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大陆的舆论热点，无疑是所谓周永康、薄熙来们誓言“大干一场”，也就是谋于密室的夺权图谋。
消息来自于一家周刊，它指控周永康有“六大罪状”，并绘声绘色地描述周曾在重庆与中央政治局前委员、重庆市委前书记薄熙来有过一次密谈。谈话主要内容据说是彻底否定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与实践，认为毛泽东晚年提出的关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的论述和实践依然是正确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需要调整。薄熙来说自己的已思考此问题很久，还引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句话作为回应。两人政治立场、价值观念一拍即合，于是表示要“大干一场”。
对于这种说法，绝大多数人都表示怀疑，主要根据是周、薄这样的人不必奢谈价值观、理念这类高大宏远的东西，他们只适宜计算经济收益、政治利害。我倒是觉得这未免低估了周、薄二氏。现在周、薄被当局梳妆打扮成贪污腐败分子，但贪污腐败分子就不能有高远的理想、理念和价值观吗？正因为政治理想远大，他们又深知道路曲折、行船风波里，不能没有钱，所以他们得通过多种途径“筹款”。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他们知行分离，理想远大但日常多行苟且。不管怎么说，毕竟不能埋没他们的共产主义信仰。
周薄密谈是完全可能的，密谈本身也无罪，在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政治”中，密谋与密谈其实是一项惯例，并且在国家制度、政治制度中得到系统化表达。周永康的“六大罪状”之二，就是他“泄密”。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动辄是秘密、机密甚至绝密，只让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掌握情况，人民不得与闻。谁要是将这些事项告诉别人，就是泄密，成顾违纪甚至违法犯罪行为。
社会上广为猜测的周氏泄密之一种可能性，是2012年2月6日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出走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周永康很快将此消息告诉了薄熙来。按理，薄是王立军的“班长”，王滞留美国总领馆，这种紧急情况必须得让薄熙来第一时间掌握。如果中共中央对薄保密，那只能说制度很有些变态。假设是周永康泄密给薄熙来，现在中共中央要追究周氏泄密责任，那真的是滑天下之大稽。
对于周薄密谋传言，有个网友写下这样一段评论：“文革是你们密谈出来的，改革也是你们密谈出来的。错误路线是你们密谈出来的，拨乱反正也是你们密谈出来的。对于公众而言，你们哪次谈话不是密谈啊？少拿‘密谈’这两个字煳弄。”这真的是一句“杀人不眨眼”的大实话。
中国共产党1921年于密室密船中建党，在长期的地下活动中养成了密谋的习惯与偏好。入党誓词和党章都要求党员“保守党的秘密”，在全世界1万多个政党中，这恐怕也是极为罕见的制度规范。在地下状态，党组织谋划于密室，也算是一件容易理解的事。但在中共建政后继续密谋，对人民保密，就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了。
但也很容易理解：如果说1949年以前中共习惯于密谋是不能见容于国民党当局，则1949年后中共继续密谋，乃因其路线、方针、政策不是脱离主流民意，就是在党内、在知识分子中有着强大的反对派。毛泽东公开声明“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他在骨子里自诩为“导师”，是先知，是天纵英明，是掌握真理的少数派，他一生都感到孤独和寂寞。党一定是觉得，自己的政策主张、人事安排都具有高瞻远瞩和高屋建瓴的特点，天机不可泄漏，所以需要保密。
我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密谋的产物，但毛泽东是不需要密谋的，他一贯主要“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主张“阳谋”。毛泽东反对密谋，是让大家的想法公开对他最有利。他惯用“阳谋”，但他的脑袋是中国最大最深奥的密室。
邓小平通过一系列密谋，搞掉了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又通过高层组织生活会搞掉了自己选定的接班人胡耀邦、赵紫阳，将权力棒交给江泽民。但到1992年初南巡时，他又组织了一次有军方领导人参加的小范围会议，扬言“谁不改革谁下台”，一方面也可以算是“公开”施压，另一方面也未必不会假言成真。所有这些小范围的“阳谋”，将人民排除在外，本质上就是密室政治。
政治内在地关乎每一个人，孙中山说：“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国家治理”概念，就更离不开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每一项政策的出台，都必须展开公开讨论，寻求最大限度的社会共识，特别是要排除一人一党的独断专行。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中共总书记的很多讲话居然还是秘密文件，仅供一定级别以上特别“公民”知道，把他们的思想统一起来，就开始“大干一场”。中国当代政治的这种密室特征，彰显其现代性、公共性的匮乏。套用毛泽东的一句话，中国的政治还是死人统治着。
一群密室谋划者指控另一帮人搞密室谋划，不管其中真假，岂不都是太搞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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