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提拔了他？令计划仕途伯乐浮出水面

　　回顾令计划的仕途生涯，有两个极其重要的年份：一个是2014年，他的政治生命划上沉重的句号；一个是1979年，那一年，在山西运城地委工作的他上调团中央，打开广阔的上升空间。别人是一步一个脚印，而他则是令人惊讶的三级跳。那么，令计划何以一举跳进北京，谁又是最初发掘他的那位“伯乐”？

　　上海社科联旗下《现代领导》杂志2011年1月号曾转载署名“郁风”的文章《令计划：中南海的“大管家”》，该报道中透露，1979年，团中央在全国选拔人才，23岁的令计划因而得以进京。更具体的细节是，在中央团校学习期间，令计划认识了分管团校的团中央领导，从此“登州过府，平步青云”。

　　按照惯例，中央团校校长大多由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兼任。令计划1979年在团校学习时，团校校长为当时的团中央第一书记韩英。

　　韩英是谁？他是东北人，但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长期在山西工作，从煤矿技术员一步步提至省委书记职务，1978年他离开山西，当年被共青团十届中央委员会选举为团中央第一书记。这是一位肩负恢复共青团艰巨任务的第一书记，因为十年动乱里遭到严重破坏的共青团组织百废待兴，亟需重振旗鼓。

　　也是在这时候，令计划乘着选拔人才的“东风”进京。在不久后被安排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高占祥的秘书。并于1983年8月脱产，再次进入后来更名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中央团校学习政教专业。拿到文凭回机关后，一路直升。

　　在令计划上调北京之前，胡耀邦在强调共青团干部的选拔问题时指出，团中央要选真正优秀的青年干部。“什么叫优秀的、有培养前途的？”他列了三条：一是在政治上经受过某些考验的；二是在工作上经受过一定锻炼，特别是经过一些艰苦锻炼的；三是在思想上有培养前途的，比较刻苦、诚实的。

　　为什么相中他？

　　按照上述选拔培养干部的标准，令计划无疑相当符合要求，他的为人处世数十年风格依旧。

　　爱学习 当令计划还在山西平陆县当印刷工人时，他就很爱学习。在办公室里，只要没有工作，就在端端正正坐在那里读书写字，即便下班也还趴在桌上看书。直到调进团中央，据同事回忆，当时二十五六岁的令计划虽然没上过大学，但很有钻研精神，晚上和周末加班，几乎每天如此、每星期如此。

　　很勤勉 令计划的勤快认真颇有口碑。在山西时办公室都收拾得井井有条，不但自己的东西，其他人他也帮助整理。在印刷厂，他刚开始是捡字工，当时铅字印刷需要把一个个铅字捡出来排版，他工作认真，捡字快，大家都喜欢他。老同事提起他时这么评价，“一个特别勤快的娃，叫干啥就干啥，干得有模有样，领导一看就满意。”

　　许多年后，他已搬进中南海办公。熟悉他的人说,这是一台“工作机器”，除了打几下乒乓球，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其余时间都是在工作。据《北京青年报》旗下微信号政知局12月25日援引可靠渠道称，在令计划担任“大管家”期间，每天都要等首长休息以后才离开中南海。

　　有才气 早在山西时，就有很多人夸奖令计划他字写得好、口才好、文章好。一份1975年9月13日发送的共青团平陆县委员会文件显示，作为拟稿人，令计划至少会写正楷和仿宋以及行书三种钢笔字体，均非常工整漂亮。他手写的稿件近十页，笔迹丝毫不乱。

　　据称，在团中央工作期间，令计划就以精干、擅长写研究报告而颇受信任和赏识。他最早见诸报章杂志的大作,是1992年担任团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时发表的长篇文章《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胆略和眼光――1989-1991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共青团干部和青年代表讲话实录》，在《中国青年研究》杂志上分三期连载，有三万多字。

　　1995年12月，令计划调任中办调研室三组负责人。该调研室主要是为政治局常委负责起草报告、文件、讲话等。

　　有眼力 别人看不到的活儿他能看到，这在山西平陆当地话叫“非常有眼力”。因为令计划“有眼力”，在山西时不仅很多办公室的同事都喜欢他，领导也喜欢他。而到了团中央，他给人的印象是，对在官场处理各种人际关系，显得更为圆熟、更有分寸，对于共青团内部，以及党政机关的复杂结构，也有更为透彻的了解。此后有人用三个“善于”评价这位“大管家”：善于处理各方面的人际关系、善于领会上级意图、善于总结和归纳。

　　负责任 事无巨细是对令计划表现在工作中的又一个特点。

　　大公网的报道中曾透露过这样的细节：2005年9月纪念抗战60周年之际，有香港记者在采访领导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献花仪式时，曾见到令计划在仪式开始前，亲自带领一名警卫绕人民英雄纪念碑仔细检查，确保安全。

　　因其出色肯干，令计划升迁之路曾经畅通无阻。他除了应该感谢将自己调进北京的伯乐之外，还应该感谢当时平陆县委领导。因为领导发现这位印刷厂的工人是个人才，将他调到了县团委工作。从此，他借着共青团履历不断攀升。

　　低调与结盟

　　当年比较内向、不多说话的小令，一路升迁，却在公众面前保持低调，除了少数文章，以及见诸媒体的名字之外，有关他的内容几乎为零。

　　其个人情况罕有人知，直到中共十七大之后，官方发布了关于他的正式简历。他最不喜欢在媒体或公开场合曝光。在一些外媒眼里，他为人随和，没有架子，每次遇到记者时都会说一句“辛苦了”。记者向他发问，他道过一句“辛苦了”之后，并不经常仔细回答记者的提问，但经常向记者提醒的另一句话则是：“不要宣传我。”

　　两年前那辆失事的法拉利，使得从来低调的令计划再也低调不得。在二哥令政策被查之后的半年时间里，令计划多次在公开场合亮相。

　　许多亲朋故旧都说，离开山西之后，令计划及其家族越来越难接触到。然而他与山西的联系在另外一个天地里更加紧密。他不仅策划搞起了由山西籍政界商界所谓“成功人士”组成的“西山会”，而且还企图与更显赫的权贵结盟。就连那辆令他心碎的法拉利，也是山西企业领导送给他的。就这一辆豪车，终结了他的江湖。

　　跌落到人生谷底的令计划，已不复当年那个符合优秀干部人才选拔标准的青年，更会让最初发掘他的“伯乐”大跌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