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俊山送徐才厚4000多万 求保护

　　当晚，龙向阳的哥哥县发改局副局长龙智雄在接受调查谈话时，让龙向阳送来相关资料。龙向阳携带资料到达后，因不满办案人员查其银行资金账户，据称，龙十分嚣张，甚至威胁多名纪委干部“把你们从窗户丢下去!”

　　有人说，龙向阳当晚喝了酒。但无论是否酒后，官员一旦面临调查时，其本人和家人，都难免恐慌难安，不甘“坐以待毙”、束手就缚，难免要“挣上一挣”。这期间百态，既让人侧目，也让人深感反腐败形势之“严峻”。

　　对办案人员威吓收买

　　像龙向阳这种，对纪委办案人员的直接威胁，现实中并不鲜见。

　　中央纪委原常委祁培文曾在接受央视采访时介绍，巡视组在地方还曾收到恐吓信，被威胁，“玩一玩回去吧，要是不回去，没有好下场”。

　　当然，这种直接针对办案人员的威胁，无异于螳臂挡车。据多名办案人员对廉政瞭望记者称，相比参与的办案量，威胁恐吓的情况并不算多，而且往往是以匿名电话的形式出现。

　　有些贪腐官员，嗅到将被调查的风声时，则近似于耍赖式地威胁。某市人大一名官员身患绝症，据知情人透露，这名官员被调查前曾放话，如果自己被查，将一死了之。但最终还是被纪检机关“两规”。

　　不过，也有极个别被调查对象“图穷匕现”。

　　江苏新沂两兄弟一为村支书，一为某单位干部，因多次被实名举报，二人的父亲雇凶将举报人夫妇杀害。

　　相对那些对抗性强的威胁、报复，收买办案人员的做法更为隐秘，更为常见。今年5月，中央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魏健接受调查，被普遍认为曾给所联系省市腐败官员通风报信。

　　据《大河报》报道，原郑州市检察院纪检组组长、原郑州市中原区检察院检察长胡志忠在被“两规”期间，贿赂借调办案人员帮助串供，还收买了数名陪护人员。

　　狱外的落马官员家属也会四处活动，为了捞人，不乏“病急乱投医”，找关系却被骗钱一类新闻，并不少见。多年前，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就曾因试图“收买中纪委”而上当受骗。

　　如今，纪检监察系统成立了“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用“纪委中的纪委”严查自己人，防止灯下黑。

　　与关系网订盟求援

　　落马贪官往往不是“单打独斗”。在过去权力与利益结合的关系网上，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

　　因此，求助“上线”更高级别的官员，是一些落马官员最寄希望的稻草。

　　据媒体报道，谷俊山被正式宣布调查前，尽管自知大势已去，但仍欲作最后一搏，多次送给徐才厚贿金，共计达4000多万元。

　　但谷“进去”后，被挖出的问题越来越多。谷也越来越感觉到，“没人能像承诺的那样保自己，开始如实交代问题，包括几次行贿徐才厚上千万元的情况”，牵出了徐才厚。

　　更为常见的则是各方利益关系人订立攻守同盟。

　　9月26日下午，中央纪委官网公布中央网信办副局级干部高剑云违法违纪问题时，首次提到，“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对抗组织调查”。高剑云被“双开”，移交司法。

　　不久后，陕西渭南市纪委的通报中，出现了同样的措词。韩城市国土局原局长徐建龙，“在接受组织调查期间，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对抗组织调查”。

　　以上两例“订立攻守同盟”通报，没有披露具体情节。但从以往披露过的案情中，可窥一二。

　　“湖南永州市委副书记唐长久案发前，与情妇订立了很长时间的攻守同盟，两人心理防线非常坚固，唐态度傲慢，甚至公然利诱试图策反办案干警。”办案人员设计先突破了唐的情妇，才最终摧毁了唐长久的心理防线。

　　有些结盟，让人哭笑不得。

　　据报道，河南正阳县原县委书记赵兴华落马后供述，他放在县委住处内的100多万现金被偷走，但在关于该小偷的案卷中，却显示县委书记被偷的金额是6040元。

　　原来，当初赵兴华利用掌握的刑警队长朱玉东当年行贿买官的事情要挟，逼其篡改小偷口供，朱玉东还与小偷做了串供。

　　关系网被一些落马官员当作“金钟罩”，但也可能成为调查中最易用于抽丝剥茧的线头。因此，有些官员出事之初，首先想到的是消除自己的关系网痕迹。

　　据财新报道，李春城见到纪检人员的第一反应是要求上厕所，并试图抠出一张手机卡扔掉。

　　不过，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关系网成员的活跃度大大降低。

　　采访中，多地纪委干部对记者反映，以往办案中经常接到的打招呼等阻力，近两年来明显减少，他们认为，“当下的反腐决心和形势，让一些人不敢轻易出面说情”。

　　向公众真假喊“冤”

　　自称得罪了人，是一些官员落马时常用的一个说辞。

　　如马超群的家人就称，马超群被查系受到现任秦皇岛市城管局局长马壮的报复：“我儿子听说马壮贪污了100万，准备去举报，结果还没举报，就被马壮报复了。”

　　这一说辞目前尚未有任何回应，但无论如何，也无助于洗白马家被查抄的那上亿资产。

　　11月12日，河南省政协原副秘书长王铁牛被控受贿案二审开庭。控辩双方就“收礼金入罪”问题展开激辩，同时王铁牛称自己得罪了领导，被打击报复，并指出了具体事件。

　　这些落马官员声称的被报复，通常指向其上级领导。

　　江西省落马的新余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周建华及其前妻，持续举报曾任江西省委书记的苏荣，就是一例。尽管无法确知苏荣的落马与周家的举报是否有关，但足以让舆论感慨，有些落马官员的“反报复”，也许并非空口白话。

　　上述市纪委副书记认为，造成这种落马官员喊冤而不愿服罪的原因是多面的。一方面其中多数落马官员自身贪腐事件确实存在；一方面因官场关系确实复杂，个别贪腐案件，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背后有可能涉及一些利益、权力之争。落马官员往往掌握了其他官员的违纪违法信息。他透露，在这种情况下，“举报领导”还可能成为落马官员的减刑利器之一。

　　2012年，广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两名官员李伟强和李斌落马后，纷纷举报上级，希望立功。其中李伟强即系李斌举报落马。

　　更有官员初遭调查时，甚至不惜放话，请组织调查，还自己清白。而事实证明往往是贼喊捉贼。

　　2013年11月12日，网贴热传“东莞镇街官员林伟忠身家20亿”，并列举了林伟忠8大问题。

　　针对网络举报，林伟忠通过前同事向媒体透露，自己曾在厚街领导班子成员会议上，主动提出希望纪委展开调查，以还自己一个清白。

　　“不幸”的是，半个多月后，林伟忠即被公布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

　　有人认为，贪官博关注的动机或许是为了扭转舆论一边倒的讨伐之声、甚至扰乱调查。

　　但任贪官使出何种伎俩，正如环球时报近日评论称，位高权重的贪官们一旦落马都不堪一击。这也是贪官末路挣扎的最后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