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计划一案似乎跟党内权力斗争的关系更重，如果公布令计划所谓新四人帮的罪行，习近平有可能不但无法收到反贪打腐的收效，反而会引发政治大震荡。何频以为，当局不会轻而易举给令计划定下一个政治性的罪行。
法广：假如令计划挑战习近平的指控被落实的话，假如令计划是新四人帮集团的一个核心成员的话，那么，令计划案似乎跟习近平两年来推行的打贪反腐的路线越来越偏离？这个案件是不是意味着反贪腐越来越跟权力斗争发生了密切的关系。直到周永康案为止，在定性上，在给国内外舆论的感觉上，习近平是在反腐，在打大老虎。我们设想令计划也脱不开腐败的嫌疑，但是有关“新四人帮”的说法，使案子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何频：我不认为中共一定会真实地公布他们内部所认定的这个新四人帮的罪行。因为正如您讲的，这样可能会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反而达不到打击贪腐的目的。打击贪污腐化的目的，它的收效是双向的：一方面改变了权力结构，建立了自己的权威，重新让自己的人马能够安插进去，把别的政治势力的人马拉下来；第二方面就是得到一些民心。因为老百姓不管怎么样，你有没有改变体制，他可能认为一下子可能达不到，或者他也不太关心。但是你能够打下一些贪官，他总是支持和高兴的。因此反腐败就会得到好多民心，有利于建立习近平的权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使令计划的真实的罪行是政变，是朋党，但是，在未来认定他的罪行的时候，也可能找其他的罪名的可能性比较大，从而降低政治震荡。我相信今天的中共领导人都是政治上的老手，不像五十、六十以及七十年代那种政治上的草莽英雄。那种第一代的所谓革命家。他们这一代已经经过了政治的洗礼，已经知道怎么保护自己，怎么达到自己最后的政治目的。所以我觉得他们不会轻而易举地来定下一个政治性的罪行，而是从刑事上来找到令计划的死穴。而且这个很容易找到，因为腐败问题几乎从每一个官员身上都能找得到。
习近平的选择：革命和暴力或者民主宪政
法广：现在看来，胡温时代问题相当严重，常委周永康完蛋了，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完蛋了，大内总管、胡锦涛的中共中央办公室主任令计划也完蛋了。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胡锦涛和温家宝的责任何在？海外已经在报道温氏家族的财产的聚敛。另外，这个案子是不是也在暗示，再打下去，距离江泽民越来越近了？江泽民会不会被牵涉进去？
何频：我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胡锦涛和温家宝时期固然贪腐问题极其地猖獗和严重，但贪腐并不是从他们那里开始，而是从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个时候贪腐就开始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于让一部分胡作非为的人先富起来，让有家庭背景的人先富起来。这里面可能只有极其罕见的一部分人是靠自己的智慧、靠自己的勤劳真正大富大贵起来。其余绝大多数都是权力和利益的交易。这从邓小平时代开始，到江泽民时代就很严重，到了胡锦涛和温家宝时代，已经达到了一个顶峰。这个顶峰之所以出现，原因非常简单：中国共产党存在的一个唯一的基础就是贪污腐化。因为他既不是靠一个法律上的、选举制度所产生的一个民选的政府，也不是一个革命政党，有革命理想的这么一个政府。所以它剩下来只有一条：官员们为了贪腐而当官。所以官员们的贪腐不是某个个人贪不贪的问题，而是所有的官员是以那种形式贪腐的问题，是贪多贪少的问题，是“合法的贪污”和非法的贪污的问题。我为什么讲合法的贪污呢，也就是所有的官员他们的薪水，收入，都不是通过一个正常的公正的认可的程序而给他们的待遇。没有几个官员没有灰色收入。有意思的是，如果这个官员不是为了贪腐而当官，那他比贪腐的官员还要可怕。因为他是一个被人类抛弃的，而且证明是对人类已经犯下巨大罪行的所谓共产主义来当官，那不更可怕吗？所以，除了这样一批人以外，全部的官员的贪污都只是大和小的问题、多和少的问题，只是以那种形式来贪腐的问题。现在习近平把这样一批人打掉，如果他不重新建立一个革命式的政党，重新把革命和暴力拉回来，那么他就必须要走民主宪政的道路。而不可能像胡锦涛和温家宝时代那样混。也不像江泽民时代那样“闷声发大财”。也不可能像邓小平那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以，习近平在打击贪官污吏以后的动作，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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