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终局：八问周永康命运走向

　　据凤凰网报道，前中纪委官员、反腐专家李永忠表示，调查高级别领导干部贪腐必须先扫外围，从子女、亲属、情人入手。通过周永康一案的查处，说明更大的政治勇气已经不是敢不敢反腐败的问题，不是敢不敢反的问题了，而更大的政治智慧是敢不敢改，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了。只有改革了，党内才会避免出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周永康。

　　一问：周案查处有何阻力?

　　对于这种高级别的领导干部，肯定必须先扫外围，因为他们的手法都很巧妙，你直接抓到证据恐怕还没抓，你查案人员恐怕就死定了，或者叫无功而返了，你必须把他外围扫清楚，那么他的外围有他的子女亲属，也有他的情人，有他的亲信，把这些问题一层一层解决了，所有的线索都会指向最终的核心人物，那就是周永康。

　　一定要杜绝那种各种说情的，讲情的，干扰的，阻挠的阻力。因为这一场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之战，用王岐山的话讲是输不起的一场斗争。先党纪后法纪，中间排除了若干的阻力，因此周永康一案才能查到目前的程度，才会有这样一个结局。

　　二问：周案传递哪些信号?

　　根据目前中央以及有关部门向社会披露的信息来看，第一点推断是7月29号，立案审查的时候就没称同志了。第二个，在(被查处的)前三个政治局委员当中，对政治纪律和对保密纪律没有人超过他，这两条是强调得最严重的。

　　在移送司法机关的时候，同时他有一条很重，发现了新的违法犯罪线索，因此根据这三点来判断，对周永康最后的判决，应该超过对前三个政治局委员的判决。

　　还有一点，就是他的圈子，他的山头远远比前三个政治局委员拉得要大，影响程度要深，而随著他的落马，或者在他此前此后落马的人数之多，也是三个政治局委员全部加起来都没达到他的那个水准。以至于他倒台了，介入他圈子和他山头的人的倒台，形成的系统性、塌方式的腐败，他也是最严重的。 周永康在此时的问题，远比前三个政治局委员立案调查的时候，问题要更严重得多。

　　三问：周永康问题多严重?

　　第一就是政治纪律，他违反了最严重的，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政治局原常委，正国级的领导干部，他的政治观点、政治立场和政治行为都不能和党中央保持一致，那就是非常严重的一种行为。

　　第二是他的组织纪律，他就在他所担任主要领导的地方，和主要领导的部门里面，严重违反民主集中制，搞一言堂家长制，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这一套，山头主义，圈子主义的把戏，构成了他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问题。

　　因为腐败里面有两个腐败是叫做最危险的腐败或者最大的腐败，一个是吏治腐败，吏治腐败解决的是用人不公的问题，让最重要的职位被私人所用，甚至有背叛党行为的人，这是最可怕的。第二叫司法腐败，司法腐败破坏的是一个底线，法律是公平的、正义的最后一根底线，这两个底线被破以后，那么一个国家一个党的治理，就非常的困难了。而周永康作为政法委书记，最严重的当然是政法系，因为这里面，整个破坏的是一个法律的底线，法律没有底线，全党全社会、全国人民不相信，也不相信什么是非对错，善与恶了，就不相信这个东西了，这就是严重的政治生态的败坏。

　　对他的政治生态的败坏，不是靠一两年甚至三五年能够把它恢复得过来的，必须要通过改革，不断的清除，也就是治病树，伐烂树，才会让政法这么多年所形成的积重难返的问题得以解决。

　　四问：周永康严重洩密成叛徒?

　　周永康的违反保密纪律，用的是洩露党和国家的机密，这就不是无意的或者有意的没有做好保密纪律，而是洩露党和国家的机密，那么作为那么高级别的领导人，洩露党和国家的机密，就不是一般的违纪行为了，实际上是严重违反了保密法。

　　甚至这种严重洩露党和国家的机密，有可能是国内的渠道，甚至包括国外的渠道，这种洩露机密所以说，人民日报才会用其所作所为与叛徒无异，来指出严重程度的问题。

　　我以为政治上他已经不是一般的和党中央不保持一致，他肯定背叛了这个党了，如果他的洩露党和国家的机密，到了一个很严重的程度，那也是一种叛党行为了。

　　五问：周永康的权力交易有多隐蔽?

　　腐败分子水平永远都停留在权钱交易上，对我们根本够不成胁，有多少我们都能查出多少，但是一旦进入权色交易和权权交易的话，我们查处案件的难度非常大，比如周永康，如果不是因为别的案件线索把他儿子牵涉出来，他会查出来吗?他们本身已经用权色、权权交易规避了现有法律和党纪的惩罚，这个偶然性的查出才是为可怕的。

　　所以我谈到对于高级别党员领导干部的腐败问题，之所以现在难查又难处，就在于第一是他的手法的隐蔽性，他一般都不屑于权钱交易，你送我300万5000万现金我根本不要，我安排一个人几十个亿都有，我要你那点钱干什么，他不会这么愚蠢，所以叫手法的隐蔽性。他进入了权权交易或者权色交易，非物质化的表示。

　　周永康其实干了很多权力和权力之间的交易，比如说我安排我的某个秘书，我的某个亲信在石油系，在四川，在政法委，或者政法系统当一个领导，他可能不用给我送多少现金，也不用给我送多少金条，这个地方的土地，这个地方的资源，这个地方的官职都是我给安排的，这种交易又没风险，而且是政治联盟，你会出现一边倒，塌方式的系统性的问题又出来了，这种腐败才是现在很难用金钱的数量、金额的数量来衡定的。所以你会发现高级别的领导人一旦腐败，你很难查到他有几百万或者几千万的受贿金额，他不需要，他又安排人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六问：周永康曾扶植权力代理人?

　　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权力本身，我自己的权力，和我利用我自己的权力，我给我的身后留下更多的权力，他会大于我的权力，寻找我的代理人，他会大于我的权力，或者我培育我的代理人成为超越我自己现有的权力，他也会大于我的权力，他有很多个算计的方式都会大于他的权利，并不是这个职务就一定要由我来实现。

　　因为我虽然下台了，比如我到岗了，那么我留下一个照样我的权力阴影会让我的代理人来接著我干，甚至我可能把我看中的人推到更高的位置上去，或者是他会让我所保护的我安排的这些人继续得到发展，这都会让他的权力和他的利益在不断地扩大，或者不断地升值。

　　周永康是一个能力比较强的，属于能吏之类的，要干好事可以干得很好，所以才可能一步一步提拔得很快，如果要是干坏事可以做得很坏，所以说他到石油系、四川和政法委，事情做的越来越坏了。

　　七问：周永康为何会断崖式下陷?

　　周永康的个人主观原因，肯定是他走向违纪违法犯罪的重要因素，我把它称为第二位的因素。第一位的因素更是这个权力结构，我们用的是苏联模式，苏联模式有两个根本性的弊端。第一，是基于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权于一体的权力结构，所以说这是一个权力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

　　在这个权力结构，用人体制下，会造成人们都想去谋取个人的私利，甚至是腐败，周永康就验证了在这个情况下，叫做火箭式的上升，和断崖式的下陷。

　　这两年时间，落马的中央委员3人，候补中央委员5人，中央纪委委员两人，一共就有十人了，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必须要通过体制、机制、制度，也就是我们的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体制上找原因，我们才能真正防止周永康这样的问题，由比较好的人到最后成为问题官员，成为贪腐官员。

　　因此我谈到通过周永康一案的查处，已经说明更大的政治勇气已经不是敢不敢反腐败的问题，不是敢不敢反的问题了，而更大的政治智慧是敢不敢改，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了。我们只有改革了，我们党内才会避免出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周永康。

　　八问：周案是否会公开审理?

　　像这种对于全党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有影响力的案子，肯定会通过公开审理来让党内党外乃至世界，都认识到我们是在依法办案、依法治国。如果审理不公开，其它的交代公开，别人会怀疑你的审理是否公正。

　　采访嘉宾简介：

　　李永忠，男，四川绵阳人，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制度反腐专家，国家行政学院兼职教授，长期潜心于党建、制度反腐等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