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帮根本算不上帮 太子党也不成党

　　两会闭幕当天，被现任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一手提拔的明星官员仇和意外落马，使得外界将目光重新汇聚到至今动荡不安的江苏官场，甚至纷纷揣测所谓的“团派”李源潮的祸福。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所谓“江苏帮”之称谓本身即是一个伪概念，否则江苏官场接连落马的季建业和杨卫泽不会

　　江苏帮还是“团派”？

　　从季建业、杨卫泽到南京市委常委冯亚军、原江苏副省长仇和，江苏近年遭遇官场强震，所谓的“江苏帮”俨然成为一时热词。坦白讲，地方本土官场打破了中共早期的用人“五湖四海”原则，在之前的曝光中，山西、四川、广东乃至上海皆有前例。然而，所谓“江苏帮”是否成为一个派系却仍有待观察。

　　此外，上述官场震动还让曾任中组部部长、掌控人事大权的李源潮成为目光焦点。早前一系列具有共青团经历的官员被查，阻击同样具有共青团经历的李源潮、围堵团派的传言不胫而走。且不论李源潮有无明显的派系色彩，单是团派这一标签便颇值得商榷。

　　在中国官场的人事变革中，由胡耀邦时期开始的所谓“团派”被广泛关注，最近的一次应属十八大前后，李克强正式执掌国家总理一职，原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升任国家副主席、湖南省省委书记周强成为最高法院院长、原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成为国务院副总理，一大批团系统出身的官员荣升“副国级”乃至“正国级”，“团派”顺势上位之说纷起。

　　不过同样需要看到，和西方的公务员不同，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职业革命家，其将革命视为终身的事业。在革命时期，很多知识青年奔赴延安，刚出校门就走向革命。到了执政党时期，中共大小官员，既是公务员，又是政治家。为了搞工业建设，一大批有理工科背景的人被提拔到关键位置。目前，社会转型矛盾迭起的时候，有管理学、经济学等背景的官员正在走向前台。

　　而所谓“团”，是指中国的共青团组织，其从成立之初，就是中共党员的预备队，吸收优秀青年，给共产党输送干部人选。目前中共的各级官员年轻时几乎100%都曾经是共青团员，而且曾经做过共青团干部者多为青年才俊，日后在仕途上亦较易出头。共青团既然被定性为“共产主义接班人”，有共青团背景的官员走上中共政坛高层，只不过代表中共党内干部年轻化的自然趋势，而非派系使然。

　　此外，因为是中共的附属组织，共青团不是一个有独立宗旨的团体，而要听命于各级党委。如文革后期的团中央第一书记韩英，就是当时党主席华国锋钦点的，邓小平掌权不久，就以自己物色的王兆国取而代之。共青团也不是一个垂直的体系，各省市的团委书记，均由各省市党委任命领导，地方团委与团中央的关系远不如与同级党委关系密切。由此可见，将团派作为中共政坛一个派系来看，严格来说比较牵强附会。

　　“太子党”不成党

　　同理，回顾中共建国后的历史，从改革时期邓小平和陈云共同执政的“双峰政治”时代开始，海外和坊间渐渐将中国政坛划分为“太子党”、“团派”和“上海帮”三大派系。尤其是在十八大期间，中共常委产生由九变七的重大变化，七人的出身成为海内外观察者热议的话题。习近平为习仲勋之子；俞正声的父母更是中共开国元勋，都曾担任省部级高官；而王岐山则是中国前副总理姚依林的女婿。因此所谓“太子党把持中央，团派主管地方”的说法开始盛行。

　　在中西方政治和文化的对抗中，中国由于一党专制体制的存在，“太子党”更多的时候被视为是一种贬义词，他们被世人指责更容易从权利寻租中得到巨大利益。其中一些人利用裙带关系在不健全的市场环境下狂收暴敛，造成相当的社会负面影响。但如果反向看，也正是由于出身和身份，逼迫着他们中的另一些人更加勤奋，同时也更能招来众人苛刻的眼光。应当承认，“太子党”之中不乏能人和强人，也经历了不少磨练和政治冲击，中共现任总书记习近平就是最好的代表。

　　但有分析指出，“太子党”只是一个对官员家庭背景的泛称，他们从来就不是一个紧密的政治联盟，他们没有统一的政治纲领和主张，而且中共元老子女彼此之间的政见并不见得一致，派系凝聚力并不强，官员晋升途径等也没有什么鲜明特色。陈小鲁曾说自己很少参加红二代聚会，而孔丹和秦晓也曾被曝道不同不相为谋。

　　“上海帮”告别政坛

　　事实上，相对于“太子党”不成党，“团派”不成派的事实，如果说非要找出派系的案例，那么在过去，影响中国最深、民间非议最大、今日被打击最重的，则是“同乡变同党”、“同僚变同党”的地方派系，譬如所谓的上海帮。

　　“上海帮”开始显于人前主要是1989年之后，一大批上海出身的官员如吴邦国、曾庆红、黄菊等陆续进入中国政治的权力中心，开始在江泽民的带领下，成为政坛上一股重要势力。随后，又有大量仕途起步于上海的官员进入政治局和常委，使其达到一个巅峰。

　　然而，以十八大为节点，大势发生了改变。首先就是伴随着习近平的上台和胡锦涛的裸退，江泽民维持了十年的“老人干政”情况结束；随后是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回良玉和曾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刘琪卸任；接着，另外两名被认为是“上海帮”重要人物的十六届政治局常委曾庆红和十七届政治局常委贺国强，双双陷入负面传闻。更为重要的是在2014年，十七届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和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被宣布立案调查，这两名在“上海帮”主政时期快速崛起的官员落马，被外界形容为“上海帮元气大伤”。再加上曾在2002年提出“特别动议”，建议江泽民续任中央军委主席的中央军委前副主席张万年在2015年1月4日去世；曾追随江泽民数十年的贾廷安被王守业案牵扯，整个“上海帮”已溃不成军。

　　直至2015年2月27日，深改组会议，上海高层作为唯一的地方省区领导出席，推行规范领导干部亲属经商办企业试验。尽管上海市委书记韩正随后剖白，这是上海主动请缨，体现中央信任，但个中因由令人浮想联翩。对此，更多的人认为，这一 “投诚”之举是“上海帮”色彩浓厚的韩正向习近平“低头”表忠心，证明了一个地方派系的消亡。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打贪腐去“山头主义”，四川周永康余党遭剪除，山西官场塌方最后牵出前朝大内总管令计划的“西山会”全军覆没，华南虎万庆良、朱明国的落马则重创广东本土势力，云南原省委书记白恩培的被查则同样摧毁了错综复杂的官场派系混战……一系列变革都显示出，所谓“地方帮派”的生存空间正越来越小。同时，中共逐步完善的官员异地交流和升迁制度，也使得各地官员拉帮结派的可行性愈加降低。

　　在当今中国，从1989年开始的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各方政治力量进入了重新整合、再平衡阶段。“政治强人”习近平上位之后多次强调“党内决不容忍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已经成为习近平辖下中共的政治规矩。因此，地方帮派结党现象也随着中国政治走向现代化逐步告别政坛，在中共反腐风暴覆盖全国的情况下，再谈党派已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