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岁尾上海外滩踩踏事件有可能酿造成十八大以来上海最严重的政治事件和官场危机。事件的演变确实诡异，事发数小时后习李最高批示毫无问责之意，上海的反应谨慎低调息事宁人，未料“头七”风云突变，上海籍的马凯副总理在京以罕有严厉的言辞直斥上海踩踏“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一下子挑破了中央态度的温情面纱，“问责上海”正式启动，全国讨沪之声不绝于耳，上海再次站在风口浪尖……一如80后、90后网民爱称上海为“魔都”，一个“魔”字，将黄浦滩的波诡云谲、变幻莫测统统一网打尽！
我理解上海的委屈和苦衷：论城市管理和治理，上海代表着中国的最高水平；上海的宜居环境(当然包括她的现代化水平、文明水位及舒适、安全系数)中国第一，哪个上海人不爱上海？！不是说她没有问题、没有瑕疵(下面我会专门论及)，而是说作为一个常住人口三千万的特大型城市，不允许任何小概率安全事件的发生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就好比要求煤炭大省杜绝一切煤矿安全事故一样是不切实际的。
我亦理解上海的尴尬和无奈，上海无小事，上海出事必是全球新闻，说“蝴蝶效应”也罢，说“名城困境”也罢，谁没有雨天没带伞的时候，谁没有内急慌不择厕时？
我无意为上海辩解，恰恰相反，我从一开始就坚决主张问责上海——36个外滩跨年把命跨没了的鲜活生命，将永远铭刻于上海编年史……严峻和困难的是，我们应该怎样问责上海？
坦率说，自上海甫一出事起，海内外各路高人就纷纷断句式预言这下该上海倒霉了，中央终可出手收拾上海了……这已不是什么政治秘密或内幕消息，而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一种普遍情绪和政治诉求。借用一个医学术语，这叫要求中央对上海官场作靶向性清除的政治问责。
我知道这种呼声已成当下问责上海的主流。水上惊涛，水下漩涡。何因使然？长话短说吧。要求政治问责的原因仍在政治。1976年抓捕四人帮后，上海被中央定性为四人帮的老巢和大本营，故多年遭到边缘化和冷遇，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人的生活窘境及其与南方开放省份的巨大反差是今日年轻一代沪人所难以想像的。
八九之后皇帝出浦江，风水轮流转，上海从弃子变王牌，出现补偿性报复性井喷式增长，上海亦成为盛产中央领导的政治温床和领袖摇篮，八九时江为上海书记，五大副书记是朱镕基、吴邦国、黄菊、杨堤、曾庆红，江做中央总书记后渐次把上海班子提升为中央班子，上述五大副书记除杨堤之外全部进入中常委一一此做法在我党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上海帮一说由此而来。可以说改开年代中国高层的小圈子政治亦即由此发韧。
小圈子政治破坏了我党原本良性的政治生态，抱团取暖式的政治共同体让权力失去监督和制约，效忠和派系成了官场最高级别的通行证，中国政治出现可怕的病变和异化，最终让我党失去了政治理想、让人民失去了对未来的信心和正面预期。
江卸任总书记后竟搞“核心终身制”，小圈子政治率由旧章、江规胡随，且愈演愈烈，又滋生出“团派”、“太子系”、“秘书帮”、“山西系”等，帮派政治永难避免倾轧和内讧，无论“西山会”最初是意欲PK“上海帮”也好，还是“石油系”最终变成“政法系”也好，其根源盖出于上海的帮派政治。帮派政治没有不腐败的，今日中国之官场巨腐与帮派政治丝丝相扣须臾不离。无怪乎今上多次警告党内严禁拉帮结伙，再加上中国领导人在区域经济发展选择上主要来源于个人出身和经历的“地域偏好”(先是广东、后是浦东，一会儿是天津，一会儿又是海西)，总的说，全党全国人民对上海有意见有不满有气，我想起九十年代中国足球联赛北京国安队从教练到队员的一句著名口号“打上海(申花)不用动员”……上海犯了众怒，上海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众矢之的”，老江难辞其咎，而与上海人民无关。
上海踩踏引来全国声讨，我以为深层原因还是在政治层面，在于对江系上海帮的不满以及要求今上收拾和清算上海帮。其实这种声浪和情绪由来已久、长时间持续，当年尉健行任中纪委书记时就曾厉声发问：上海的经济总量那么大，怎么会没有腐败大案？江时代“选择性反腐”，唯独上海没有高层腐败，全国人民差点就搞笑地把上海当作廉政特区了。
诡异的是，十八大至今，习王铁腕反腐依仍反不到上海，是上海确无老虎还是有虎不敢抓？全国人民都在这样想这样问，说上海无虎，人民不信，人民不服——可以说，这就是上海踩踏引发众怒的底色板和背景乐：上海在替老江背锅、在代他受过。老江老了，竟然老到昨日外滩踩踏死人、今日他会在海南亢奋亮相“到此一游”的地步，国人夫复何言？应该说，这就是今天上海问题的复杂性和棘手性所在！
明乎此，如果我们剔除上述充满复杂性和棘手性的政治问责，代之以就事论事、实事求是的本原问责，外滩踩踏还是留给我们巨大的反思空间。我无意重复现在议论比较多的诸如预判不准、出警不足、信息不畅、限流不够诸原因，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浅层原因，而且我不赞成只要一出事就拿警察当替罪羊的落后思维和做法(看看美国对警察的态度吧：纵使警察杀错黑人，甚至预估到一旦判警察无罪会引发各地黑人骚乱，仍坚持判定警察无罪；后有两名警察在骚乱中被枪杀，竟有数万人集会纽约，为他俩送行)，更何况，上海警方早在出事两个月前就基于安全因素断然否决了外滩跨年灯光秀的安排。我认为在依法问责政府管治责任的同时，有必要对上海的城市建设和发展规划作根本性反思。
八九之后中央打浦东牌，摆明有建设一个新上海之意，七年前我曾在中央媒体撰文批评上海历任领导“声东击西”，即借开发浦东之名行重点改造浦西之实，上海领导人(包括老江)总是摆脱不了“十里洋场”情结，我当时设问上海十几个市委常委，你们哪一位是把家安在浦东、住在浦东的？外滩是十里洋场的起点和老上海(浦西)的中心，为什么浦东开发已然25年、中央和各地投了那么多钱、一个现代化新城早就横空出世，可上海领导人仍迟迟不将上海城市中心移至浦东，仍留恋空间狭窄、根本不适宜作为公众大规模集聚地的外滩？试想今次若将跨年活动安排于浦东滨江，则踩踏悲剧应完全可以避免。我以为这恰是此次踩踏事故后上海市委市政府最应该、最值得反思之处。否则，“血的教训”仍会重复和继续。
我相信今上对上海洞若观火，今上背后的神秘44人智囊团(据说无一人是中委)让人屡屡拍案惊奇——让我们为中国、为上海祈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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