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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3日,广东省公安厅新闻发布会消息,东莞涉黄问题已得到较为彻底整治,曾为涉毒重镇的惠州惠东也已摘掉涉毒重点地区“帽子”。
“地下服务”涨价
“才下班,丈夫在,今天不接生意。”1月26日傍晚7点左右,小王给张明成回了个电话。
4年前,小王从四川南充来,住在东莞寮夏市场一带,在工厂工作一个月只有两千多元。去年扫黄之后,路边“地下服务”行情反而涨价,她瞒着丈夫偶尔接一两单生意,赚赚外快。
她的客人就从平日麻将桌上的牌友开始,逐渐被介绍给了张明成。
“现在打得严,原先只要二三十元/小时,现在都要一百元以上/小时。”张明成在路边停下电摩,在上衣内侧的口袋里摸出钱包,从卡格里扯出一张纸片,又从夹层拿出一个牙签包装纸,上面都有号码,而没姓名。最终,他决定打后一个电话。
张明成每次找她都是用这种方式,联系上了约到自己家里。他一个月会玩儿上一两次,也在跑摩托的时候帮忙介绍客人。“ 现在,举报一个5000元,她们白天都不会现身的。”
这属于私人散做,还有“专业”的,隐藏在街头巷尾的楼房里。接客时间一般都在19点以后。
1月26日当天,在厚街镇工业街一家理发店后,经过两栋房子之间的过道时,可以看到一家住宿店,老板登记客人身份证后,按客人要求安排姑娘所在的房间。
厚街镇的地下服务比主城区丰富。
“酒店也有,就是和一些服务员联系,好的也五百上千。”张明成介绍,但是现在都不敢这么明目张胆,所以路边服务行情好一些。
厉行扫黄一年,酒店业显然成了“受伤”最重的重灾区。
1月25日晚八点半,东莞东城区金月湾广场原先最热闹地段只有屈指可数的私家车停放在街边,曾经东莞最著名的盛世歌朝一片漆黑,从门厅内到门前,一片狼藉,全是亟待甩卖的家具,一个豪华的长沙发两三百元,一盏台灯一百元。
“早四五年拉了客人,听说四个人几小时消费五万元。”东莞司机陈启明告诉重庆青年报记者,“ 在东莞是最高的消费。”
这家在2008年由1000万元注册的聚集无数官员和富豪的夜总会在去年11月下旬正式倒闭,甚至在网上百度百科链接也已经消失。
从去年2月到6月,61家娱乐服务场所被取缔,10家娱乐场所被吊销证照。东莞证照齐全的桑拿有198间,歌舞娱乐场所有581间,沐足场所有832间,全部停业整治,验收合格才能恢复营业。
就在盛世歌朝旁的MG时尚酒吧,禁止黄赌毒的警示牌赫然醒目。工作人员计晓辉称,“ 你在8点以后看看门口的情况就知道生意情况了”。
在门口的VIP停车位上只有两辆私家车,始终不见客人来。而这一条街道有几家商铺都处于招租中,原先一家烘焙店因招架不住3万元/月的租金而关门,现在175平米的门面正在四处招租。
截至2014年9月17日的消息称,娱乐场所验收合格复业的,桑拿场所41间,歌舞娱乐场所478间,沐足场所652间。而在此后,当地再没有公布过扫黄数字。
据了解,东莞南城五星级酒店康迪和凯利酒店等多家酒店改为量贩式KTV,酒吧街的酒吧多改为饭店。
据之前报道,鼎盛时期,东莞色情业每年产生的经济效益一度高达500亿元,相当于当地一年GDP的1/7。
厉行扫黄一年,在传统外贸加工行业本就不景气的经济大环境下,少了珠三角流动人口带来的人气,东莞似乎平添了一丝萧瑟。
失落的“双转移”
从东莞坐车到此次扫黄的重灾区厚街镇,这个“世界鞋业之都”的鞋业广告和工业沙尘一样铺天盖地。
“2014年赚得少,因为都没什么人了……”河南人张明成来东莞十几年了,在朋友的鞋厂做销售,前几年每个月可以稳赚一两万元,去年至今基本就在一万元以内。
“我朋友前几年年收入两三百万元,去年开始不行了,上个百万就不错了。”张明成说。
统计数字中的东莞1000多万人口,绝大多数都是外来务工人员。截至2013年末的数据,常住人口831.66万,其中城镇常住人口738.10万,而真正拥有东莞市户籍的人口只有188.93万。
1月26日,位于厚街三屯工业区的老鞋厂琪胜鞋业门口,柏纷鞋业工厂店正在搞促销活动,这是琪胜的工业旅游转型方式,让游客参观,再打出品牌。
这场促销从去年11月进行到过年之前,除了皮鞋之外,还延伸到包、箱等各种产品,价格均在专卖店售价的1/4左右。
“因为现在卖不出去,才这样甩。”张明成解释道。
琪胜占地面积5万平方米,拥有近1700名员工,隶属于香港海富(国际)有限公司,原先以生产高档男装绅士鞋、休闲鞋、女式时装真皮鞋为主导产品,一度从外贸转向了内销。
2012年,厚街召开民营企业转型升级工作会议,出台《关于促进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安排了1亿元专项资金推动民营经济转型升级。
去年,厚街镇以“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方式,在6月启动“工业旅游”项目。第一批吃螃蟹的琪胜去年销售额增至3000多万元。
“鞋业虽然是垮不了的行业,但是内地鞋厂逐渐多了之后,厚街的生意会失去优势。”东莞屹立印刷有限公司总经理肖功俊认为。
“东莞一直比较落后,发展基本是靠邻近深圳等地缘优势。”张明成站在灰尘漫天的厚街街道上,为自己闲下来的时间找 打 发 的 事 儿。“现在都没有生意,只有周末才有人买鞋。”
东莞在1985年被列为珠江三角 洲 经 济 开 发区,才 撤 县 设 县级市。1988年升为 地 级 市,成 了崛 起 的“广 东 四小虎”之一,还是全国四个不设市辖区的地级市之一。2008年金融危机就遭过重创。
“现在的情况可以说比2008年还要严峻一些。”肖功俊称,“2008年提出‘双转移’是因为当时有过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那年之后就基本没有再提过这个政策。”
高新区GDP“副班长”
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过后,东莞以外贸为主导的传统经济模式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尤其到了2009年,东莞市的GDP增速骤降至5.3%。
2009年至2011年,东莞GDP增长率连续3年在广东省排名垫底,2012年数据也仍显惨淡,排名倒数第二。
虽然,20世纪80年代的东莞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产业集群,以电子加工业为例,鼠标、键盘、显示器全部在同一工业区内,可以提供一条龙式的配套服务。
为了方便企业进驻,东莞政府曾一度特设了“来料加工办”,以更好地与企业对接。在这种行政审批制度和服务环境下,不少制造业落户东莞,甚至有台湾、日本、欧美的企业。
据东莞市统计局统计显示,2002年至2004年,东莞市连续3年GDP增 长 率 超20%,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连续多年增长率都在18%以上。
但在东莞市2002年的政府报告中,就提到经济结构正处在优化转型的关键时期。“资金和技术密集的高新技术产业不多,现代服务业还很薄弱,民 营 经 济 综 合 实 力 不 强,对外资依赖程度过高等,经济结构的优化转型非常迫切。”
该报告还明确提出了要完成松山湖科技产业园首期开发工程,并表示,松山湖是未来东莞的经济科技中心。
然而,一直发展到2012年,在东莞其他镇区的GDP都达到300亿元时,松山湖的GDP始终未超过200亿元,与广州高新区相差1061.7亿元,甚至在东莞市的排名都是最后一位。
重庆青年报记者在松山湖管委会办公室了解到其在2014年9月制定的“赶超战略”。其中指出了招商引资陷入困境的问题所在——“外资”仅来源于港台,跨国企业占比低;并且,政府独干,难适应发展形势。
“固定资产投资下滑,工业增加率、单位土地产值不高,部分规上企业经营状况不佳,尤其是创新能力和辐射带动作用没有发挥出来。”这是园区刚刚整理出的年度总结。
“产业升级后,20多个产业园没有什么起色。”肖功俊了解到,“ 比如政府拿钱扶持松山湖产业园,但是其依然空置率高。”
重庆青年报记者在松山湖管委会的总结中看见,其购地项目中确实仍有38个项目、56宗土地未动工建设,土地效益没发挥。
一名当地政府官员表示,去年扫黄之后没有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其他产业起色不明显,但政府财政收入还是有比较大的增长,就是靠对企业查税、补税。
“世界工厂”的明天
1月26日,东莞市政府在当地两会召开前发布了一号文《关于实施“东莞制造2025”战略的意见》,坚定制造业强市发展方向,打造国际制造名城。
其中提到,工业总产值由现在的1万亿元向2万亿元跨越,拥有5个千亿元产业集群、25家以上百亿元企业,稳居全国制造业城市第一梯队。
“现在的发展形势不一样了,深圳、广州的企业转移到东莞之后,地价、租金和劳动力工资都太高了。”在大朗镇做印务的肖功俊深有体会。
要说东莞“三来一补”的经济模式,得追溯到1978年,港商在东莞虎门镇创办的全国第一家对外来料加工厂——太平手袋厂。
港商的投资开动了东莞前进的马达,随后深圳的转型则让东莞借势扶摇直上。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深圳早先开始产业转型升级,因此部分加工业流向了紧邻深圳的东莞。
在东莞从农业向工业转变的过程中,大量依靠外来的企业力量,本土的民营经济一直不是很强。很多企业都只是在东莞建立一个研发或生产基地,总部大多不在东莞,像深圳的华为、酷派等就是如此。
肖功俊分析,“ 原先东莞相比深圳具有土地优势,地租便宜,劳动力价格也低廉,对于打工者来说租房也适宜,所以大量流动人口涌入”。
国务院政策研究中心专家何学彦认为,“ 东莞问题是全国经济转型的缩影,深圳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但是地缘优势是东莞无法相比的,东莞毕竟属于深圳的辐射范围”。
相比深圳,东莞的品牌如大朗毛织、虎门服装、厚街家具等产业集群,以及搜于特、都市丽人等,始终逊色。
相对于广州、深圳而言,东莞吸引力还是明显不足,其他一些传统工业区内人才缺口更是严重。
另外,东莞在吸引大批外资企业和“新莞人”进驻的过程中,以提供土地作为置换条件。这一政策让东莞提早享受了发展的红利,也过早地透支了其土地资源。
据悉,2012年东莞曾签约引进了一大批项目,但由于受土地、资金、环评等因素制约,很多项目尚未真正落地,引进的重大项目中有34个都存在地指标缺口。
此外,东莞缺失集中性的采购区域,在东莞市区中心,没有一个成规模的集中性交易展示平台,整个东莞也没有所谓的一个标准意义的城市中心。
何学彦认为,过去,需求结构中投资高达30%,现在基础设施总体投资下降,消费需求相应下降,必然需要转换经济增长的台阶,“我估计,到2017年增速甚至会降到7%以下。在2020年左右,新的代替产业进入一个常态,回到7%以上”。
“东莞至少要三四年才会缓过来。”何学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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