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 年3月，已经筹划十多年的、座落在北京木樨地军事博物馆边的军委办公大楼，也称“八一大楼”开工。这工程预算原计划是4.53亿元，1999年8月竣工， 但是建成后却超支了三个亿。对此，军委主席江泽民极为震怒，批示说：“我参与新中国建设已经是几十年，总是担心历史上常见的‘钓鱼’现象，因此，我作了三次批示，就是为了防患于未然，这件事究竟谁负责？是明知故犯，还是有不可克服的因素，才产生这种情况？总之，要严肃起来，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此，总后还成立了工程审计组，参加工程领导小组的总后副部长周友良、军委办公厅主任董良驹、副主任徐长友受到了行政和纪律处分，并不再担任军委办公楼工程领导小组的工作。
作为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部长的王守业，是工程领导小组的常务副组长，他应该的懂得这些“可预见”与“不可预见”的工程增加量，都是必须追加经费的超支因素。可他却把应当承担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反而说他“早有预见，可别人不听他的意见才造成超支”。
另外，既然他懂得这些超支因素，为什麽不在审计的时候站 出来说清楚呢？要说追查经费超支责任的话，王守业是最应该负全责，可他不仅没有责任，反而成了“正确代表”，岂非咄咄怪事。
在工程建筑前期一年多时间里，工程领导小组共召开过二十次会议，据查阅会议记录，王守业有一半以上的会议都没有参加。而且既不请假，也不在总后机关，连手机都不开，好像人间蒸发 了一样。后来才知道，这期间他正忙于轮流周旋应付于五六个情妇之间，享尽人间艳福，忙得不可开交，哪有心思顾得上军委办公大楼的工程呢？可在江泽民批示之后，他又有会必来，挖空心思，扩大事实，并写信诬告，称自己对预算有过不同意见、可别的领导听不进去的假象。结果，王守业不仅没有受到任何处分，还被作为 “正确代表”继续留任改组后的领导小组里面。这座位于北京木樨地军事博物馆边上的豪华大厦，不仅是王守业经济上的发财之地，而且还成了他政治上的发迹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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