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攻守易位 亚投行暴露北京的野心

　　“亚投行”的“意向创始成员国”开始变得越来越多了，除去2014年时的亚洲诸国外，以英、法、德、意诸国为代表的“G7”要员也开始转向这个名义上是“亚洲”的机制来，更不消说早就暗送秋波的首尔方面。这种变化让北京无意间见证了历史的流转。当初在大西洋沿岸的世界经济中心，而今正在转移到太平洋岸边。

　　西方世界开始惊叹北京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当事国恐怕没想到这个天地翻覆的机会竟来的如此快。美国把“同盟国”强行纳入二战战后的全球经济体系，依靠布雷顿森林会议后的一系列国际组织和相关法案才经营出了当下的规模。相比之下，中国还没来得及做些强制措施，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就争先恐后冲到北京的旗下，把中国的标准扣在头上，作为此后比较大小的重要依据。这让北京的脸上浮现了扭曲的笑容：他原先只想在亚洲拓展客户的。

　　很显然，时代变了。当欧洲在美国处无利可图，在中国处却可以得到甜头时，“亚基投行”新盟员的出现其实只是时间问题。一个具备颠覆性意义的时刻已经到来，英、德、意、法甚至韩国的涌入意味着中美在世界经济游戏规则主导中历史性的攻守异位，中美之间的态势也大有可能因此陡然转个180度。

　　布雷顿森林 美国优势的根源

　　七十多年前，揽下二战遗产的美国利用近60%的全球黄金储备建立了自己的标准，把残破不堪的世界各主要国家聚拢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在这面美国的大旗下，伴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出现，入盟各国自然可以就货币事务进行共同商议，为成员国的短期国际收支逆差提供信贷支持，但这种支持的关键是以美国拥有全球近六成的黄金储备为最终前提的。破落的大不列颠在欧战之后已经难以维持英镑的名誉，贪婪的美利坚粉碎了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为英联邦留存最后一点面子的尝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由此也出现，成了可为美国私用的公器。

　　对于在欧战期间生产力遭遇严重毁坏、缺乏生产资产的欧洲老牌工业列强们来说，虽然布雷顿森林的规则过于严苛：美元短缺的现状让入盟各国继续陷入经济不对称的状态。对此，美国展开了与这一体系的配套措施“马歇尔计划”。在同期配套建立的“欧洲经合组织”等内生经济体的协力下，到1952年铁幕升起前，欧洲各主要工业国的工业生产增长了39%，出口增长达到200%，进口增长约为33%，经常账户更实现盈余。这也就意味着，尽管在这个时候美国用了强，但这对于其加盟国终究得先是一件好事：全球各大经济体由此从收支困难的泥淖中彻底跳了出来。否则，这个体系从最初开始就会出现崩解的痕迹。

　　作为布雷顿体系的直接产物，黄金由此疯狂的涌向北美大陆，美国占有的黄金几乎达到全球的四分之三。尽管此后美国黄金储备的总量再也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更因为美国在黄金储蓄与美元霸权地位的迷思，在二十多年后，“史密森协议”的出现更意味着如此体系在东方尤其是中国叙事里的“崩溃”。但美元至今仍是国际清算的支付手段和各国的主要储备货币。时至今日，美元还是战后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的角色。即便西方世界已经发现了美元霸权地位赋予的食利特性，他们自己却也一时拿不出一个“超主权储备货币”机制来给美国与美元套上笼头。

　　事实上，在北京拿出“亚投行”之前，各国圈内人士面对美国“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遗留问题往往只想来个“改革”。大家都表示自己并不想挑战美元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往往只用“建立一种国际机制”来搪塞。这一种趋势在胡、温的时代就颇有代表性。各国要人大拍其胸脯，称要“对美元的发行进行控制”，准备“建立一个相对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形成“一个不断调整的运行机制”，使之能够公平地、合理地、最大限度地促进各成员国经济的发展。但要如何做起，这就不免显得大伤其脑筋。美国对于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的优位终究是难以轻易撼动的。

　　历史的车轮 北京重铸秩序的野心

　　北京在国际社会里向来想不以“讨厌鬼”的形象示人，这也让中国在面对类似的经济难关时总想表现出一种“重铸秩序”的情状。譬如胡锦涛在面对这一问题时就八面玲珑地既表达了目的，又委婉的显示了野心。北京高呼要“通过国际合作，克服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弊端，逐步完善国际金融秩序”，进而“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时间，震天的战鼓就在北京敲响。

　　一旦中国的体系出面维持秩序，这就意味着中国、俄罗斯、印度等“金砖”新兴市场国家开始调整战后的IMF、世行的治理结构，让第三世界国家在其中有更多发言机会，也给美元上了笼头。换言之，如果北京的努力真的达成了“稳定国际金融市场、促进世界经济的恢复、加强金融体系监管、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等目的，这个克服了“布雷顿森林弊端”的体系想来也未必是当初那个“布雷顿森林”里的造物了。而从这里看去，如果北京要营造一个在中国叙事体系里看着“相对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留给他的选择恐怕也只剩下自己重起炉灶，与美国在另一条战线大战，而非小家子气地把IMF与世行搅得鸡犬不宁。

　　这样一来，当“亚投行”从地区性的组织变成全球性的机构后，在“金砖国家”、“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机制中积累了足够经验的北京终于有了个在意外中黄袍加身的机会。虽然没有一个具体的称谓，北京的体系就突然因此呈现了。它暂时没有改变当下美国建立的各种规则，但至少已经是北京乐于见到的这样一个机制：它开始真刀真枪地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遗产争夺支持者。

　　北京的诉求也意外的契合了苦于美元无人压制的欧洲发达国家的愿望。英、法、德、意各方虽然未必会全力支持北京，但多了这种北京机制后，至少长期以来由一个主权国家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局面就会得到明显挑战。美国的中央银行来决定货币发行，让全世界被动接受的局面也会因此一去不复返。

　　当然，北京的新机制其初心到底不是帮发达国家出头，它的基本目的恐怕还是得落实在扶助亚洲的第三世界国家身上。长期以来，IMF的贷款来源是会员国认缴的份额。认缴份额越多，相应国家的发言权也越大。由于欧美各国在IMF中占有的基金份额多，长期以来，IMF就被控制在欧美国家的手里。当以第三世界国家自居的中国开始为相关国家发声时，新兴市场国家从中国体系里得到贷款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了。这一点也是“亚投行”为其他十几个亚洲国家紧密跟随的最根本原因。

　　此外，中国作为经济体的吸引力恐怕也是全球发达、不发达国家选择北京体系的最终原因。中国人还在谦虚，欧美分析人士就已经指出北京体系是一种“国际社会已经建立的最高标准”。虽然包括沈大伟在内的很多学者最近在揭露中国崩溃的秘辛，可从当下这种众星捧月的架势来看，中国几乎成了疲软无力的全球经济的先导引路人，这种势头和美国在71年前从英国手中夺取了全球经济的主导权时一样猖獗。到了这个份上，北京所要做的也许就只剩下丢弃让自己显得毫无自信的自谦，拿出一点经济大国的胆气来。

　　很快，领袖的桂冠随着时代的潮流要从自由女神的头顶飘落到北京上空。当世界各国用脚投票决定游戏的主人时，与其说中美的攻守易位或许都显得过时。时代时刻在变，对于国家来说，除了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最主要的还是国家利益。中美之间的风水轮流转已经见证了这一点，伴随历史的车轮碾过，也许今天的人们会为目击历史而自豪。