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有大陆媒体爆料称，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央有意“深度调整”国资委相关机构和人员，其幅度、深度、难度之大，不亚于国企改革。国资委的改革消息引发了政治观察认识的多重讨论，然而在这些对改革方案的预测背后，更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与王岐山在此次改革中展现出的高效配合新模式，使反腐不仅像之前那样成为改革的铺路石，而是更进一步的，改革也成为反腐迈入治本阶段的发令枪，并且这种相互作用不再铺陈经年，而是仅仅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便显山露水，被这个高效的新组合拳吃掉的第一个螃蟹就是国资委。
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多项改革措施全面铺开，如今在经济领域，国资委成为改革要搬掉的一大发展绊脚石。政治评论人士分析，拥有近30个司局，300多个处室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在过去十多年来为解决国有资产“九龙治水”、对国有企业脱贫改制贡献不小，但随着国企发展导致的国资委工作重点的变化，使其现在已成为饱受诟病的国企经营障碍。在国企仍是中央推动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重中之重时，国资委的改革必然成为当务之急。
面对这一改革难点，首先出击的是王岐山。2014年12月16日，监察部副部长郝明金做客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在线访谈，透露了中纪委新调整——调整之后的中纪委新五室被用于专职负责国资委和54家央企，不再联系其他中央国家机关，也不再参加其他仪式协调机构和一系列的整治检查活动。众所周知，在过去两年的时间内，中纪委在中国的反腐浪潮中取得了极为不俗的成绩，在其“反腐铁腕”之下，“官不聊生”的“哀嚎”成为中国贪官的主题曲。而监察部副部长透露的这一新调整无疑不在表明，强势的中纪委下一步要向国资委及其治下的诸多央企集火，这一举动的震慑力可想而知。
在这一高压态势下，国资委为自身的改革开出了三个方子：一是真正回归“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角色；二是借此轮改革的反腐之势，强化监事会对国企领导班子的监督职能，成为类似银监会的外部监管机构；三是走类似中央汇金公司的国有独资投资公司路径，从管资产变为管资本。
这三个方子不是三选一，而是三箭齐发，不论是哪一个方子想要实现都不容易。因此，国资委的改革需要的是顶层设计，而财政部相关负责人透露，其方案已经摆上了最高决策层的案头。去年以来，国资委曾大力推进简政放权，然而事实的效果是，虽然国资委不断被要求取消和下放审批权限，但在实际操作上并未体现出明显变化，不在审批范围之列的旧文件依然一批批上报。分析人士指出，这种现象表明国资委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因此，在此次国资委、国企混改的顶层设计中无不体现着对“深水区”的触碰：一方面对国资委的职能做出“回归股东角色”的要求，另一方面对国企明确“国企高管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流失的，将追究刑事责任”。
在反腐的威慑为国资委改革铺路的同时，国资委的改革对遏制腐败也将产生在“治本”层面的反馈。一方面，国资委多年来审批范围悄然膨胀，早已不在白纸黑字之中。不久前就有部门在审批某国企2015年战略规划时远远超出了规定的权责范围。国资委权力的违规膨胀为寻租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从而滋生了自身的腐败。另一方面，国资委对国企腐败的监管能力却在下降，国资委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国表示，国资委长期被庞杂的细节工作束缚，而对真正的关键性问题，例如国企资源浪费、国企领导腐败等问题却几近失声。由此可见，只有当国资委的改革解决以上两个方面的问题之后，国资委和国企的反腐才算完成“治本”。
国资委这第一只螃蟹被吃掉之后，习王这套改革与反腐的新组合拳若多出开花，那么2015年的反腐与改革无疑将站上比2014年更高的浪头，大大超出人们原来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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