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被开除党籍和移送司法，正式打破了外间对于中共“刑不上常委”的认知。这也成为习近平2012年接任中共总书记之后，雷厉风行反腐的祭旗之作。然而，当人们在欢呼雀跃扳倒周永康这只“硕虎”，并围绕周永康的将面临何种惩处、究竟泄露了什么秘密以及所涉桃色丑闻等展开讨论时，似乎也应该看到，如果周永康仍在权位，抑或没有习近平、王岐山如此强力的反腐行动，他还会有类似今天的结局吗？这显然是不可想象的。人们欣喜地看到，习近平上位以来一直在强调“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但如何实现对中共最高权力层进行权力监督和权力制约，是周永康案之后最应该深入思考的。
当前的中共政治制度以及政治生态下，权力塔尖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们，更多的是依靠自身道德情操的约束，而这存在太多的变量空间和不确定性。因为，每个人都有私欲，这是完全正常的现象。一分为二来看，向善的欲望，可能成就一个圣君、良臣或者杰出的领导人；但趋恶的欲望，则会产生国贼巨蠹国妖，周永康、徐才厚就是一面镜子。如果不能对掌权者尤其是最高层的权力者进行有效地制度监督和法律约束，一旦人性堕落造成公权力的滥用，往往导致“极其恶劣”后果，这其中可能有政治黑暗、经济倒退、社会动荡乃至民不聊生。日前，中央纪委首次在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全国人大机关、国务院办公厅、全国政协机关等中央和国家机关新设7家派驻机构，这无疑又开了个好头。
周案已破刑不上常委？
翻开中共的反腐打虎历史，改革开放30多年，中央共有5位政治局委员以上的政要被立案查处，包括陈希同、陈良宇、薄熙来、徐才厚和周永康。从周永康被立案审查开始，外间就认为破了中共“刑不上常委”的官场规则。“刑不上常委、查不涉退休、解放军是反腐禁区”被认为是过去中共政治运作一脉相传的潜规则，因贪腐落马、入狱的大多为企业高管、省领导、部局级干部等等，少有人敢对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军委等国家级领导人开刀。此风在习上任后渐渐转向，肃贪打破过去“不碰老虎”的原则，大揭领导人劣迹。徐才厚与周永康就是显例。
年过70的周永康，从政46年，经历和势力横跨政务、公安、司法、石油产业、四川省。坊间传言，周永康及其家属在7省市的29个住宅被抄查3次，总共查出300多套住房，在金融机构的账户资金有370多亿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6美元），家属持有的石油、航空、名酒、金融等证券，市值逾500亿元，至于持有黄金饰品、名人字画难以计数，可谓富可敌国。对于周永康的定性，中国官方给出的说法是“影响极其恶劣”，较当年薄熙来的“非常恶劣的影响”更上一个层级。专家认为，中共暗示周案非常严重，是1949年建国以来最腐败、性质最恶劣的贪腐案，因此周极有机会被判死刑或死缓。薄熙来因对其妻谷开来谋杀英国人海伍德（Neil Heywood）负有责任，以及对其重臣、重庆市前公安局长王立军叛逃美领馆负责，还有被指控受贿一栋国外别墅、收受500万元工程款终被判监终生。
对于周案打破“刑不上常委”的规则，炎黄春秋总编辑吴思曾质疑称，法办周永康是否等于破除了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这要看所谓的常委，即政治局常委，到底是指在职常委，还是包括离职常委。虽然周永康作为曾经的常委被查处意义非凡，但回过头来看，周永康这样当年9常委中之一，手握政法系统“刀把子”，很难想象他在权位时有可能被查。从这一点看，中共对于最高权力层的权力监督和权力制约显得不尽如人意。现在有了周永康式的任后追惩，但任前以及任内的监督都差强人意，尤其任内更多的是靠道德情操的约束。观察人士指出，如果没有制度制约的话，光把权力的善用寄托在个人或某一群人的道德情操上，其中有太多的变量。因为，每个人都有私欲，这是完全正常的现象。一分为二来看，向善的欲望，可能成就一个圣君、良臣或者杰出的领导人；但趋恶的欲望，则会产生国贼巨蠹国妖。这里有太多的可能，也就会由此衍生出更多的不确定，周永康、徐才厚就是一面镜子。
“道德情操”是靠不住的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是中共最高的权力决策机构，全国的一切大事都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投票时常委一人一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集，每年至少举行一次。剩下的闭会期间的事情都由常委会讨论决定，所以政治局常委会是中国最高的权力决策机构。常委们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也是中国和中共重要领导人，是站在中共权力金字塔最顶端人。然而，众所周知，虽然全国人大拥有“弹劾”他们的权力，但现实而言对于他们的权力更多是依靠自身的道德情操来约束。
旅美作家林达（两名作者合用的笔名）的《总统是靠不住的》一书说了这样一个意思，在美国，不论统治者自称自己的品性和能力如何，也不要相信他，只能用一些有力的制度去监督他，钳制他，以免他干坏事。书中不时提到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基于“不信任”的理念所设立的：人是靠不住的，握权执政的官员是靠不住的，政府也是靠不住的；一方面的权威或者力量，必须藉由其他力量来平衡、制约，必须用一种机制去筛选不可靠的人，并用这种机制去规范人的不可靠行为。虽然美国和中国的政治政治制度有着天壤之别，但显然没有人会认为把权力的善用寄托在个人或某一群人的道德情操上是可靠的。
任何一个领导上台，都不可能没有自己实际的利益考虑，这里利益既包括现实的物质利益，同样也涵盖诸如声望、历史地位等非物质利益，这是一种客观存在和现实。官员作为一个平常人也拥有七情六欲，并不会因为官阶的高低而改变。因此，寄希望于官员们都拥有“天下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胸襟和高尚的情操，显然如镜花水月般看似美丽但触摸不到。虽然人们常常说邪不压正，而周永康的查处也恰恰说明了这一点，但在周永康漫长的政治生涯中，都是“邪”占据了上风。这是中共需要反思的。
中国历来崇尚贤人政治，中国人对贤人治世的渴望总是溢于言表。然而，中国自古就不缺乏贤人的存在，但贤人治世的梦想却从未实现过。可见，贤人治世是一种不可得的理想状态，善治的最终依归并不是贤人，而是好的政治制度。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政治思想家柏拉图就发现了“贤人无法治世”这一政治现实。在他早期作品《理想国》中，他对“贤人治世”表现出无比的热情和向往，他认为理想国家就应该由贤人（哲学王）来治理，但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到晚年时他也无奈地承认“贤人治世”不现实，并将良治的实现寄托在法律之上。孟子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因此，治理国家光有贤人（善）还不够，必须要有能够制约权力的合理制度。
最高权力层不是法外之地
腐败现象，历史之悠，危害之重，抑制禁绝之艰难，举世公认。中纪委常委、监察部副部长黄晓薇曾表示，贪腐问题“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主观上拒绝接受监督、客观上监督乏力，使得权力运行偏离了正确方向”。没有制衡与监督，公权力走向腐败就带有必然性，几乎不可避免。这一论断显然也适用于中共的最高权力层。因为，职位越高的人，权力越大的人，腐败的风险与危害也越大，但也越难进入法律和制度的强制当中。位高权重的腐败者，总是会营造出复杂的官场和政经生态，涉及深度的政商纠葛和权力寻租，甚至倾心于打造私人利益的官场集团和小圈子，周永康就是构筑了他的独立王国。
中共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决定明确强调“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完善和严格执行领导干部政治、工作、生活待遇方面各项制度规定，着力整治各种特权行为。强调“对任何腐败行为和腐败分子，必须依纪依法予以坚决惩处，决不手软”，“对特权思想严重、法治观念淡薄的干部要批评教育，不改正的要调离领导岗位”。政治局以及政治局常委会显然不是，亦不应该是法外之地。有论者指出，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关键是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最大限度减少体制障碍和制度漏洞，把所有的权力都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从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邓小平在八九“六四”后对新领导集体作“政治交代”时曾言：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就是在艰苦创业反对腐败方面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但是如果中央自己乱了阵脚，那就难说了。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一年半以后，邓小平又再次提到：“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从邓小平的这两段讲话来看，他强调执政党要有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常委会。从另一角度推论：倘若政治局或常委会不够好，或者出了不好的人，党国的命运就要出问题。可见，保持最高权力层的廉洁、稳定、高效是何等重要。
对于如何保持最高权力层足够好，通过权力制约和权力监督有效途径之一。有学者曾建言，建立党代会常任制，组建经常性机构，常设若干党代表，并且组织专门委员会去监督中共中央。为使党代会能成为实体机构，以及中共真正的最高领导机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倡议明确设立党代会主席一职。按照现在的中共党章规定，中共最高领导机关是党代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但党代会一直以来是虚的，无人领导。为此，任建明认为，理想的情况是在中共在2017年召开十九大时，修改党章。他说：“这在人类文明、理论实践上可行。问题在于，我们的领导人下不下决心这么做。因为这将意味着，我们的党的总书记若有问题，也可能被调查。这就看领导人的决心有多大，敢不敢革自己的命。”这一建议虽属于一家之言，但亦不妨碍中共作为一种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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