“牛皮”，林彪代他全吹了。如PK馬列，PK論語。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

　　鄧的心理比較光明，品格上也比較秉正。他既沒有在背後刻意地研究毛澤東，也沒有刻意地防備毛澤東。當毛的主張與自己的想法比較一致時，他扯扯順風旗；不一致時他去打橋牌。

　　林的背後黑話一大堆，但鄧基本上沒有(不能絕對)。

　　文革初期，清華大學有一個團委幹部寫了一本小冊子《劉少奇反毛澤東思想100例》，大獲江青的表揚。再後來又再接再厲地寫了《鄧小平反對毛澤東思想100例》。筆者當年就看過這兩個《100例》，當時的感覺就是材料稀鬆，並沒有多少真才實料。印象最深的就是劉少奇的“吃小虧占大便宜”以及“歡迎剝削”這兩條，而鄧小平的也就只有“白貓黑貓”這一條。

　　林和鄧從心理上全都畏懼毛，兩人都玩“韜光養晦”。這也是很正常的心理。

　　林畏懼毛，就生病，不管是真病假病，小病大病，長期休養；

　　鄧畏懼毛，就躲避毛，開會時坐得離毛遠遠的，工作上不向毛請示與匯報。

　　周恩來曾經批評鄧小平好玩，鄧小平的確也是好玩的，但有時也是一種韜晦之計。

　　林對毛好話說盡，無以復加，常作小人之語，不惜喪失人格。林的言行毀了他自己的形象，因而在老百姓的眼中成了一個馬屁精。林在沒有出事之前，很多普通老百姓就已認定他是一個奸佞了。雖然林也曾一度輝煌，當了幾年的副統帥，但為林考慮，他付出的代價太大了，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傷害也太大了。

　　鄧當然也說毛的好話，但一般都是隨大流，有底線，並沒有驚人之語，維持了起碼的人格。雖然並沒有給毛留下特別深刻的印象，但安身立命是沒有問題的。重要的是在老百姓的心中沒有留下壞印象，絕對沒有人認為他是邀寵固寵的小人，更沒有人認為他是口蜜腹劍的奸佞。當毛之世，做到這一點是多麼地不容易啊！連周恩來都沒有鄧小平做得好。我們這些從那個年代走過來的人都知道。

　　林的性格雖然狷介、陰鷙，但他其實並不懂得拉攏關係、結黨營私，他在朝中也沒有盟友。林的“四大金剛”黃吳李邱戰爭年代都是他的老部下，是正常的上下級關係，只是在文革中因為受到中央文革的迫害才重新集結在他們的老上級林彪的旗下。直至“九一三”前，“四大金剛”雖然在政治行動上與林比較一致，但並沒有形成“死黨”。

　　假設林彪不外逃，毛林矛盾進一步公開化，“四大金剛”們會選擇毛還是選擇林？估計還是選擇毛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所以說並沒有什麼“林彪死黨”，也沒有什麼“林彪反黨集團”。

　　鄧的性格比較豁達，朝中朋友比較多，他與周、劉、朱、陳的關係都不錯。毛看在眼裡，不喜歡在心裡。還有一點更令毛不快，那就是鄧與劉伯承關係還是可以的。

　　毛不喜歡劉伯承的原因令人莫名其妙，細究起來可能有以下幾條：

　　1、劉一向不是自己的嫡系；

　　2、劉在寧都會議上曾經反對過自己；

　　3、劉是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出來的學院派，與毛的“無師自通”的野路子大不同；

　　4、國內外都有人認為劉是共產黨內少數幾位傑出的軍事家，甚至有“軍中孫武”之美稱，搶了毛的風頭，毛的內心不承認這一點。

　　毛不承認劉伯承是軍事家，與不承認張聞天是理論家的心理是一樣的。

　　毛曾說鄧小平只相信兩個半人，兩個人指劉少奇和周恩來，半個人則指一隻眼睛致殘的劉伯承。

　　可見毛對劉鄧的關係是耿耿於懷的。

　　所有這些原因使得毛不能將鄧看作自己心腹。

　　但毛對鄧的欣賞則超過了林。

　　毛雖一度將林作為唯一的接班人，但他對林彪的評價遠遠沒有對鄧的評價那麼高。

　　毛說過“林彪那裡有馬列主義”，還說過“誰說我們沒有發明，四個第一就是一個發明”，這是他對林彪最高最好的評價了，當然還有一些其它的。但是毛從來也不認為林彪是治國之才，也不認為是文武全才，不認為是帥才，全才，而只是一個將才。

　　毛對林的認識只是停留在“人聰明、能打仗”的程度。

　　而毛自己認為自己就是一個最會打仗的人，當然不會認為林打仗的本領能超過自己。在毛的眼裡，前期的林是“孤的常山趙子龍”，後期的林最多也只是一個與韓信一樣的“將兵”之材。而毛認為自己呢？自己不僅善“將將”，也能“將兵”，領兵打仗、排兵布陣、運籌帷幄的事一樣也難不倒。

　　從這種心理出發，毛欣賞林的程度也就有限。

　　但毛卻認為鄧是文武全才，是帥才，是其身後唯一可成為“天下共主”的人才。

　　三、毛澤東與鄧小平，毛時代與鄧時代

　　1949年至1976年，這27年是中國的毛澤東時代。

　　毛死後的1976年至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是過渡時期。

　　有的學者認為這兩年由華國鋒主政，搞的是“抓綱治國”，喊的是“繼續批鄧”，毛時代的主要表徵沒有變，仍可看作是毛時代，或者是“後毛時代”。

　　也有學者認為毛時代結束於1976年10月逮捕“四人幫”，此後毛的道統傳人都沒有了。

　　筆者認為算前算後都可以，這仍然是一個承前啟後的過渡時期。

　　有的學者還認為從廣義上講，從1921年至1949年也可以看作是毛澤東時代。筆者認為這種說法比較牽強。因為那20多年的歷史比較複雜，前有孫中山，後有蔣介石。大體上講從1927年到1945年是蔣介石時代；從1946至1949年是蔣介石和毛澤東雙峰對峙的時代；1949年至1976(或1978)年，是中國的毛澤東時代；1978年至今基本上是鄧小平時代。

　　毛逝世至今38年了，他的屍身至今還躺在大中華中軸線的巍峨殿堂里，但毛澤東時代隨毛而逝，從歷史的角度看，人亡政息，幾乎一天也沒耽擱；

　　鄧逝至今17年，他的骨灰當時就撒在大海里，然鄧小平時代卻延續至今。

　　雖然鄧早在1997年就死了，但在鄧後，無論是江還是胡，基本上都是繼承的鄧的路線，大政方針小有變化。除了西部大開發，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口號的提出，變化都不是質的層面，所以仍然是鄧小平時代。

　　鄧小平時代的口號雖然沒有毛澤東時代那麼響亮，但鄧小平時代的壽命要長得多。毛澤東時代為世界所矚目，說是東方睡獅醒過來了，但醒過來了卻仍然躺着；鄧小平時代為世界所矚目，那是因為這隻醒獅漸漸地恢復了元氣，有了實力，站了起來。

　　無庸置疑，能夠開創一個時代的毛澤東與鄧小平都是當代中國所產生的兩位世界級的超級政治家。

　　毛一米八0以上的身高，身材魁梧，大中華的臉，龍鳳之姿，天日之表，下巴上有一顆標誌性的痣。這顆痣要是長在女人下巴上，無疑是一顆美人痣；可它長在一個大男人的下巴上？是好是壞，是福是禍，是善是惡？有人說這叫“干坤痣”，就算是吧。毛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用他那肉嘟嘟的手一揮，用他那特有的湖南話很含混地那麼一嗓子：“人民萬歲”，天安門廣場上的動輒幾十萬、上百萬的善男信女，無不激動得淚如雨下，淚水打濕了廣場上的每一塊方磚，全中國都沸騰了，全世界也側目，地球也要抖三抖。

　　於是我們那個時代的人都認為毛澤東太長中國人的臉面了，自有人類以來，沒有一個政治家能有如此這般的魅力。

　　鄧身材矮小，估計也就一米六左右，既不是四方臉，國字臉，也不是豬腰子或鞋拔子臉，既不是好看的，但也絕對不難看。

　　想像當年這樣一個中國人穿着藏青色的中山裝，代表十億中國人站在聯合國的講台上講話，跑到美國的農場上戴着牛仔帽揮手，會給美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帶來什麼印象呢？美國人不是一個以貌取人的民族，他們恭維我們的鄧大人說“刮了一股鄧旋風”。

　　鄧給人的最大印象是敦實，“腳下有跟”，站在哪兒都穩穩噹噹，似乎誰也推他不動；坐在哪兒都氣定神閒，天高地遠八面來風。這個中國矮個子政治家的身軀里隱藏着一種巨大的力量。

　　筆者寫了上面這一段評價，特地又翻看了幾集老的電視片，仍然是這個“腳下有跟”，“氣定神閒”，“天高地遠八面風”的好印象。

　　由此聯想到那個在聯合國“脫靴子、敲講台”的赫魯曉夫同志也是一個矮個子，皮膚比我們的小平同志白，臉上的肉也多，身上的肉就多得更多了。但赫同志不能帶給人“腳下有根”的好印象，從身材上也看不出他的力量。赫顯然是活潑的，但似乎扎不住下盤，也就是中國人常說的“腳下無根”，上海人稱這種人為“虛頭賊腳”。

　　毛是一個浪漫主義革命家，高唱“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高唱“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挾雷電風雲之勢走進紫禁城，就像歷史上高唱“大風起兮雲飛揚”的漢高祖，“東臨碣石有遺篇”的魏武帝一樣，其個人魅力，歷史上沒有一個皇帝能與其比肩，能望其項背。

　　鄧是一個實用主義革命家，他既沒有毛那種文學胸襟與文學魅力，沒有浪漫主義的理想憧憬，也沒有冥頑不化的意識形態；像“矛盾論”、“實踐論”這樣的經典著作，他一篇也沒有；他一句詩也不會寫。周恩來還寫過詩，劉少奇沒有詩，但有《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論黨》這樣的大著作，朱德、董必武、陳毅、葉劍英更是有很多的七律、五絕之類的古體詩，但鄧小平什麼也沒有。

　　這似乎讓人覺得有點遺憾。不過仔細想想，詩人、文學家或有詩人、文學家氣質的人當政治家有什麼好？這種人當政往往將政治引入浪漫的文學意境，想入非非，大而無當，這是極其危險的。明明是“千村霹靂人遺矢”，轉眼就成了“春風楊柳萬千條”。“清水菠菜湯”畢竟就是清水菠菜湯，哪來的什麼“紅嘴綠鸚哥”，更扯不上什麼“一葦渡江”。

　　毛年輕時曾將中國古代傑出的政治家分成兩類：辦事之人和傳教之人，前者如諸葛亮、左宗棠，後者如孔孟朱(熹)王(陽明)等。所謂辦事，是指建立事功；所謂傳教，是指建立和傳播思想和學說。

　　這兩類人似乎都還不在毛的眼下，他要的是既辦事又傳教的人。這樣的人在他的心目中唯有曾國藩一人而已，所以他說：“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美無缺。”

　　所以，毛從年輕時，康有為的大同思想，日本人的新村主義，歐洲人的空想社會主義，直至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所有這些虛無飄渺的東西就最容易打動他的心，成為他夢幻般的理想。執政後，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五七道路，包括文化大革命，都是他為他那個不切實際的理想所做出的實踐嘗試。

　　筆者的一位校友在文革中曾被毛澤東稱為一派的“理論家”，為此他“痰迷心竅”至今。他稱毛的這一切實踐為偉大的“試錯”，反右是試錯；大躍進是試錯，文革也是試錯。筆者的另一位校友說你可以拿自己的脖子去“試錯”，但你沒有權利拿億萬人民的生命財產去“試錯”。

　　毛的理想越浪漫，他的實踐就越執着，越害人，他害慘了至少三代中國人，延誤了中國至少三十年的現代化進程。

　　鄧當然也有理想，也有原則，否則他也不會在年輕時就加入共產黨。但一遇到實際問題，鄧更多的表現是實用主義。他年輕時信仰馬主義，追求共理想，跟隨毛革命。晚年的鄧掌了大權，他的目的只有兩個：一是維持共的領導，二是國家富強，人民幸福。

　　至於馬主義，共理想，筆者體會到這兩樣東西在鄧的心中並不重要，是模煳的，是可以靈活機動，可以相機處置的。

　　在鄧的兩個目的中，誰先誰後？誰重誰輕？

　　也許在鄧看來二者並不矛盾，只有堅持了共領導，才有國家富強與人民幸福。所以在那件事的前後，共的統治地位不穩，他冒着西方國家的集體制裁，經濟的暫時滯退，也要採取堅決的措施。當措施結束，共統治又相對穩定了，當某些人還在“反和平演變”之時，他又毫不猶豫地立刻轉向經濟。

　　鄧相當徹底的顛覆了社主義的基本概念，放棄了社主義的基本要素公有制與計劃經濟，將其搞得非社非資，然后冠之以“中國特色”；他將共主義的遠大理想束之高閣，代之於“小康社會”。

　　閱讀《鄧小平文選》與《毛澤東選集》是完全不同的感受。毛的文章讓人覺得雄辯，汪洋宏肆，讓人既折服於他的思辯，也折服於他的文采。鄧的文章沒有迷人的哲學分析與辯證推導，更沒有斐然的文采，但他條理分明地說出一些平凡的期望與做實事的方法，從來也不誇誇其談地做出虛空的承諾。

　　毛和鄧都關心世界大事。

　　毛關心世界大事是為了辦世界的事。通過輸出革命去充當世界革命的導師。毛是不遺餘力、不惜功本的，自己國家窮得叮噹響，自己人民吃不飽餓得死，但他就是要到世界上去充大款，當冤大頭，大把大把地往外撒票子。支援亞非拉、支援阿爾巴尼亞、支援越南，都是“皇帝的新衣”才幹得出的事。

　　鄧關心世界大事是為了辦中國的事。他關心的目的是中國如何抓住機會搞建設，一心一意搞建設不動搖。他自己沒有跑到世界上充老大的一絲一毫的想法，也一再告誡全黨不要到世界上去充大頭。他極少往外扔票子。必須要扔的票子，也是讓他減得少之又少。毛常將對外援助加上一個“零”，鄧則是劃掉一個“零”。他確實是“三和一少”的，他不是“化生仔”，他是“只賺不賠”精明的當家人。

　　老百姓說“什麼都是假的，先把自己的肚子填飽了才是真的”。鄧明白這個道理，先把中國自己的事情辦好了才是真的。

　　毛對於資本主義談虎色變，一搞經濟就有走資本主義道路之嫌，更不要說提“發財”二字。毛認為窮者思變，越窮越革命。變的目標是為了更革命，為了更革命就首先要更窮。

　　鄧對資本主義沒有反感。鄧的“改革開放”其實就是改社會主義的“革”，開資本主義的“放”。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富”，日子過得好起來。

　　其實，這是連封建皇帝都懂得的最基本的道理。

　　庸碌的皇帝是有的，但從來也沒有反對“富”的皇帝；不顧老百姓死活的皇帝也是有的，但老百姓自己想辦法過好日子，他也不會反對。

　　像毛這樣到處割資本主義“尾巴”，反對百姓富，用各種辦法不允許百姓富，變着法兒讓百姓窮，越來越窮，這樣的統治者，古今中外沒有第二個。

　　鄧強調“經濟發展是個硬道理”，讓人民放心追求財富，強調“致富就是光榮”。

　　鄧也懂得經濟發展的辯證法，“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他不僅拿包產到戶的安徽小崗村做典型，甚至還將投機倒把的“傻子瓜子”做典型。

　　鄧看出了人民的過分貧窮及長久貧窮是共產黨統治最大的危險。越富越安定，老百姓富了，共產黨的江山才能坐得穩當。

　　鄧是偉大的，他的偉大常人能夠理解，他的偉大是常識的偉大，他的成功是常識的勝利。他將“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作為一個領導人治理國家的根本目的”的常識復原了。這也就如今所說的“以民為本”。

　　鄧當然也有不少錯誤，甚至大錯誤，但仔細想想，也有可理解之處，不像文化大革命那樣根本不可理喻。

　　毛當然也“偉大”，他偉大得常人不可理解，他的錯誤也是常人不能理解的，例如反右派這樣狠毒的事，大躍進這樣悲慘的事，文化大革命這樣荒唐的事，換上任何一個腦袋根本想象不出來。

　　馬主義有一些基本教義，例如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計劃經濟、公有制。自從世界上出現了十幾個社會主義國家後，在這十幾個社會主義國家又進行了幾十年馬主義的實踐後，這些基本教義成為基本常識。毛又將這些常識發揮成“天條戒律”，誰要有絲毫違背，即遭“阿鼻之獄”。

　　鄧顛覆了這些“天條戒律”，推翻了幾十年形成的錯誤“常識”，恢復了馬主義出現之前幾千年的人類常識。

　　說毛是馬克思主義的傳人，是對的。從馬克思，到列寧、斯大林、再到毛澤東，一路傳承過來。

　　也有學者更較真，說毛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傳人，而只是列寧主義的傳人。

　　鄧與上述諸位有根本的區別，鄧不是他們的傳人。

　　那麼鄧小平是什麼傳人呢？說不清，也不好說。

　　四、永不翻案

　　鄧小平的重要性格之一：話不多。但他腦子清楚，明白事理，雖然話不多，總能說到點子上。

　　鄧小平常以“明白人”的標準評論別人，比如他說朱鎔基是個明白人。筆者認為“明白人”三個字的內涵勝過“聰明人”、“有學問”、“能力強”、“品德好”這些詞。

　　能夠辯識人才是否“明白人”，自己也得是一個“明白人”。

　　鄧豈止是話不多，平時也並不喜好讀書。曾經有過一張鄧小平讀書的照片，大家以為這是老爺子在學習呢？卻原來是在看古龍的武俠小說。鄧小平才不會像毛澤東那樣成天鑽在古書堆里呢，他要有那個時間就不如叫上幾個人打上幾圈橋牌。

　　毛澤東說吃紅燒肉能補腦子，鄧小平說打橋牌能活絡腦子。

　　其實毛澤東吃紅燒肉，那是因為他好這一口；鄧小平打橋牌，是因為他好這一手。“補腦子”、“活絡腦子”，都是虛妄之詞而已。毛吃紅燒肉並不影響工作，鄧打牌有時是影響工作的。那個吳晗曾是他的牌搭子，有一次出差去了西藏，工作還未展開就又打回票返京了，就因為總書記的牌局三缺一。

　　其實這也是腐敗，在西方國家也許會追究你飛機票報銷用的是納稅人的錢。不過在我們這個國家裡這實在是小菜一碟了，何況鄧大人這麼大的官，陪他打牌，讓他娛樂好了，也是國家大事。

　　鄧的筆頭子也很懶。他基本上不寫文章，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專著。平時講話雖不寫講稿，不過他可不是信口開河。腹稿是有的，甚至也有提綱。正式會議上的報告難免也有長篇大論，那都是御用的文人班子捉筆。

　　鄧筆頭子雖懶，腦瓜子可不懶。雖是文人捉筆但也一定得符合他的思路。他從不讓文人牽着他的鼻子走，他得牽着文人的鼻子走。他經常給大文章拉個小提綱，或將那些寫作班子的人叫來開個會，將他的思路講清楚。凡是不符合要求的，也是一稿、二稿乃至七稿、八稿地重寫。

　　筆者說這些話的意思是說鄧這個人分寸掌握得好，什麼事能偷懶，什麼事不能偷懶，他門清。

　　“筆頭子懶”還表現在他是一個不寫信的人。鄧的女兒回憶說：“我們從小到大從未見過父親寫信，就連與他相濡以沫三十多年的媽媽，也從未見過他因家事寫信。”鄧小平與卓琳是在延安結的婚。婚後雖然都到了前方，可是鄧在師部，卓琳在總司令部。鄧來開會就見個面，不開會就見不着面。卓琳說：我們這樣也不行呀，你是不是給我寫個信啊。鄧說，我寫什麼啊？卓琳說，你就寫寫你怎麼生活，你有什麼感想……。鄧說：“好，我以後叫秘書給我寫一個，我印幾十份，一個月給你發一份。”卓琳一聽說：“算了算了，你別這樣搞了，我也不要你寫信了。”這樣的歷史細節實在是太搞笑了。

　　可見，鄧的筆頭子也不是一般的懶，而是很懶。不知道這樣疏懶於筆墨者，何以當過“紅星報”主編，何以有“油印博士”的綽號。

　　但在文革被打倒後，鄧卻一反常態，一次又一次地拿起筆，一封又一封地，而且是不厭其煩的寫信。資料披露：從1967年4月3日至1972年8月3日，鄧給毛和汪東興寫了19封信(還不知道是不是全部)。彼時，他的政治權力已被剝奪得一乾二淨，失去了講話的講台，只有拿起筆來爭取自己和家人生存的空間。他懶不過去了。

　　這些信主要寫給汪東興，汪是中央辦公廳主任，是中央唯一與鄧保持聯繫的人。汪在黨內的資歷比鄧差很多，汪也不是鄧的人。汪不喜歡鄧，鄧也不喜歡汪。鄧屈尊給汪寫信求援是掉價的，是一件無奈而痛苦的事。但汪是毛指定的與鄧保持聯繫的人，不給汪寫信就斷了與毛的通道。

　　1967年的5月，毛與已被打倒了的鄧有一次談話。鄧問以後如有事情向主席匯報時該找誰聯繫，毛答可以找汪東興，也可以給他本人寫信。

　　這個答覆是意味深長的，這表明毛對於鄧的問題要親自過問，而不讓其它人插手。這也救了鄧，如果當時毛一鬆口，也讓林彪、江青插手，鄧哪有好果子吃啊？很可能鄧就復出不了了。毛是門清。

　　這些信的內容，一是為他的子女們上學、工作、治病，二是為他自己的復出。

　　鄧的女兒說：

　　“估算一下，文革十年中，父親所寫的信，比他一生中其他八十年的統統加起來，還要多得多。”

　　可見，鄧在其它八十年中是多麼地懶筆頭，而文革中是多麼無奈地“筆頭勤”。

　　俗話說“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頭”，偉人如鄧者，也不能免俗。

　　林彪倒台後，鄧覺得他的機會來了，於是在1972年8月3日(另有一說是1971年11月8日)，給毛寫了一封認錯服輸的信，以此為敲門磚，果然起到了“鹹魚翻身”的作用。

　　今天的學者們研究鄧，都故意不提這封信，一般人認為這封信是鄧一生的一個污點，起碼也是一件不那麼光彩的事。

　　筆者為此詳細閱讀並研究了這封信，認為：

　　第一、信中，最重要的一句錯話就是“我完全擁護主席的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

　　現在看來，這句話當然是原則性的錯誤。而在當年，這句話僅僅是一句官話，一句套話，但又是一個必要的政治表態。說了這句話，才有可能做點事，不說這句話，什麼事情也做不了。連“擁護文化大革命”這樣一個基本態度都沒有，復出是絕對不可能的。

　　而信中除了對文革表了一下“態”外，並沒有任何具體的內容。

　　有些年青人執着地責問：你既然曾經肯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那你後來為什麼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這只不過說明問責者們對當年的政治生態沒有感性認識，反映了政治上的幼稚。

　　當初鄧小平在信中肯定文革是無奈的、卻是必需的套話，後來否定文革才是本意。一個人是不是可以這樣前後不一致？筆者認為是可以的。尤其作為一個政治家，遠見要與現實相結合，原則性要與靈活性相結合，這樣一點靈活性都沒有還當什麼政治家。

　　第二、信中的主要內容是揭發批判林彪和陳伯達，但都很平淡，並沒有實質性的內容，既沒有聳人聽聞的新東西，也沒有上綱上線的批判。

　　鄧小平對林、陳是有宿見的，不僅不滿而且不屑。儘管如此他在信中既沒有幸災樂禍，也沒有落井下石。

　　這封信也談到劉少奇、彭真、羅瑞卿、楊尚昆，這些人過去與鄧小平是戰友，現在都是“落水狗”。鄧小平的信中當然也是將他們作為反面人物，重點卻在檢查自己與他們的關係，也沒有任何新鮮的內容。鄧的信沒有“賣友求榮”，更沒有“痛打落水狗”。

　　第三、信中承認自己是“一個犯了很大錯誤和罪過的人，在社會上批臭了的人”，表示自己“不可能再得到群眾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麼重要的工作”，只是“我覺得自己身體還好，雖然已經六十八歲了，還可以作些技術性質的工作(例如調查研究工作)，還可以為黨、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補過於萬一。”

　　語氣很平淡，態度也謙卑，所提的要求也極低調。

　　但是，請大家要注意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在這封信中並沒有奴顏卑膝，沒有搖尾乞憐。起碼的人格尊嚴保住了，這是很不容易的。

　　第四、信中再次“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並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

　　後人念念不忘的就是“永不翻案”這四個字。

　　因為他後來的所作所為，確實也不是“永不翻案”，而是“全部翻案”。

　　反對鄧小平的人耿耿於懷這四個字，說是欺騙了毛澤東；贊成鄧小平的人也不願意提到這四個字，總覺得不光彩。

　　確實，這封信中最為關鍵的就是這四個字。

　　可以這樣說，這封信通篇都是廢話和套話，真正起作用的就是這四個字。毛澤東正是看到了這四個字才放了心，也動了心。心想這個難纏的小個子終於老實了，終於服軟了，那就一切都好說。

　　正是因為有了這四個字的承諾，才有了鄧的第二次隆重複出；如果沒有這個承諾，即使復出，也只能是“閒置”。

　　毛對鄧的這封信立即給予了積極的回應，他在同月14日即做出了批示，這在前文已經引述過。

　　當年，彭德懷被打倒後，也曾多次給毛寫信，有一次甚至還洋洋灑灑寫了八萬字，態度也是很誠懇的，信的末了還高呼了“毛主席萬歲，毛澤東思想萬歲”。但彭沒有鄧精，沒有寫“永不翻案”，仍然不得要領。所以筆者認為彭的八萬字抵不上鄧的四個字。毛看了彭的信後雖然也感受到了彭的誠懇，但仍然不信任；雖然也重新起用了彭，卻只不過讓他去四川當三線建設的第四副總指揮，職務很底，而且還處於親信李井泉的眼皮子底下。

　　而毛重新起用鄧小平的份量完全不同，是重用，不僅讓他官復原職，不僅讓他獨擋一面，甚至讓他總領全局。由於周恩來的病重住院，讓他主持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日常工作，實際地位和權力比文革前還要高一些。

　　可見，毛當時是如何看重這四個字。

　　至於“永不翻案，也靠不住”，這是毛後來在“四人幫”和毛遠新不斷讒言下才逐漸形成的認識。

　　五、鄧小平第三次復出，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

　　毛澤東死後的第十個月，“四人幫”被粉碎後的第九個月，中國政壇的傳奇人物鄧小平終於第三次復出。

　　1977年7月召開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恢復了鄧小平在黨政軍所擔任的一切職務：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參謀長。半年後，1978年3月，鄧小平又當選為第五屆全國政協主席。

　　鄧之一生，三次被打倒，三次復出，一次比一次更強勢，一次比一次更吸引全中國和全世界的注意，一次比一次走向更大的成功。

　　鄧第二次復出時68歲，第三次復出已73歲了，與姜太公80遇文王，只差七歲。耄耋老翁，何以作為？

　　誰又能想到天假其壽還有整整十八年呢！

　　1977年7月30日，十屆三中全會剛結束，北京工人體育場舉行北京國際足球友好邀請賽決賽。距開賽僅幾分鐘，主席台上突然掌聲驟起，歡聲如雷。剛剛復出的鄧小平突然出現在北京國際足球邀請賽的主席台上，全場觀眾不由地全都站了起來，向主席台方向翹首張望，全場頓時成了歡樂的海洋，人們呼喊跳躍，有的人把太陽帽拋到空中，一些女同胞們激動得淚飛滿面，鄧小平微笑着不停地向大家揮手示意。

　　新華社當天發布這一消息時說，“當鄧小平副主席等領導人走上主席台時，全場8萬觀眾長時間地熱烈鼓掌”。

　　設計這場“亮相”儀式的幕後推手，一定是位高明的政治藝術大匠。“足球賽”的平民性，充分展示了鄧小平與普通老百姓的“心連心”。鄧小平親眼目睹了人心擁戴自己的場面，他自己當然也感動，他當然知道“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他心中更有數了，底氣足得很。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鄧最後十八年的輝煌，就以這樣一場平常的足球賽拉開了絢麗的序幕。

　　其實，鄧小平原先在老百姓心中的威信遠沒有這樣高的。

　　論戰功，他比不上林彪；

　　論黨務，他比不上劉少奇；

　　論政務，他比不上周恩來；

　　論財經，他比不上陳雲。

　　之所以能出現這樣萬民歡呼的場面，一來是因為在上述諸人中，除了陳雲，其他人都被老毛整死了。文革後的大中國，百業蕭條，連百官也是蕭條的。老天爺心存憐念，鄧小平幾乎是碩果僅存，老百姓也全都懂得珍惜僅存的碩果；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在第二次復出後“頂風作案”，逆勢整頓，由此獲得了極大的聲譽。

　　鄧小平第二次復出的機會相當的不好。毛還沒有斷氣，還在一息尚存地不斷地變化着安排着他的後事；“四人幫”等閹豎之輩充斥於廟堂之上，野心日漸膨脹，氣焰日益囂張，無不將他視為眼中釘、肉中刺；而保守的功臣舊將元老們經毛與“四人幫”多年的打擊，早已潰不成軍。

　　鄧身處累卵之局，居危不思安，沒有迎合毛澤東，更沒有討好“四人幫”。明知荊棘叢生，死多活少，下場不會好，還抖擻精神組織起保守派中殘存的散兵游勇，硬是與極左派對着幹，堅定不移、大刀闊斧地搞“整頓”。

　　毛說“階級鬥爭為綱”，鄧提出“三項指示為綱”；毛以文化大革命為中心，鄧卻以“整頓”為中心。鄧自知這樣“偷梁換柱”的提法逃不過“四人幫”的讒言，更逃不過毛澤東的眼睛，但是他固有的思想與鋼鐵般的意志驅使着他硬着頭皮就這樣干。

　　這不能不歸結於他的正義感，他的良知，他的人品，他的治國理念。

　　鄧小平的這些做法、這樣的勇氣，大大地迎合了久亂後的人心思定、人心思治的主流民心，不僅讓人民明白了是非，而且使人民明白了界限：什麼人是真心想讓老百姓過好日子的？什麼人只顧自己爭權奪利，完全不顧老百姓的死活的？經濟上的短期效果也讓人民得到了利益，更讓人民懂得“革命”並不是毛澤東與“四人幫”的那種干法，而應該是鄧小平的這種干法。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鄧小平的“第二次復出”遠遠不是失敗的。他個人雖然又一次被打倒了，但他宣傳了人民，動員了人民，教育了人民，贏得了民心，準備了輿論。

　　鄧小平第二次復出後的這種種“倒行逆施”，當然會估計到第三次被打倒；但是他第三次打倒時不大可能想到還有第三次復出。鄧小平如此視死如歸的精神使他成為真正的英雄。他原本並不是什麼大英雄，只是因為有了第二次復出，第三次打倒，老百姓這才視他為民族大英雄。

　　周恩來死後，悲憤絕望中的中國老百姓別無選擇，無不將鄧視作唯一的“救星”。偉大的“四五運動”讓鄧小平看到了真正的民心、強大的民意。

　　第三次復出是真正的機會。

　　沒有了毛的中國政局，鄧小平挾電挾風，長驅直入，如入無物之陣。

　　他迅速地填補了毛死後留下的權力和權威真空，迅速地走向權力的巔峰。

　　從此，這個矮個子的四川人整整統治了中國18年，開創了一個嶄新的“鄧小平時代”，這個時代一直延續至今。

　　鄧其後，江澤民執政，江之後胡錦濤執政，但從歷史學的角度，既沒有江澤民時代，也沒有胡錦濤時代，只有鄧小平時代。

　　正像古人魏延所說：“若孔明在日，吾尚懼他三分，他今已亡，天下誰敢敵我？”第三次復出後的鄧小平可能也有這樣的心態，毛澤東既死，當今之世，捨我其誰？

　　鄧的這種心態，被一個農民預見到了，他就是山西人陳永貴。陳永貴多次對他的老鄉華國鋒說：“華主席，你可千萬不能把鄧小平解放出來，他要解放出來，人家會說我們是毛主席的叛徒，是背叛了毛主席事業的。再說，鄧小平出來了，能把你放在眼裡嗎？”

　　其實，這是明擺着的事，中國的老百姓誰都有數。

　　華國鋒雖是老實人但並不是弱智之人，這一點他也是明白的。也正因如此，他對鄧的復出這件事長時間地模稜兩可，百般推諉。在華國鋒的潛意識中他是想儘量地壓，壓不住就儘量地拖，拖到自己江山坐穩了，拖到各方面的人事安排妥當了，到那一天，即使讓他出來，鄧小平也已師老終疲，無能為也。自己卻能落下個“順水人情”。

　　可是黨內外呼聲太高，鄧小平在黨政軍三界的潛在力量太強大，而老傢伙們又騷包得厲害。華國鋒扛不住了，他對陳永貴說：“我們待他這樣，他總不至於對我們怎麼樣吧？”這個老西兒寄希望於僥倖。

　　鄧在復出前也曾喊過“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萬歲”。一旦復出，如龍潛大海，飛鳥出籠，哪裡還將華放在眼裡！什麼“英明領袖”？他一次也沒喊過。華眼看着自己一天一天大權旁落，無可奈何而心實不甘。有一天，他對另一個老西兒陳永貴說：

　　“你去問問鄧小平，究竟還執行不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究竟還要不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理論還算數不算數？”

　　這三個問題也是陳永貴心中所念，他答應去為華國鋒淌混水。

　　1980年1月15日下午，國務院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會議。會議將結束時，陳提前走出會議室，在休息室門口站着等。會議很快結束了，與會者們陸續離了去。當鄧微笑着走過時，陳趕緊上前招呼說有幾件事情要問問，鄧猶豫一下，便點點頭跟陳進了休息室。

　　鄧坐下先點煙。陳見他嘴上冒了煙，就說：

　　“小平同志，這些日子你天天開會，不斷提出一個又一個新點子，我有點接受不了。我想問一下，你究竟還執行不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究竟還要不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理論還算數不算數？”

　　鄧聽此言，朝陳笑笑，又抽了口煙，噴着，朝陳再笑笑。隨即，鄧將煙屁股掐滅在煙缸里，使勁地摁了摁，收起笑容一臉冷峻地說：

　　“你以為現在還是‘四人幫’在台上的時候嗎？提的問題這樣可笑，簡直像3歲的孩子那樣的幼稚。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我是最有資格講這種話的人。什麼是毛澤東思想，我最有發言權。你才加入共產黨有多久呢？永貴同志，我希望你還是按照一個共產黨員的標準，首先檢查一下自己吧。”

　　鄧只擺資格，不談問題。

　　陳沒有想到鄧如此回答，一時結巴，永遠結巴，說不出話來。

　　鄧又對他笑笑，挾着公文包站起來就走了。把陳一個人撂在空曠的休息室里。

　　後來，陳永貴不止一次地對人說：鄧小平那天的笑，讓他非常害怕。

　　陳永貴應該感謝鄧小平的笑，如果換了老毛，對這樣的政敵是會痛下殺手的，起碼也得送他到“秦城監獄”去蹲幾年，而鄧畢竟只是對陳“三笑”。

　　魏延最終沒有逃過諸葛亮的算計，他被諸葛亮生前預設的“錦囊計”秒殺了。

　　毛死前麻痹大意了，沒有為專門對付鄧預設下任何錦囊妙計。

　　毛生前其實並沒有將鄧看作魏延，更沒有將他看作是中國的赫魯曉夫。在毛的心中，當代的魏延是彭德懷，中國的赫魯曉夫是劉少奇，而這兩個人都已被打倒了。

　　在這一點上，毛遠不如傳說中的諸葛亮。諸葛亮死前不僅算定了魏延必反，還算定了在他死後蜀國丞相只有兩任，算定了亡蜀的魏將鄧艾必走陰平小道。

　　在這一點上，毛有點像唐太宗。唐太宗生前得知社會流傳有“唐三世後，女主天下”的政治流言，於是遍尋朝中武姓而殺之。他自以為已經將武氏斬盡殺絕，江山無虞了，卻防不勝防，那亡唐的武則天卻早已和他的寶貝兒子勾搭成奸，此刻正有驚無險地側身於寺廟之中，當着尼姑，卻蓄着青絲。

　　其實，唐太宗也曾懷疑過武則天，之所以沒有殺她有兩點原因：一是他與武媚娘畢竟有過床第之歡，對她留有愛意；二是他小看了她，以為她畢竟是女流之輩，小泥鰍掀不起大波浪。

　　毛對鄧沒有趕盡殺絕也是這兩點原因：一是他對鄧也是有愛意的，他一直記得江西蘇區時鄧曾是毛派“鄧毛謝古”的小頭子，為他遭過不小的罪。“鄧毛謝古”中的毛是他親愛的小弟弟毛澤覃，澤覃早歿，謝古已逝，“鄧毛謝古”，鄧小平碩果僅存。毛澤東對鄧小平也有對弟輩的感情。也正因為有這點感情僅存，所以他雖然兩次打倒鄧，卻始終認為劉鄧要分開，始終手下留情，沒有開除他的黨籍，也沒有將打成“反黨集團”的頭子；二是他以為已將鄧批倒批臭了，他以為他已將鄧的政治生命結束了，不會再對身後的江青政權造成威脅。

　　曹操生前“挾天子以令諸侯”，但他也有底線，始終不好意思公開稱帝。他說：“苟天命在孤，孤為周文王矣。”在他生前給兒子準備了充分必要的條件。而他的兒子曹丕也確是一個狠角色，果然篡漢當了皇帝。曹操生前不好意思做的事，在死後由兒子做成了。

　　毛生前有與曹操類似的心境，他沒有可傳位的親生兒子，又畢竟不好意思直接傳位給江青。所以採取了一個迂迴之計，先傳位給華國鋒，然後再由江青從華國鋒手中奪權。他料定華老實巴交，能力一般，遠非鄧小平可比。他或許估計到如果鄧在位的話，江青遠不是鄧的對手，要重新奪權的難度會很大；而江青對付華國鋒應是絀絀有餘，從華的手上奪權應是十分有把握的事。

　　但他有三個沒有料到：

　　1、江青竟如此無能，比他所估計的“無能”還要無能，連對華國鋒也搞不掂；

　　2、老實巴交的華國鋒竟也不是他估計的那麼“老實”，竟會搶先對他的未亡人下殺手；

　　3、更沒有想到已被第三次打倒的鄧居然鹹魚翻身，兵不血刃地再從華的手中奪得最高權力。

　　所謂“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人算不如天算啊！

　　也許有人會指責這是以小人之心度“偉人”之腹，可是他為什麼借文革之機將老婆放出來，當中央文革小組長，當政治局委員呢？他為什麼又將侄兒當政治局與自己的聯絡員，還讓侄兒去幫老婆啊？

　　江青與毛遠新關係一向很好，毛遠新一向事江如事母。江青要毛遠新不要回遼寧了，就留在北京幫她的忙。毛遠新請示他的大伯，毛澤東對侄兒說：

　　“我們家的人不多了，你去幫幫她吧。”

　　這難道不是“家天下”的心思嗎？難道不是“曲線傳位”的草蛇灰線，蛛絲馬跡嗎？歷史在這裡打上一個天大的問號！

　　六、粉碎“四人幫”，華國鋒做得最好

　　(一)先帝爺屍骨尚餘溫，接班人活捉未亡人

　　1976年9月9日凌晨0時10分，毛澤東死了。下午4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這一消息。

　　中國的上帝——玉皇大帝用史上最隆重的典儀迎接了一統華夏27年的紫微星君復歸原位。先收文曲周總理，後收武曲朱司令，這期間在吉林下了一場流星雨，又震掉了一座京畿重鎮——唐山城。上帝的意思，毛澤東也感覺到了，他喃喃道：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請自己去。

　　瀰漫在中華大地上空的哀樂從元月八號周恩來逝世後一直響到十月初，整整響了九個月；華北災區數以百萬計失去家園、失去親人的災民們呼天愴地的哀號也延續了兩個多月。

　　1976年的前十個月，真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難熬的十個月，那麼地窒息，那麼地漫長。

　　直至十月初，一夕之間久陰轉晴，陰霾終於散去，迎來了朗朗干坤的艷陽天，哀樂與哀號終於轉換成慶祝“粉碎四人幫”勝利的焰花與爆竹。

　　九月九，喝了他的酒——《紅高粱》唱道。

　　那天中午，筆者在上海國際飯店參加一位親戚的婚禮，宴席上有幾道鄉下人從來沒有吃過的滬幫菜，響油鱔煳、賽蟹粉、松鼠大黃魚、春雷一聲響(“三鮮鍋巴”的菜譜名)。

　　誰知正是這一天，果真地驚天動地“一聲雷”了。

　　那天下午約四、五點鐘的光景，我正在上海親戚家喝着茶、聊着天，親戚家上初中的小妹妹嚎哭着奔上樓：“毛主席死了”！“毛主席死了！”撲到她母親的懷裡：“姆媽，毛主席死了！”“姆媽，毛主席死脫嘞，哪能好？”在這母女倆互摟着肩膀痛苦的檔口，那坐在一旁的新人也嚶嚶地哭出了聲：“我哪能家加觸霉頭，選了這麼一個日腳結啥婚？”

　　我無言地走下了樓，走到華山路和烏魯木齊北路交界的十字路口，路上的行人已經有人開始戴上了黑袖套。下午的天空是灰暗色，馬路是死寂的，近處的公共汽車站，不時有一輛輛公交車進站又出站，沒有一聲喇叭響；走路的人和騎自行車的人一個一個都面無表情，肌肉僵硬，不敢說一句話，似乎連屁也夾着不敢放。

　　我躑躇在路口，平視着、環視着，不住地喃動着嘴唇，一遍一遍地在心中默喊道：一個時代結束了！一個時代終於結束了！帶着對新時代模煳地、既不熱切也不明確，卻分明存在的希望，心情非常非常地平靜。

　　我已經沒有什麼悲傷，我的悲傷早已在周總理逝世時耗盡了；我也沒有眼淚，一滴眼淚也沒掉，我的淚水早已在周總理逝世時流幹了。在“大逆不道”的小竊喜中，預感到天要變了，要變天了，真的要變了。至於變好還是變壞，快來還是慢到，卻無從確定。我們受夠了，變好變壞不重要。國家已然如此不堪了，我們的失望至絕望也已經不是一天兩天了，即使再壞一點也無所謂，重要的是要“變”。當時還以為就像赫魯曉夫下台後勃列日涅夫當權的那個樣，換湯不換藥，至於後來發生了那麼快、那麼大的巨變，我等小民卻真還沒有想到。

　　掰着手指數過數，中間僅隔27天，“四人幫”就悉數被擒了。

　　“幸福”來得如此地突然，大喜而大笑。說皇天有眼；說惡人終有惡報；說總讓我們等到了這一天。“白骨精”、“蘇妲已”之類的話罵不停。或有幾個知己朋友相聚小酌，家鄉的“米酒”篩了一碗又一碗，“三公一母”的四隻螃蟹吃了一次又一次(反正那時的螃蟹也就兩、三毛錢一斤)，一邊吃一邊罵。我的一位中學女同學的丈夫在南京長江大橋當工人，不知何故他已經長久在家息着。我被邀到他們家去喝酒。這位工人也有中學文化水平，一向也關心國家大事，據說還當過南京“屁派”的小頭頭，喝着喝着，他就勃然而起，劍眉倒豎，指着壁上尚未剝去的宣傳畫大聲罵道：“妖狐逆畜，也有今日。”我則對着加了黑邊的毛像感慨萬分：你不是光焰無際嗎？你不是顯微鏡和望遠鏡般嗎？你不是未卜先知、算無遺策的諸葛亮嗎？死諸葛還嚇走生仲達呢？你倒好，屍骨未寒，你的接班人卻活捉了你的未亡人。可見你的“英明偉大”也不過爾爾。

　　那時，我們都感謝英明領袖華主席。“英明領袖”的稱呼頗滑稽，不過畢竟是比“偉大領袖”主動地下了一個檔次，“萬歲”變成了“九千歲”。

　　當時的報紙是如此稱頌的：英明領袖華主席繼承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遺志，一舉粉碎“四人幫”，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

　　我看了暗地裡偷好笑。其實1976年10月演出的這一回的歷史大戲應叫做：“先帝爺屍骨尚餘溫，接班人活捉未亡人”。

　　華老西啊華老西，你讓那位屍骨未寒的大行皇帝情何以堪啊？再隔上個十天半拉月不行嗎？少抓一個，放過他的遺孀不行嗎？

　　(二)“假設”幫助我們認清歷史

　　四十年後重新回顧這件事，仍然認為“英明領袖”確實是英明的。“粉碎四人幫”這件天大的事只能由華國鋒挑頭做，也只能是華國鋒的這種做法，任何其它人的任何其它的做法，都不會有這樣好的效果。

　　雖說歷史不能假設，但是“假設”往往幫助我們認清歷史。

　　第一種假設：如果不是華國鋒，而是周恩來。

　　如果周恩來死在毛之後，中國果真出現了一段周當一把手的時期，哪會怎麼樣？

　　首先，周恩來會“抓捕四人幫”嗎？想都不用想，周是不會的。理由有很多，重要是感覺，相信90%以上的人都是這樣的感覺。

　　一方面，周恩來當然會以“四個現代化”為口號，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另一方面周恩來也不會放棄“階級鬥爭”的口號。“舊政府”的功臣宿將們與文革新貴的“四人幫”共存於廟堂，江青依仗亡夫之餘威不時地挑頭鬧事攪局，一邊攪一邊積蓄力量伺機而動。政局固然不可能穩定，經濟也必然抓不好。周恩來一死，有誰能預測又將是怎樣一番大亂局？

　　第二種假設：如果不是華國鋒，而是鄧小平。

　　鄧小平不是周恩來。如果鄧小平還在台上，鄧小平既有“抓”的決心，也有“殺”的膽量。他的那股子狠勁兒，是不用懷疑的。但他的動作會那麼文雅嗎？他會不會開個坦克，動個槍炮呢？

　　第三種假設：如果先動手的不是華國鋒，而是“四人幫”，後果會怎麼樣？

　　其實這是最有可能的局面，也是最不可想像的局面。“四人幫”以上海為中心，以民兵為主要的武裝力量，但軍隊也不是鐵板一塊，投靠“四人幫”的軍頭也不可能絕對沒有。我們能夠肯定的是“四人幫”的力量不足以戰勝華國鋒，更不足以戰勝元老派，逃脫不了必然失敗的命運。但在這期間必然會全黨分裂、南北對峙，進而發展成南北戰爭。

　　(三)為什麼江青非抓不可？

　　當年粉碎“四人幫”時，老百姓的覺悟比較簡單。老百姓一般都認為江青就是蘇妲已，是禍國殃民的狐狸精，正如毛澤東的詩中所說的“一從大地起風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妖為鬼域必成災”的白骨精，“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就該抓起來殺了。

　　可那些當官的，尤其是一些老革命們的心思比較複雜，總想着給老皇帝留點面子。

　　華國鋒怎樣想呢？他卻是能想得比較徹底。他說如果不抓江青，“否則無濟於事”。別看就這六個字，其實它是正確的答案。

　　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其實是朝野共識。偉大的“四五運動”早已展示了民心的力量。問題是用什麼方式解決？當時有三種可供選擇的方式：

　　1、開會解決

　　開一個中央全會，或是中央政治局會議，用“少數服從多數”的辦法將她們選下去。

　　可是華國鋒考慮到無論是在中央委員會，還是在政治局，“四人幫”及其黨羽，已經不再是絕對的少數；何況中央的宣傳媒體掌握在他們手裡；而且不少地方也有他們的人，如上海、遼寧更是由他們絕對控制。開會解決能有幾成勝算呢？如果開會的話，只要江青在會上一哭一鬧，華國鋒們就輸定了。

　　華國鋒認為：“四人幫”在各省各部門有爪牙，還掌握着輿論工具，開中央全會要開出亂子。開政治局會也不行，“四人幫”搗亂，會公開分裂，不可收拾。

　　顯然，這個辦法行不通。

　　2、區別對待

　　也就是只抓王、張、姚三人，看在毛的面子放江青一馬。這個辦法行得通嗎？

　　首先，江青希罕你放她一馬嗎？她會感謝你放她一馬嗎？江青自己說她只是毛主席跟前的一條狗，讓我咬誰就咬誰。毛不在了，沒有人給她發指令了，是不是就不咬人了呢？不是的！她早成了一條瘋狗了！逮誰咬誰，況“最高位置”就像吊在這條瘋狗面前一塊肥肉，誰能止得了她的瘋狂。

　　所以，華國鋒審時度勢，認為只抓三個人不行，必須把江青也抓起來，否則無濟於事。

　　3、放任自流

　　華國鋒說：要是放任自流，一定打內戰。他們必然失敗，但損失太大。

　　也就是說放任自流的結果必然就是南北戰爭。

　　現在說這個話如同“天方夜譚”，其實當年就是很可能出現的現實。

　　文革後期，我們這一代中許多表面上逍遙，內心仍然“關心國家大事”的書呆子們的普遍估計就是這種局面。許多“血仍然熱着的”的書生們就在暗地裡下了決心：一旦發生南北戰爭就投筆從戎，參加北軍。

　　當年，筆者在西北的一個縣城裡工作，下班後常與三、四個要好的北京來的大學生密議國家大事，其時周恩來還在世。大家全都認為老毛一旦嗚呼，內戰不可避免。其中有一名好友甚至與未婚對象亮明態度：一旦南北戰爭爆發，我要投筆從戎參加北軍。嚇得對象立時打了退堂鼓，一場成功在即的婚姻也泡湯了。這位朋友又重新走上了茫茫尋婚路，但是他不在乎。

　　在分析了這三種方式的不可行後，華國鋒才下了抓捕“四人幫”的決心。當然這樣的分析，他只能獨自進行，獨自完成，連妻兒也不可與聞的。但是決心卻確實是他下的，而且在下了決心後，也必須由他先端出來。

　　毛澤東喪事結束，葉劍英來看他。華國鋒後來回憶說：“我首先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他。因為這句話，別人不好先講，必須由我亮明態度。他見我態度堅決，很高興，完全贊成這個辦法。”

　　正是由於華決心下得早、下得好，得到了代表軍方勢力的葉劍英作後盾，又得到了與江青素有嫌隙的汪東興的支持，華國鋒就放心大膽地重用汪東興作為項目經理人，在毛澤東死後僅27天，將“四人幫”悉數就擒，不費一槍一彈，不流一滴血，結束了十年動亂。

　　華國鋒，這個老西兒！其功莫大焉！

　　(這一節的某些材料引自：《炎黃春秋》2011年第11期《紀念粉碎“四人幫”35周年座談綜述》)

　　(四)“繼承遺志”只是政治鬥爭中必須的“策略”

　　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後說：“我們這樣做完全是繼承毛主席的遺志……”華還說：“我們得到的可靠情報：他們是準備在10月10號搞政變，王洪文把標準像都拍好了；上海不僅給民兵突擊發了槍炮，還發了大批紅布紅紙，說要慶祝偉大的節日。”

　　華國鋒的這一講話在10月18日作為中共中央1976年第16號文件下達。

　　那麼這件事究竟是不是繼承毛澤東的“遺志”呢？當然不是的。

　　雖然，毛澤東生前確實曾對“四人幫”有過多次的批評，說得最厲害的一次是在1974年7月17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當時毛說：“‘四人幫’的問題，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

　　什麼叫“解決”？“解決”就等同於“抓捕”嗎？

　　誰要將老毛說過的這段話當真，誰就是天下第一大傻蛋。“傻蛋”中包括四十年後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的編劇與導演。

　　何況，毛明確地說過：“四人幫”的問題“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做”。

　　什麼叫“問題不大”？就是說既不是敵我矛盾，也不是路線鬥爭，而是人民內部矛盾，是思想認識問題。

　　什麼叫做“不要小題大做”？就是只能按照正常程序在黨內會議上進行解決。這既是毛定下的原則，也是毛提出的“警告”。

　　所以“抓捕四人幫”不僅不是毛的“遺願”，恰恰正是違背了毛的遺願。

　　敝友周家琮先生對此也有明確而清晰的認識，在其《也談毛澤東部署粉碎“四人幫”》一文中說：

　　劇中華說粉碎“四人幫”、是毛主席的生前部署這段場景，確有其事。《轉折》再現這一重要歷史情節，符合歷史真實，也頗為得體。而編劇強調毛說過要解決“四人幫”問題的話，也是史實。然此“解決”非彼“解決”，毛氏的“解決”，並不含華氏“解決”予以粉碎打倒、拘捕審判的意思。經歷過文革歲月、並略有政治常識的人們都知道毛對“四人幫”的信賴、倚重和提攜。“四人幫”也為毛打倒政敵、推進文革路線，立下汗馬功勞。毛只是對“四人幫”根底太淺不能服眾、且不講謀略難成大事，有恨鐵不成鋼之憾。左右糾結之際，對其雖偶有微詞，然多以訓斥家人近臣之口氣，也不乏做樣子給大家看的心計。說毛對“四人幫”作了拘捕監禁的“解決”部署，則不啻是天方夜譚。何況文革中被毛氏“解決”之人、前赴後繼：從彭陸羅楊到劉鄧陶；從王關戚到楊余傅；直到位極人臣的副統帥；雖不似自我吹噓的“動個小指頭”那麼簡單，卻也是摧枯拉朽、所向披靡。要解決無拳無勇、眾怨所歸的“四人幫”，豈不易如反掌，何必把這天大的難題、留給根基未穩的華國鋒去“解決”？毋庸置疑，華國鋒等對“四人幫”採取非常措施，是在非常時代、非常環境下的不得已之舉。此舉順應歷史潮流、響應萬民之心、實現了歷史轉折、貢獻了偉大的歷史功績。此舉既需要非凡的政治勇氣、周密的策劃部署，相應的政治謀略亦不可或缺。說拘捕“四人幫”是毛的生前部署，乃為了打鬼、藉助鍾馗。和一段時期內仍不廢“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口號一樣，是鑑於當時政治氣候，為穩定局面、逐漸轉向，不得不採取的政治策略。這種策略，當時得到了廣泛的接受和支持，更應得到後世的理解和尊重。

　　我與周先生有共同的經歷，周先生的見識正合我意。

　　(五)鄧小平的高度認同

　　鄧小平在1977年4月10日的那封著名的信中稱讚：

　　“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確的方式戰勝四人幫的偉大勝利……”

　　所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確的方式”這也是鄧小平的結論。

　　在“粉碎四人幫”這個問題上任何抹殺、淡化華國鋒功勞的言論，任何褒鄧貶華的傾向是不正確的。

　　華國鋒在這件事情上做得很完美，決心下得快，行動上簡明扼要，乾淨利落，負面影響最小。不僅僅是功勞，也是歷史的“功勳”。

　　不可能有比當時的方案更好的方案，也不可能有比所得到的結果更好的結果。

　　七、關於華國鋒“一正四負”的歷史評價

　　華國鋒註定只是一個中國社會大轉折過渡時期的標誌性人物，他的履歷、實力、品質、水平、能力，一切的一切都決定了他只能是一個過渡人物。

　　自從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後，華國鋒東支西絀，日漸侷促。

　　1980年9月，華國鋒同志不再兼任國務院總理職務。1981年6月，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他辭去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職務。從1976年10月算起，華國鋒在最高領導人的位置上共呆了4年8個月，但是作為權力核心實際主政，卻只有2年3個月，從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

　　上世紀八十年代來，官方以《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基礎對華國鋒作過評價，雖然有褒有貶，但貶遠多於褒。評價的具體內容可用“一正四負”來概括：

　　“一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有功，以後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負”：一是“推行和遲遲不改正’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壓制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二是“拖延和阻撓恢復老幹部工作和平反歷史上冤假錯案的進程”；三是“在繼續維護舊的個人崇拜的同時，還製造和接受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四是“對經濟工作中的求成過急和其他一些‘左’傾政策的繼續，也負有責任”。

　　所謂的“一正四負”實際上指五個方面。從這五個方面對華作出評價也未嘗不可，但卻不恰當地淡化了“一正”，誇大了“四負”，所以這個評價本身就不是實事求是的，既不準確，更不公道，在歷史上站不住。

　　在其後的30多年中，官方對華曾經有過三次不同程度上的重新評價：

　　1、2008年8月31日新華社播發《華國鋒同志生平》；

　　2、2011年1月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

　　3、2011年2月19日《人民日報》刊登《為黨和人民事業奮鬥的一生——紀念華國鋒同志誕辰90周年》一文。

　　第三次的這篇紀念文章是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寫的，具有相當的權威性。文中寫道：

　　“在歷史發展的重要關頭……華國鋒和葉劍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意志，採取斷然措施……一舉粉碎“四人幫”，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社會主義事業，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翻開了新的一頁。華國鋒同志在粉碎“四人幫”這場關係黨和國家命運的鬥爭中起了決定性作用。黨和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他作出的重要貢獻。”

　　“粉碎‘四人幫’後，……他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支持下，撥亂反正，恢復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動員組織廣大幹部群眾積極投入經濟建設等各項工作，揭發批判“四人幫”的罪行，清查他們的幫派體系，取得了很大成績。他根據廣大幹部群眾的要求，開始複查、平反冤假錯案，逐步為一部分幹部落實政策。在他主持下，中央決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為1976年廣大人民群眾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天安門事件平反，為”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等一批重大錯案平反。”

　　“在穩定全國局勢的同時，華國鋒同志重視恢復和發展工農業生產，重新發出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鬥的號召。他提出要千方百計把經濟搞上去，多次強調革命就是解放生產力，使工農業生產得到比較快的恢復和發展。他支持經濟理論界開展的關於按勞分配問題的討論，肯定社會主義歷史階段應該實行按勞分配原則。在他推動下，教育科學文化工作開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進展。他認為，‘一定要學習外國的好經驗，其中包括學習科學技術，學習經營管理經驗，開展廣泛的經濟合作’。他還提出，‘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辦法再多一點，步子再快一點’。”

　　這篇文章好在：

　　1、充分肯定了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定位於“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社會主義事業，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翻開了新的一頁”。這個“二挽救、一推動”的評價是實事求是的。所謂的“新的一頁”，也就是新時代。

　　2、過去的評價雖然也說“以後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卻不談任何具體的工作，給人造成一種錯覺：除了“粉碎四人幫”這一件好事外，其它則是一無是處了。而這篇文章通過具體的事例有力地說明了華國鋒在全黨工作重心的轉移、平反冤假錯案、對內改革，對外開放都是有份的。有的作用是先導，有的作用是關鍵，還有的作用則是隨大流。

　　作為一篇紀念文章，只談成績不談錯誤，這也許是一種習慣。很難說這是好習慣還是壞習慣，如果是後輩的年青人只看到這篇文章很難想像“華國鋒下台”的必然性及合理性。

　　所以，筆者認為在上述正面評價的基礎上必需補充以下的內容：

　　由於時代局限性及個人認識局限性，華國鋒同志在“粉碎四人幫”後提出了“抓綱治國”、“繼續批鄧”、“兩個凡是”等錯誤方針；對於“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引導不力，實際上是消極抵制的；在繼續維護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的同時，還有意無意地製造並接受了對自己的個人崇拜；在政治上延續了文化大革命以來不少的“左傾錯誤”；在經濟工作中缺少經驗，沿用了“抓革命、促生產”、“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的老路子，總體上沒有走出新路子。

　　雖然華國鋒同志領導的“粉碎四人幫”為新時代的到來打下了不可缺少的組織基礎，但是由於他沒有放棄、更沒有取消“階級鬥爭”與“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沒有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仍然維護了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所以華國鋒同志也就不可能，也不能夠引領中華民族當代的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沒有為新時代的到來打下思想基礎與理論基礎。

　　一個新時代的到來，歸根結底並不是看什麼人在台上，而是看這個時代的主流精神有沒有本質的變化。“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曾經是一種時代精神，只有當這個東西被扔進了歷史的垃圾堆，才會有新時代的來臨。

　　華國鋒同志在從黨的一般幹部走上省委一級的領導幹部的過程是基本正常的，但從省一級走上中央最高領導人的過程坐的是直升飛機，是依託了文化大革命運動，憑及的是毛澤東個人的特別恩寵。華國鋒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大的受惠者之一，毛澤東是他唯一的恩主。這樣的履歷與背景決定了他不可能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也不可能破除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更不可能放棄“階級鬥爭”與“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所以，這個舊時代精神的消逝，新時代精神的來臨不可能由華國鋒同志這個基本上是文革派的人所能完成的，而必然要由文革的反對派及在文革中受迫害者們鄧小平、胡耀邦、趙同志這些人合力，而且是逐漸地完成的。

　　八、華國鋒的“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與鄧小平的“準確的、完整的”

　　(一)華國鋒的“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毛澤東既逝，“四人幫”既擒，大局初步企穩。國人所關注的焦點問題：一是為天安門事件的平反，二是讓鄧小平復出。

　　“民心不可違”的政治常識人人懂，可是那些愚蠢的政治家們總是尋找各種各樣的理由違背民心乃至強姦民意，結果總是進一步喪失民心。

　　對於民心民意，華國鋒及汪東興一班人明知就裡，卻視而不見，故意設局轉移老百姓的注意力。

　　他們一方面“抓綱治國”。以“階級鬥爭”為綱，繼續批鄧，又轉化為以“揭批四人幫”為中心。實際上卻是以“四人幫”的方式揭批“四人幫”，又大搞了一次群眾性的政治運動，人人過關。

　　華國鋒甚至在1977年1月親自簽發通知，追查所謂的“政治謠言”。2月，中共中央又先後發出五號、六號中央文件；3月，國務院發出三十號文件，要求對攻擊毛主席、周總理、華主席和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破壞揭批“四人幫”鬥爭的現行反革命分子，要堅決逮捕法辦；“對極少數罪大惡極、證據確鑿，不殺不足以平民憤者，要堅決殺掉”。由此形成了無數新的冤假錯案，這是文革惡法“公安六條”在新形勢下的重演。華國鋒的這一罪錯同樣也是不可原諒的。

　　從華國鋒的這一罪錯中也可以看出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的思想在華的心目中也是根深蒂固的。繼而在“揭批四人幫”、“追查政治謠言”的同時，終於提出了“兩個凡是”的理論綱領。

　　1977年1月，華國鋒在一次講話中說：“凡是毛主席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