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计划老同事赞其勤快“非常有眼力”

　　

  令狐氏族谱  

　　令狐老宅

　　梁增华、令计划与公社团委书记合影

　　据新华社12月22日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时为农历甲午年冬至，一年中黑夜最长的一天。古语云，阴极之至，阳气始生。对山西平陆令狐家族来说，这一天也是他们仕途的句点。

　　从2014年6月19日二哥令政策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起，作为令狐家最后、也是官位最高的落马者，令计划在平陆的事迹被当年的亲友和同伴津津乐道，即使在他位置岌岌可危的时候，提到他的人对他仍然赞誉有加。

　　平陆令狐家族

　　1999年5月平陆令狐氏所修的族谱《古虞令狐氏》显示，“令狐二门宗序，平陆县原葛赵村”中，第二十世令狐益三第四子“智昶”，又名“四祥”，号“野”。令狐野，即令计划之父。

　　令狐原为春秋时代的地名，在目前运城境内的临猗县。上述族谱称，令狐氏原是周文王的儿子毕公高的后代，因被封于此而以地为姓。元末明初，令狐氏一支迁居平陆狐家凹，其“二门”再迁至葛赵村。

　　令狐益三因为精中医，耕种之余替人看病，在当地德高望重。出生于1909年的令狐野先随父亲学中医，后到西安学西医，学成后回乡开馆坐诊。当地老人称，其西医疗法并不被认可。在连续未能治好两个孩子的病后，他于上世纪30年代投奔大后方延安。

　　公开资料显示，令狐野曾任陕甘宁边区医院医务科长、卫生材料厂副厂长等职务，约1963年回乡时，已是“十三级干部”。一个对比是，平陆县县委书记才为十四级干部。

　　此时，因为修建三门峡水库移民，葛赵村村民被迁移到附近，分为葛赵、洪阳、前村，称为三葛赵。令狐家被迁到洪阳村，不过已成“高干”的令狐野并未回村居住，而是在常乐镇附近重新安家。

　　在去延安之前，令狐野曾经娶妻，生儿令狐爱女。到延安后，再娶王黎明，育有四子一女：方针、政策、路线、计划和完成。令狐野的第一任妻子没有再嫁，在家抚养幼女。令狐爱女与父亲关系也不好，几乎没有来往。

　　令狐老宅

　　1968年，令狐野找到时任常乐镇后村支部书记的姜守立，要求在村里批一块宅基地。姜守立说，令狐野虽然是高级干部，但没有具体职务，而且要求多批些面积，“我说你找省里，让给你批多少我批多少。”令狐野很快拿来了上级的批示，后来批了一亩，普通村民的宅基地为七分地。

　　在宅基地上，令狐野挖了三孔延安式的窑洞，“大窗户，房间之间有门连接，冬暖夏凉”。

　　曾任平陆县常乐镇中学副校长的令狐周雅是令计划的堂兄，据他介绍，令狐野教育子女非常严格，曾经让孩子们排队在家里走操，还锻炼他们的当众说话能力，所以令家子女比其他孩子显得出众。尤其是令计划，很多人夸奖他字写得好、口才好、文章好，还有指挥能力。

　　当地人将复姓令狐简称为狐，所以令狐野被称为狐野。不过，他却将儿子们的姓改为更简单的令。令计划在20多岁尚在平陆时，签名即为“令计划”。

　　在姜守立的记忆里，令狐野“没有家庭观念”，但“阶级观念强”。一个例证就是，闲居在家的他经常给周围村民免费看病，但只给贫下中农看病，“富农地主去，他不给看，说去医院。”另一个例子是，儿子们都到外地当官后，妻子经常问：“计划咋不回来？”老汉说：“咱养成了，人家是国家娃。你想回来就回来？”

　　从拖拉机手到捡字工

　　很多年之后，令狐周雅还清晰记得当年的场景。那是1973年12月，年仅17岁的令计划和同伴郭宏常将被褥甩上大卡车厢，然后跃身而上，奔赴平陆县城，开始了锦绣前程。

　　令狐周雅说，令计划1966年上初中，后学校因文革停课两年，所以1970年才上高中，1972年毕业。中学毕业后，令计划在常乐公社农机站当过一段拖拉机手，很快被招工到平陆县印刷厂当工人。

　　当时负责全面工作的印刷厂车间主任李梁喜说，印刷厂有排字、印刷、装订三个车间，共有六七十名工人。令计划从最初的学徒工干起，每月工资18元。

　　作为县委的直属单位，印刷厂的主要任务是印刷县委、县政府的文件以及办公用品，还负责印刷县委组织部创办的一份“平陆小报”，“以厂养报”。李梁喜说，令计划比较内向，不多说话，“从来不跟小青年乱玩乱吹乱拍，他干事仔仔细细，穿着干干净净，从不乱花钱。他个子小，总是穿他父亲过去部队上发的一套洗得发白的黄军装，脚下穿一双解放鞋，出门的时候背个帆布包。”

　　当时在县委组织部当干事的李跟贯经常和印刷厂打交道。他还记得，令计划刚开始是捡字工，“那时候是铅字印刷，需要把一个个铅字捡出来排版，令计划工作认真，捡字快，大家都喜欢他。”

　　李梁喜说，令计划后来开过印刷机，当过业务员，“一个特别勤快的娃，叫干啥就干啥，干得有模有样，领导一看就满意。他爱学习，没见他玩过，下班就是趴桌子上看书、写字。”

　　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印刷厂也三天两头开会。比如每周生活会，要互相检讨批评，而且人人过关。李梁喜说，令计划在这方面没有突出表现。

　　因为印刷厂和县委、县政府交往频繁，县委领导很快发现了令计划是个人才，将他调到了县团委工作。李梁喜承认，这其中有令狐野是本县“最高级干部”的背景，但令计划“人机灵、自己有本事”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在1975年6月令计划正式调入县团委之前，1968年2月，其大哥令方针应征入伍，成为一名海军战士。当年9月，二哥令政策被招工入一家硫磺矿厂，后回常乐医院当司药，再于1971年7月进入运城地委机要办公室工作，开始了仕途生涯。令狐周雅说，令政策是文革前上的初中，数学成绩不好，但喜欢文科，所以当机要员很适合。

　　那之后的1976年，其三姐令狐路线被推荐进入山西医科大学，成为一名工农兵大学生。至于小弟令完成，要迟至1978年考上吉林大学经济系，才离开常乐镇的老家。

　　县团委副书记

　　令计划的入党日期为1976年7月1日。

　　李跟贯当时负责全县入党报送材料，分配指标、上会讨论，到最后签字盖章整个过程。他称，后来看到有材料说令计划入党时间是6月底，这应该是上报的时间，真正研究批准是7月1日。不久，令计划升任县团委副书记。

　　如今，平陆县委的老办公楼已经废弃，但三楼群团办公室的牌子还挂着，这里是令计划当年的办公室。李跟贯说，当时团委和其他很多部门共用一个办公室，所以叫群团办公室，跟他所在的组织部办公室对门。

　　综合同事们的说法，当年的令计划有两大特点：一是爱学习，在办公室里，只要没有工作，就在端端正正坐在那里读书写字；二是特别勤快，爱整洁，注意仪表仪容，整个办公室收拾的井井有条，报纸、杂志、文件，都整整齐齐，不但自己的东西，其他人他也帮助整理。“你的房间他看到地上脏了他帮你扫，烟灰缸里有烟灰他帮你倒，他不是做样子的，是真的人好。别人看不到的活儿，他能看到。用我们当地话叫‘非常有眼力’。”在这期间，不但很多办公室的同事都喜欢他，领导也喜欢他。

　　现任平陆县政协主席赵旭光当时担任城关团委书记，和令计划工作联系非常紧密。他说，“当年的令计划是一个非常勤奋、非常谦虚、非常简朴、非常好学的年轻人，绝对是个好同志！”

　　赵旭光说了两件小事。一是某个星期天，他到令计划办公室取材料，看到他穿着短裤背心，蹲在地上趴着在看材料学习，“材料多，桌子上放满了，就摊在地上，他趴地上看。”另一件是，他向令计划汇报典型材料后，令计划马上和他赶到农村的红旗团支部了解情况，核对材料内容，“可见他的敬业务实。”

　　一份1975年9月13日发送的共青团平陆县委员会文件显示，作为拟稿人，令计划至少会写正楷和仿宋以及行书三种钢笔字体，均非常工整漂亮。该文件是“共青团平陆县委关于在全县青年中开展向牛引群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发布向各团委、总支、支部，并报团地委，抄送县委常委。令计划手写的稿件近十页，笔迹丝毫不乱：“牛引群同志大学毕业，回乡务农，就是响应了毛主席这一伟大号召，开始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调入团中央

　　1978年7月，中央团校正式恢复。当时，运城地区共分配到两个名额，其中一个给了平陆县。

　　李跟贯说，本来县里想让另一位年长一些的团县委副书记去学习，但对方有点不太愿意，领导就推荐了22岁的令计划，“让小家伙锻炼锻炼。”在赵旭光看来，令计划不打牌、不逛街、不谈对象，所有机关里的人对他都有好感，公认是好青年干部，同龄人也服气、佩服，所以被选到团中央学习。

　　在中央团校学习期间，令计划认识了分管团校的团中央领导，由此被调到团中央，从此登州过府，平步青云。

　　在公开履历中，1978年至1979年，令计划为山西省运城地委干部。但据李跟贯说，令计划并没有到地委上过班，是当时地委办公室负责人爱惜人才，先把他的关系调到地委，“团中央不要他们就要。”

　　按照赵旭光的说法，令计划是在1978年8月30日被调走，走之前与同事们合影留念。不过，一张照片中的底注为“1979年平陆团干欢送令计划荣调合影”。照片中共有20人，被围在最中间的令计划显得平静沉稳。其实，他在那群人中，算年纪比较小的。

　　在此之前，1977年，从部队复员回平陆的老大令方针在擦玻璃时从高处坠落丧生，留下一双儿女令狐剑和令狐燕。

　　1980年左右，运城地区为“老干部”令狐野安排了疗养住所。1981年7月，后村那幢延安式窑洞，以2650元的价格卖给同村的贾根存。从房屋转卖也可以看出令狐野的“阶级观念强”。贾根存的妻子胡精珠说，令狐野要卖给贫下中农，“我家我婆婆家都是烈士，贾根存在铜矿干活是工人。”因此，虽然谈好的价钱是2700元，令家又退了50元。

　　至此，令狐家族全部离开了平陆县。令计划从此和家乡很少联系。

　　李梁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去北京开会，在天安门附近逛街，看到团中央的牌子，就进去问，接待员听说找令计划，说不巧才出去，请他留个话。“我就在一个本子上写，我什么时候到北京，在哪儿住。”下午五六点，令计划跑到招待所，两人说话叙旧，“他说他正满北京跑，给领导搞会议材料。他忙，管不了我饭，我也管不了他饭，就走了。”这是令计划调到北京后李梁喜唯一一次见到他。

　　赵旭光则只是去北京出差时跟令计划通过一次电话，“电话里只是叙旧，没求他办事。我们这里很多人都知道，在电视里看到他出访回国，就通过人联系，一般两三天后就能见到。他走后我没有见过他，级别太低。”

　　胡精珠说，令计划倒是回过几次常乐镇，带着全家来她家看老宅，那已经坍塌的窑洞。“全家孩子好多人，开着车，进院子拍照。怕地方上来人要求拨钱，到家一会赶紧走。”

　　在令狐家的族谱上，令计划的妻子“谷丽萍”生子名“桥”。不过，在2001年为令狐益三立的墓碑上，写的是“令谷”。

　　2012年3月18日凌晨4时左右，北京，一辆法拉利跑车由西向东行驶至北四环保福寺桥东南角时，突然撞到桥体南侧的墙壁上，随后又撞向北侧护栏，最终停下时车身严重分裂，事故共造成一人当场死亡、两人重伤。死者正是令谷。

　　据新闻联播，第二天，2012年3月19日，令计划参加了当天在北京举行的第十三次全国民政会议。第三天，是农历春分。古语云，阴阳相半，日值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