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坛从来不缺谣言。随着昔日的政坛明星、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中纪委调查，对仇和有知遇之恩的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再次躺枪，谣言滚滚而来。根据中国境外的中文媒体称，“仇和被调查涉及周永康、令计划和李源潮，尤其是李源潮更是仇和的仕途恩公……”。然而，多维新闻获得的信息证实，不仅仇和落马根本与李源潮无关，很多中国境外媒体发出的关于李源潮的传言都缺乏事实支持，甚至直接被证伪。
比如，2014年底令计划落马时，有传言称李源潮家人在东京有豪华别墅，一时震惊海内外，结果经中纪委派人实地核查后，发现纯属子虚乌有的谣言，十八大前夕，因为李源潮是常委的热门人选，也曾受到各方关注乃至负面消息满天飞。而十八大之前，无论是大陆媒体，还是坊间，抑或中国境外媒体，都很少有关于李源潮的贪腐说辞，可是临到十八大的时候各种谣言突然竞相冒出，其中含义熟知中国政情的媒体和观察人士都不言自明。
一般来说，最了解一个人的为人的莫过于他的亲友。在李源潮昔日的大学同学看来，“源潮从不谋私循私，恰恰相反，他骨子里充溢的对党的无比忠诚和驯服听话”，而了解李源潮的人认为这是他能够从中共庞大的官僚队伍中脱颖而出，并赢得胡锦涛和当时中共其他领导人信任，能先后出任江苏省委书记和中组部部长的重要原因，毕竟根据江泽民时期定下的政治规矩，组织部长只对总书记一人负责。换言之，身为中组部部长的李源潮必须对胡锦涛负责，并贯彻胡锦涛在人事方面的安排。现在，不管是刚刚落马的仇和，还是之前落马的南京市长季建业，都引来外界对李源潮用人不察的批评，甚至将他们的落马视为反腐指向李源潮的信号，真相真的如此吗？
正如大陆媒体普遍报道的那样，仇和落马主要在于他在云南的大拆大建过程中与浙江商人刘卫高相勾结。在江苏省任职期间，仇和是当时中国政坛的明星，以他的铁腕、雷厉风行的个性为世人熟知，政绩突出，因此获得当时主政江苏的李源潮的赏识和重用，实属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至于后来他去了云南犯事以至于沦为阶下囚，已与李源潮无关。
熟悉中共政治的人都知道，李源潮虽然掌握着中共的人事大权，但有些事情不是他个人能够决定的。令计划落马后，曝出他曾通过“西山会”卖官，足见中共内部官员升迁是存在很多暗箱操作。问题是，由于胡锦涛不喜言不善言、性格内敛以及体质平平无法连夜工作，使得他关于党和国家的指示、想法多由有工作狂之称的原中办主任令计划负责传达和执行。而令计划很有可能假传胡锦涛对于人事问题的指示，比如消息人士透露，“2012年1月，就在重庆出事之前，令计划还电告薄熙来对于重庆模式涛哥（胡锦涛）全力支持，3月两会胡锦涛将亲临重庆代表团发表支持簿的讲话……直到今日都无人能说得清楚令这番话究竟是假传还是真传圣旨”。而在复杂的官场中，负责人事的李源潮又可不能直接向胡本人核实，只能执行令的说法。胡锦涛时期，坊间有“胡家天下令家党”的说法，令计划在胡锦涛一人之下的同时，党羽众多，李源潮在人事任免问题上难免受制于令计划。
也许从结果导向来看，曾任中组部部长的李源潮确实有“用人不察”的地方，但是客观而言，我们也得承认李源潮身处其中有诸多无奈。就如今日中共官场屡禁不止的腐败现象，归根结底在于制度不健全，想要作为体制内的中组部超越体制独善其身显然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李源潮的同学及其朋友均认为，李是一个能力突出且富有政治操守的中共官员，有很强的定力和意志力。而此前也有接近中共高层的消息人士向多维新闻透露，“即便是在投诉、检举官员信息密集的中纪委，也未曾收到过有关李源潮涉腐等投诉。”外媒也曾评价李源潮务实、能力高、性格温厚。在中共内部更多的说法是，李源潮只想着低调“干事儿”，他不愿意过多地抛头露面，他对家人的约束也非常严格，而上述消息人士也曾说过，“其实李源潮的家人本身也很低调内敛，自我约束能力很强。”在中外媒体的各种报道中，几乎没有李源潮家人的任何相关报道。曾与李源潮有过深入接触的校友、复旦大学1979级的杨鲁军曾如此形容李源潮：“源潮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他是高干子弟，但你从他身上找不到一丁点儿的纨绔气息，他继承的是父辈对党国的赤胆忠诚和理想主义精神，他思想深邃智慧超群，不光学业优秀（据说苏步青校长对他的数理逻辑能力十分欣赏），更表现为他对改革开放对新科技革命的锐敏探索和精辟解析（他曾组织跨系读书会），以及对新时期共青团工作的精心思考和丰富实践……他是个极其自律的人，正派、厚道、严谨、刻苦。”在复旦大学读书时期的李源潮更喜欢学术研究，毕业后曾留校分配在管理系做教师，只是后来因为“上面的人”看中才走上仕途。“多年来我深知源潮是个极正直、极磊落、极谨慎、极为正能量的人，极少听到有关他的负面传闻。”正是因为对李源潮的印象非常之好，所以对于海外突然爆出所谓李源潮贪腐丑闻杨鲁军“吃惊不小”，根本难以接受。
胡锦涛和习近平等曾说过中共的腐败已经到了要“亡党亡国”的程度，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不仅曾作为中组部部长的李源潮无法避免，就算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也无法在不重构体制的前提下去杜绝腐败，更何况中国的腐败现象背后还有时代的原因。根据中外历史规律，当一个国家处于转型时期，腐败肯定就趁机抬头难以避免。近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旗帜下的中国正从一个旧的体系向一个新的体系转型，腐败在体制的漏洞中趁机猖獗。同时，两千多年以来专制统治导致中国人的法治观念和公民意识缺乏，以及现今政治制度的不健全和政府运作不透明，使得腐败愈演愈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若想彻底根治腐败顽疾、减少用人不察的情况，就必须寻找更深层次原因，而不是简单归咎为某个组织某个人的责任。而且在李源潮执掌中组部期间，确实有很多能吏获得更多的机会并得到快速的提升，这恰是李源潮努力为中共组织选拔人才的实际体现。虽然有官员多年后被反腐风暴击落，但就如不能因为千里马失足归咎于伯乐，外界也不能因此就将一切责任归咎到李源潮头上。 (方远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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