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邓小平一样，我会回来的”

　　对于《时代周报》驻华记者Angela Köckritz来说，一切就这样突然发生了。先是助手张淼被拘留，紧接着她自己遭受巨大压力。最终她决定逃离中国。

　　德国之声：您的助手张淼从被逮捕到现在已经过去3个多月了。现在您才决定把整个过程用文字形式详细地记录下来。为什么您等到现在才这样做？

　　Angela Köckritz: 实际上我们一直是按照中国人要求的那样去做的。我们给了他们时间在背后进行协商。但是这什么也没换来。所以现在我们决定把整个事件公布于众。

　　德国之声：您的助手张淼是在从香港返回北京后被捕的。她和您一起在香港报道了"占中"运动。现在中国官方对张淼的具体指控是什么呢？

　　Angela Köckritz: 煽动骚乱。最开始他们告诉我，张淼卷入了一场村民纷争。他们说，她辱骂警察、推搡警察。这种说法从一开始就让人生疑。官方到底对张淼做出怎样的指控，我们到现在都不清楚。我们从来没看到证据。"煽动骚乱"这样的罪名常常被官方用在打压政治异己的场合。这种罪名定罪的外延可以很广泛。

　　德国之声：目前张淼的情况怎么样？您最后一次联系到她是什么时候？

　　Angela Köckritz: 张淼的律师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去年12月25日。我们最后听到关于她的消息是说就目前所处的情况来看她还算过得去。据说她身心都受到折磨。不过具体她受到哪些折磨，这个我没法准确地说。我们没有可靠的信息了解到张淼现在究竟怎么样。

　　德国之声：您也被中国的安全机构叫去审问了很多次。您能讲述一下具体情况吗？

　　Angela Köckritz: 我一共被问询了4次。在这之后我就离开了中国。如果我不走，可能还会被叫去谈话。这种问询每次都持续数个小时。最长的一次持续了4个半小时。每一次都是新的面孔在审讯我。最开始遇到的是一些经验不太丰富的调查员，到了最后就是经验丰富的调查员了。他们用了很多花招，一直尝试攻破你的心理极限，目的就是让你紧张、害怕、在谈话中出错。他们在问询的过程中威胁我说我可能得不到下一年的工作签证。不过他们没有再威胁我有可能要承担其它什么负面的后果。但是再往后，他们暗示我，我是个间谍，我组织了香港的民主运动。

　　德国之声：有没有哪件事让您印象尤为深刻？

　　Angela Köckritz: 有两件事我永远也不会忘掉。在第三次审问当中，有个调查员特别喜欢用骑马做比喻。他跟我说，在骑手和马之间最重要的在于骑手必须在短时间之内迅速赢得马的信任。然后他问我是不是信任他。我回答说，我不是针对您个人，但是我的回答是"不"。然后他说，我的助手承认，是我组织了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我说，我不相信他说的话。

　　对我来说只有三种可能：要么是张淼被逼迫这么说的，要么就是张淼撒谎，再或者张淼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然后那位调查员又说，没准还有第四种可能。紧接着他冲着我大喊起来："你撒谎！你撒谎！你撒谎！"

　　第二个让我永远忘不了的事是，德国大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对我说，我可能最好应该去给自己找一个律师。因为如果我被捕了，大使馆除了抗议什么也做不了。当时我想，恐怕我尽快离开中国是最好的打算。

　　德国之声：中国国家安全部门请外国记者去谈话，这种事好像已经习以为常了。不过对您采取这种程度的压力，这似乎达到了一种新高度。您所经历的可以说是首例吗？

　　Angela Köckritz: 对我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经历。所以我也特意询问了一些很有经验的外国记者，也包括外国驻华记者协会的成员。阿拉伯世界茉莉花革命爆发之后，有一些驻华记者受到传唤，他们被告知工作签证不会被延长了。同行中大部分人都因为采访调查工作和地方公安机关有过摩擦。但是达到我这次所经历的这种程度的事，以前还从未发生过。没人能想起来以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

　　德国之声：您的助手现在仍然被拘押着，您怎样来对待处理这件事？

　　Angela Köckritz: 这所有的一切刚刚发生的时候，我试着克制着自己内心的情感。那时候我只有一个念头，不管怎样要把张淼弄出来。这种想法牢牢地控制住我的大脑和感情。在我写下整段经历的时候，我觉得心痛无比，因为随着对事件的回忆很多感情一下子爆发出来。写作往往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所以这一篇文章可能也是到现在为止对我来说最难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难写也是因为我和张淼是非常好的朋友。

　　德国之声：您现在已经回到德国。在职业上您有什么打算？

　　Angela Köckritz: 这个我现在还不太清楚。我想先写完手头的一本书。然后再考虑其它的。

　　德国之声：您能想象以后重新回到中国工作吗？

　　Angela Köckritz: 当然了！我和邓小平一样。我会回来的。

　　Angela Köckritz作为《时代周刊》驻华记者在北京生活了很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